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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24 17:06:13瀏覽37｜回應1｜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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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顯然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並在國民黨懷抱中尚未長大的中國共產政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抽身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包藏禍心的“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因為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國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將之逼迫在任其竊奪的境地，或將蔣介石徹底打倒，以從根本上阻斷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豐，氣候已成，到那時，便不是國民黨要甩掉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了。這才是蘇俄與中共要堅決反對北伐，並且反對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則破壞之，破壞不成就乾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議。蔣的北伐建議，立即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的一致反對。鮑羅廷更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以季山嘉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三個月後，當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已經決定北伐，半年之後，當蔣介石已經領導北伐勝利出師，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雜誌仍然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證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應變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北伐“難題”。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卻要“從各個方面以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參見本卷第二章），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特別要注意組織農民，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當國民革命軍剛剛勝利出師北伐，中共又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認定“農民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地進行，就在於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九月，鮑羅廷又根據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一再指示（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一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說，再一次強調“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蘇俄顧問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和北伐已經勝利進軍的最初日子裡，在反對北伐不成而只好順應北伐之時，一再地將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層次，其目的，無非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藉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正是在這樣一個陰謀方針的明確指導下，蘇俄和中共才在反對國民黨北伐失敗之後，變反對北伐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不僅聲震全國，其“實績”，便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逼進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北師大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漢如此，上海亦無例外。如前所說，中共不僅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18 由是，整個上海禍心包藏，陰謀待發；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嘆“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煽動暴民運動，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這個後果，實在是將北伐打倒軍閥的意義，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極的地步。對此，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過來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其時，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的名言，即指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實為此一階段蘇俄與中共所蓄謀製造的“共產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確的證詞。
誠然，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發動共產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著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著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第二、盡力發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產黨力量）。第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舊軍閥出身的唐早有圖據兩湖之心）。第四、鞏固左派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21
四個月後，當武漢已經成為工農革命的中心，鮑羅廷已經深信“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時，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經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22 為他們所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又作出了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在遷都武漢途中堅決反對蔣介石敦促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暫駐南昌，再一次借遷都挑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為重新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做足了輿論準備。蔣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敗，並迅疾迎來了蘇俄和中共對他發動政變的厄運。特別是汪精衛在蘇俄和中共“迎汪反蔣”陰謀下回國以後，他非但不聽取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勸告，不僅大言“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而且與中共黨魁陳獨秀發表了“聯合宣言”，隨後便赴武漢“俄國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國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豈但不可免，北伐軍的分裂和內戰亦終於爆發。若不是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在此關鍵時刻痛下了“清黨”的決心，則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三個手段是製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軍攻下南京的當天，在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有一些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悖發國際事端，不僅引髮美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砲，造成南京民眾死傷甚重，而且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乾涉。事後，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後來，因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乃使罪證確鑿。該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這份訓令不僅在口氣與內容上，與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轍，而且與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命令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完全一致（詳見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作證時曾明確指出：“計劃南京暴動者，似有意使西方強國與蔣介石為難。”雖然這一場以襲擊外國人為手段，意圖挑起列強干涉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蘇俄和中共為破壞北伐，已可謂心機用盡，更可謂手段用極。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蘇俄與中共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實已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嶄新國民革命政權的建立，不但沒有給北伐勝利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氣象，卻反而製造了無窮盡的亂象，將曾經一心嚮往北伐的無辜民眾，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淵。
但是，正是這一切才最終逼出了國民黨“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決心，以將三年來借俄援和容共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破壞北伐的蘇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清除出中國國民黨，並由真正的國民黨人來建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取代已經完全被蘇俄顧問所操縱的武漢“俄國政府”。但是，蘇俄與中共卻以為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時機終於到來：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遂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褫奪他的一切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則提出了“南伐”，要漢方的北伐軍打回廣東去；中共領袖周恩來竟堅決要求“東伐”即東進討蔣，以誘發北伐軍的內戰；蘇俄顧問鮑羅廷因以為“他的箱子中還有草”，23 仍妄想繼續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們，因出於良知未泯而要求繼續北伐。因為他們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軍心和民心。24 但是，漢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嚴重不穩；夏斗寅的“叛軍”已經順流而東下；25 “馬日事變”的槍聲更是震撼了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政權；26 曾為鮑羅廷誘惑的新舊兩棲軍閥唐生智已擅自還兵武漢，雖願反蔣，卻同樣要反共拒俄；27 連曾經近俄親共的馮玉祥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並與蘇俄疏遠，更在對是非、權力和利益的比較中，由武漢轉向了南京…… 28 斯大林給中共的一紙“訓令”，雖然推動了中共最後的背叛，但這一紙“訓令”對汪精衛所起的反面效應，卻是逼出了汪精衛“分共和驅俄”的決心。恰如汪精衛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29 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希望全絕”而待罪歸國；中共卻在斯大林親自派來的又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領導下，作出了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舉起了他們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並從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國落後、偏遠、貧窮的農村，到處煽起了“望岱叛亂”的火星，30 點燃了叛變的烽煙。中國的共產革命亦終於從俄式共產革命走向了“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他們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國的歷代封建專制王朝和綿延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而是歷盡艱難才推翻了專制王朝和專制制度，又歷盡艱難才奪取了十七年反復辟勝利的新中國──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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