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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9 23:25:51瀏覽1698|回應18|推薦18 | |
我批評「人本主義」、「自由主義」與「浪漫主義」,而偏向某種「理性主義」。對我而言,人本主義可能太偏重「主體性」原則;自由主義可能中心無主而縱容自我中心;浪漫主義可能缺乏理性態度。但我並不是說這三種思潮一無是處,我甚至認為三者都值得肯定。只是理性(rationality)很可能必須要在集體生活中佔據上風。也可以說,感性必須在理性容許的範圍內,人的主體自由也要受到理性的不斷審視與調節,尤其就集體生活來說,必須如此,否則恐怕就災難難免。
但是,反過來說,「理性」概念本身也可以被質疑。我們似乎並沒有充分理由相信人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理性」能力,藉著這種能力,人便可以勝任集體生活。「理性」,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人對人類自身所擁有的超乎其他生物的積極能力的籠統稱謂,由於不明所以,而更添加理性的神秘性。「理性」概念的意義其實一直在改變,長期而言,趨勢是朝向去神秘化與狹義化,理性逐漸轉變為只是指「有意識地運用人的認知與推理能力,並使行動在邏輯上具一貫性」的行動特質。人腦則是提供這種意識活動的有機實體。所謂「理性」實際上可能只是腦部結構的綜合功能的某一面向,而這個「理性」面向只是理論性抽象,並無實質對應的實體,也就是說,人的腦部結構似乎並無所謂「理性」這個區塊。問題是,腦部並不只有理性功能,而且也不都是支持「理性」的特質。人的非理性特質的強度絕不可低估。在這種情形下,要讓理性在行動中,特別是在集體行動中佔上風,難度實在很大。
總之,我以為人其實並不擁有「理性」這個特質,但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卻需要理性;就像人也沒有內建的道德意識,但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卻需要道德。從而我們需要在文化價值上強調「理性」與「道德」,並且通過教育與文化薰陶來形塑這些並不先驗存在而只是具備某些有限基礎條件的特質。
過度強調理性行動,很可能使生活顯得嚴肅而呆板,缺少趣味。長期以來,我們知道巴黎比倫敦更吸引各國旅遊者,主要理由很可能就是前者的浪漫主義色彩較濃厚。許多人都容易被浪漫主義所吸引,而覺得理性主義令人乏味。而且,長期的理性態度也往往容易讓人疲倦。有些人的生活態度是:平常長時間鬆散,然後在特定短時間裡激情衝動演出,某些革命行動可能就是這種集體行動模式裡的一環。但是,在集體生活裡,這種態度的結果可能就是悲劇。
所以,應該是理性主義態度,而不是先天的理性能力,是我們所依賴的集體生活方式。而前者是一種需要努力去建立的習性。我們至少可嘗試提倡一種關於理性行動的「價值取向」,強調理性行動的價值,特別是在集體行動中,其中包括警誡大家集體激情之害,而不是鼓勵大家盡情放縱集體激情。如果這種理性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就可能會產生積極的歷史效果。我認為英國16世紀以後的發展平順主要就是拜新教倫理帶來的「倫理理性化」與「自律」習性之賜,也就是某種理性主義的色彩。反之,法國顯然更傾向浪漫主義,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其文化特質容易促成集體的激情行動,並實際帶來更多悲劇。前述巴黎與倫敦的差異,也可能與兩國的文化價值取向的差異有關。
有些人可能會說,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狀況與英國光榮革命以前大不相同,法國的專制王權已經腐敗,而卻又極度壓制大眾,如何可能理性爭取合理民權?從而,不革命行嗎?(前中共文化部長王蒙也曾就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處境這麼提問。)
傳統中國一般較少浪漫主義色彩,但是一般人同樣也欠缺理性訓練,而在特定時刻容易任由集體激情引導。就像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種集體激情的表現,反映出集體理性的缺乏與理性主義(此處指對理性行動的文化價值強調)的缺乏。所以我希望能多種下一些理性主義的思想種子,或可減少問題與悲劇。
有些人強調,要改變不合理結構必須依賴革命,而革命必須要激情,否則如何能有足夠的動力。革命行動者往往覺得,革命才能達致快速的進步,才能快速拯救受苦的民眾。他們無法忍耐其他的緩慢改變,批評其無效率或緩不濟急。我並不反對革命在某些情境下的必要性,我甚至不能否認特定情境下革命的暴力必要性,但我以為有些問題可以盡可能先用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凡有結構不合理處,譬如社會貧富懸殊,先就開始做理性探討、揭露問題,大家再理性尋求解決問題。這樣,不合理結構先就可能被緩和或消除,就再沒有(暴力)革命的必要。
真正的問題是,大家先不能理性面對與處理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任問題積累、惡化,然後在問題已經嚴重惡化的時候,再想藉激情革命一舉解決問題。我們有很多人在平常都常會抱持避開問題的態度---或者忙於個人日常工作,或者試圖尋找正面價值而同時避開討論生活裡的問題面,又或者嬉笑怒罵而不願嚴肅面對較深層的問題。如果有人將問題予以揭露,他們還可能覺得這是在搗蛋、找碴,因此抱持厭惡態度。我以為,這些逃避態度都是使問題積累並惡化的原因。逃避者未必是問題的直接製造者,但是他們對問題的消極態度仍然可能是使問題惡化的原因之一。
當然,有些人是對問題抱持批判的態度,但是,作為怒罵者,許多人仍然可能避開深層自剖式的問題檢討,而只是將問題他者化、淺層化。簡言之,我們總是罵別人的不是,特別是那些已經被普遍賦予負面刻板印象的他者,譬如「無能政府」、「獨裁政權」等,從而我們就不必面對如下的可能尷尬處境:問題也可能出於我(群)自己,我們自己的行動也是構成那不合理結構的一部分。
從實際經驗看來,當問題已經嚴重惡化以後,欲藉激情革命一舉廓清結構弊端,帶來美好的集體生活,這種樂觀期待往往是虛幻的,通常都會落空或是不可靠。我們需要的是在平常的時候,大家就已經努力朝向理性行動,探索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並努力尋求理性解決問題,以期將問題消化於無形。這應該才是比較務實可行的途徑,雖然它反而常讓人覺得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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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