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立足台灣，放眼大陸」是一種特定時代的主權觀念與心態，而「台灣與大陸互不相隸屬」又是另一個截然不同時代下的主權觀，各有各的國家利益主張。目前兩種主張並存於台灣的政治論辯場合，在未來的選舉競技場合，仍將持續互相較量下去，鹿死誰手難卜。

可見在國家意識認同傾向不同的情況下，認同統一與獨立的國家意識，會導致在認知國家利益的不同。如果再從語意使用上，區分政府在制訂兩岸關係政策上，究竟使用「大陸政策」、「兩岸政策」或「中國政策」，三者之間的定義所代表之不同涵義，都值得詳加區別與探究。

歸結其主要緣由，在於其各自所代表的政治背景與所蘊藏的意涵，乃是從主權獨立與附庸，對等與從屬，或是抗衡(balancing)與扈從(bandwagoning)[1]等不同角度而立論。台灣內部存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政治勢力，基於相異的國家利益觀，對於美國、中國等強國的關係或外交策略，有些偏向支持抗衡，有些偏向扈從，這些多元的政治光譜都反映在台灣社會內部，並因為政黨存在不同的國家認同，從而在政府體制或進入體制後，擔綱或變身為執政黨時，對於國家利益與兩岸關係定位，就會採取不同的兩岸政策(或大陸政策)，使得政策無法延續。

石之瑜(1999)從政治學心理分析與決策分析的角度切入，認為決策者在不同的政治態度影響下，對兩岸政策也會採取不同的決策與做法，[2]也可說明本文對前面所提不同領導人，在不同政黨屬性時，對兩岸關係與國家利益的認知不同，因而採取不同的兩岸策略的論證。

又如，蔣介石統治台灣之初，一切以三民主義做為國家認同建構的張本，欲求對台灣住民「去日本化」，加強對於中國的認同，因此，在兩蔣時期，兩岸關係理論上，早期是以「內戰理論」，晚期是以「同一性理論」，做為對大陸的基本態度。李登輝時期，從「一個中國」轉為「台灣優先」，再強調「兩個政治實體」，主權獨立，互相平等對待，以至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採「分割理論」做為基礎。至陳水扁時期，直接訴求台灣和大陸互不隸屬，是「一邊一個國家」，採取「分解理論」。台灣人民與領導人在國家認同有不同的信仰，其結果自然就決定兩岸關係的起伏，而主要的關鍵在於其所採取的兩岸策略不同。偏向對抗，凸顯威脅中國的統治地位，則兩岸關係必然緊張，如1950年代的軍事衝突、李登輝與陳水扁凸顯台灣主權，挑戰中國所引發的衝突；相對地，偏向和解統一或妥協，兩岸關係就趨於和緩，例如，從開放探親到頒佈「國家統一綱領」的這段期間，營造了兩岸關係空前的緩和狀態(劉文斌，2005：378~382)。

從這些角度的觀察似乎就可以瞭解，國家利益的定位因為涉及執政黨對國家認同南轅北轍的差異，導致政府在處理大陸政策時，出現「一國兩策」的變異情形，也就不足為奇。

伍、結語

面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地位的崛起與綜合國力的快速上昇，台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面臨空前的威脅，台灣究竟應走向何處? 有人主張暫時擱置統一、統合、台灣獨立等等無謂爭議，在歷史潮流不斷向前邁進的腳步中，恐是不切實際的倡議;唯有盱衡情勢，審度時勢，與時俱進，抱著變革與創新的頭腦和觀念，正面迎接爭論與挑戰，才能為台灣的嶄新未來，帶來合適的答案、契機與希望，不能永遠耽溺於光榮的傳統與固有的思維窠臼之中，走不到創新的坦蕩大道。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對於「變革」認為，領導人和組織缺少自我改變速度，將造成組織成長的一大障礙。人們對「變革」的低容忍度，有時會讓他們排拒自己都認為是很好的變革[3]。「變革」與「創新」是社會進步的一體兩面，也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永續長存的關鍵[4]。英國老牌百貨連鎖名店馬莎百貨(Mark & Spencer)董事長麥納斯(Paul Myners)對於「變革」與「創新」，認為：愈是歷史悠久和文化背景濃厚的企業，實不應沈迷於過去的盛名和成就，應該適時地換新腦袋，讓企業在日趨競爭的環境裡，擁有牢固不破的競爭力，才能經得起世紀的考驗[5]。

國際關係結構論學者瓦茲(Kenneth N. Waltz)將國家比擬為企業，幾個強國比擬為各國大企業，藉以闡述兩者在追求生存利益時，都是相同的道理(Waltz，1979：134)。這些意見確實都值得我們在重新檢視兩岸關係時，做為嶄新思考與認知上的參考。目前，除了傳統的兩岸統一論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之外，「維持現狀」、「台灣主體利益」的論辯都加入台灣的選戰議題論辯當中。可是除此之外，是否還有第三、第四種改良路線或主張，值得現代居住台灣的全民去反思、評估和採用？譬如，與其盲目追求統一與台灣獨立不可得，不如追求台灣自立自主的策略，建立台灣成為和瑞士、泰國、奧地利相同的國家，採取中立國政策，不過度傾斜任何強國或與之結盟，而是與強國間維持等距關係，善用槓桿作用，避免捲入強國紛爭，以期創造台灣中立的角色和價值。當然，在策略上，應力求避免採取台獨對抗式的兩岸政策，不挑釁，不搞對抗，追求區域和諧，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共生共榮，致力內政，養民休息，發展經濟，培富強民，同時，並應跳脫台灣獨立與維持現狀的爭議，甚至摒棄過度偏倚大國或附從強權的「準投降或被收編的心態」，進化成不偏不倚任何強權國家的自立自主、真正具有「自由意志」決定自己前途的國家，袪除小國家必須仰人鼻息，對大國非得採取扈從或抗衡策略，以求自保的無奈。至若未來人民仍舊得以依照住民自由自主原則，及國際環境變化等因素，保留各種選擇彈性，係一項絕佳政治選項。

再觀察美國與日本於今年4月間，召開「美日2+2聯盟會議」，發表「2+2共同聲明」，將安保聯盟的共同戰略目標，排除「台海問題」在內，引發國際間對區域情勢可能影響與發展的好奇。此次事件更顯示小國依怙大國所產生的「棋子現象」，也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大國當棋手，小國當棋子，無奈地成為國際政治玩家手上的籌碼之窘境。如何反制這種近乎宿命的「棋子現象」？躍身成為自己來主導棋局，成為玩棋的贏家？這是值得台灣加以深思研究的。因此，爭取成為中立國地位，發展等距對外關係的政策，創造「祥和共榮」的國際情勢與國家環境，以利台灣營造安全穩定的長遠發展環境，確實是值得深思的新策略路線之一。

總之，對於台灣當前的國家利益，本文擬從「本體論」的立足點出發，撇開統一、統合、台灣獨立的無謂爭議，建議新世代政治菁英應崇尚「務本精神」，強調「務本政策」，共同尋找台灣的本體利益的定位，發掘適合台灣自己可長可久的利益，才是根本之務。

中國政府即將於2008年8月舉辦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2009年10月舉行開國60年紀念活動，2010年舉行「上海世界博覽會」，2011年在廣州舉辦亞運會，2012年在深圳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一連串五年的國際大型活動對提昇其國際形象，增長其雄厚軟實力，恐不是台灣短期內可追趕所及。盱衡當前國際環境，對抗大國並非台灣實力所能負擔與支撐；尤其是在軍備競賽上，長期而言，是否為台灣所必須？允值加以詳加研究。而扈從任何強權國家，只會招來另外一方的不滿與打擊，因此，在對抗與扈從之外，要從台灣自己的立場和角度，考慮台灣自己的利益所在，找出最適合台灣本體的第三條路; 也就是優先確立台灣的本體利益，才是追求對外政策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只要對台灣本體的國家利益有絕多數共識，凝聚為台灣的「本體利益」，其他的配套策略即能應運而生，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前述「務本」及「中立之道」，諒可做為我國在處理國際關係與對外關係，面臨對抗與扈從之抉擇與困惑時，長保台灣免於無謂的統獨爭議與內部自耗，促進內部和諧與團結共識，一起致力政治與經濟建設，創造中立和平安全環境及新的國家利益的良方之一。尤其，在當今大國外交主宰國際政治的環境下，既不拉幫結盟，再以中立取代對抗為訴求的對外政策，較易爭取國際社會輿論同情，並進而獲得國際社會接納！更何況，昔日長期實際經驗證明，訴求統一或獨立等舊政策的理論，已到了必須尋求突破創新，以形塑新時代國家利益的時刻。

Correlatives between the Cross-Straight Poli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aiwan: a Comparison with two Different Ruling Regime

Abstract

When we want to construct a systemic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we shall set up the approach from making the priority of national interests, planning the national goal and policy, as to enforcing and accomplishing the concrete programs of plans. This article has been trying to approach the comparison of every different stage on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ross-Straight relation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with two different ruling governments, based on the chronological analysis, and explore to fi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rrelatives between the Cross-Straight rel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aiwan; from which, therefore, we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new inspirations to help us in making up Taiwan’s new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olving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Cross-Straight relation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re are some factors such as regime change or leadership shifting, usually affec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Cross-Straight relation, in which the Cross-Straight policy and relation has been mobilized by the change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exposed in a bunch of different shapes.

After all, Taiwan, relatively as a small country among the world, has two options to secure its interest through taking eithe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strategy if we assess the situ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if we would be prone to have alliance with big powers. But we should apply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to seek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 and find the right third option as the best choice, like the foreign policy of neutralization applied in Thailand, Switzerland, Austria and etc.; with which we could serve our own best need without confronting with or subordinating to any big power, especially to U.S.A. and PRC, maneuver the equilibrium diplomacy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inside and outside to develop our society as well.

Key words : National Interest, Cross-Straight relation,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