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反思：“晋商”批判

　　明清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唯一的骄傲。每当有人问及山西人在当代为什么手中的孔方兄会越来越瘦小时，山西人总会自豪地回答，我们的祖先可是了不得哟，生意曾做遍天下，太谷还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呢。在中央电视台2000年元旦播放的“回首千年”特别节目中，山西电视台选送的节目也是山西的几位经济学家赞美明清晋商的丰功伟业，慨叹当代晋商的今不如昔。确实，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因此，写下这个题目时，笔者心里曾慌慌了一阵子，害怕山西同乡说笔者是不肖子孙，竟然敢挑老祖宗的毛病，为当代没有取得成功的晋商辩护。笔者以为，在对世纪开始之际，反思明清晋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探讨当代晋商落伍于时代的缘由，对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的山西人而言，有着警示和猛醒的作用。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为自己没有能够接续祖先的辉煌而悲叹，也有人愤而出走他乡，也有人怒而崛于故里。然而，悲叹与行动都没有能改变山西人的命运，山西还在继续落后，山西人还是越来越穷。贫穷如同一团乌云，压在山西人的头上。

　　其实，当代山西人既没有必要为自己没有能接续组先的辉煌而沮丧、懊恼；也没有必要再盲目地为祖先取得的成就而骄傲。理由很简单，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惊山震海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明清晋商创造奇迹的特殊条件；当代晋商所以没有能接续祖先的辉煌，也有当代晋商不能接续祖光辉煌的特殊原因。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原因，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是兴起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开中法。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但是，在对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因开中法而兴起，理论界却意见不一。笔者以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总体评价明清晋商兴盛衰亡的缘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根据辩证法则，内因须通过外因而起变化，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对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这一事件而言，开中法是外因，那么，与外因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内因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虽然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要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两点，一是长期进行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二是长期毗邻皇权中心造成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

　　先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古代的山西曾经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一页）然而，随着垦湖为田、毁林为田行为的日趋严重，至元末明初时，山西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乾隆《太谷县志》卷三）“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文中所言之凄恐之状，读来令人心惊胆寒。

　　再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演变成一个政治上懦弱战兢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长时期与皇权中心毗邻，经常遭受威权压榨所致。虽然山西在华夏文明早期产生过炎帝在长治巡游、于临汾教人耕织、女娲在阳泉炼石补天，大禹于灵石决口引水。但是，随着华夏民族由方圆走向统一，皇权中心不断转移，山西长期处于皇权中心身边之地的位置，特别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紧邻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不得不时时提防着皇家军队的马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上山西受到远甚于其他地区的压榨，政治上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兴起于晋阳，因此认为晋阳是“龙城”，在加大对晋阳开发建设的同时，为了防止晋阳再生异龙，采取了明扬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伐汉攻占晋阳后，为绝异龙之患，火烧水灌了晋阳城，使千年古城变成废墟。五年后，宋朝大臣潘美依托唐明镇重建晋阳城时，将城建成了丁字型，意为斩断龙首。此两朝的威严统治使山西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留下固执之外，豪勇与强悍渐渐转换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对元朝统治者实行的贵族享有“初夜权”的特权，百姓则受“十户连坐”管制的暴政统治，山西成为绝少出现反抗的地区之一。

　　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山西人渴望去贫致富；一方面因为公共心态的压力，山西人不敢擅自行事。这就是明清晋商所以能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说明在元末明初的山西人脑海中，此一种思维定势已经形成。也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的山西，在中原诸州“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还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前的山西人因“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因不足耕也”（《五台新志》卷二，生计）的原因，广泛从事干贩运业、工商业，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更是因为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已经从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五页）的山西人，才能敏捷地、义无反顾地抓住明政府实施开中法的机会，利用山西北部为明北方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渐趋发展起来，竟至创造出明清晋商雄峙天下的辉煌局面。

　　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于洪武年间制定的“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解决北边驻军军饷的政策。其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明王朝之所以要实行开中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军粮响，而当时边军驻扎的重镇均在山西以北，其缘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不断骚扰边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带设置重兵防御。为了解决数万大军的粮响，明太祖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借此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当时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由此也可以说明，明清晋商的兴起是由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如果用等式来表示，明清晋商的兴起可以用如下等式来表示：

　　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

　　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直至清中叶才达到鼎盛时期，其缘由同样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和当时特有的外部环境有关。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清晋商不在明中叶就发展到鼎盛时期，而要拖延至200年后另一朝代的中叶了。因为渴求获取最大化利润是所有商人的同一目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其实又何止是商人，根据泊普金的观点，所有的人都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来做理性的决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农民与商人也没有不同。

　　明清晋商所以会在明中叶时才得到迅速发展，理论界的看法是明中叶时，鉴于开中法已无法维持，明弘治五年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明清晋商得此条件后，开始由屯边向内地转移，得以迅速发展。笔者对此也是赞同的。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除了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折色法的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这一点，非常重要。资本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资本，明清晋商就不可能抓住明政府改开中法为折色法的机会，迅速发展于内地、境外。遗憾的是，迄今仍很少有人对这一点给予应有的重视。就是明清晋商自己，在当时也没有过分重视这个问题，使其成为明清晋商的致命弱点之一，为明清晋商日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至于明清晋商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的具体原因，如果也用等式来表示，可以得到如下等式：

　　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

　　与上一个等式相比，必要的资本取代了地理位置，由此可见资本在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于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后才发展到鼎盛时期，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常理分析，与威权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清晋商，在明王朝垮台之后，也应该随着垮台才对，但为什么反而会在清中叶又发展到鼎盛时期呢？笔者以为，此种现象的出现仍然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有着密切关系。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明清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徐宏亮《龙江过略》）当时的明清晋商在与满人的交往中，其实是充当着满人的物资供应商和事实上的情报提供者，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明清晋商在清兵入关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吴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清政府人关后，蒙召边境明清晋商入京，设宴招待并赐上方服撰的事情。据方志载，“明末在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商人均为晋商，他们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他们一直与满人频繁贸易往来，清政府进关后，八家商人均蒙召入都。”明清晋商与满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还使得明清晋商能够由明朝的商帮摇身一变成为清朝巩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不仅元气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反而得以倚仗清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明清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资本实力已远非明朝时期所能比拟。嘉靖年间，严嵩之子严世蕃在谈论天下富豪时，将资产达百万以上者列为第一等，全国凡17家，山西有三家。然而到了清中叶，山西资产逾百万、千万银两的豪商大贾已比比皆是，仅据《清裨类钞》中的统计就有数十家。另有史料载，“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明清晋商中的富商聚集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山西南部转移到了位于山西中部的汾州、太原两府。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由明至清，由于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和明朝对工商业的苛政、清初的战争等因素，农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富商受挫，致南部客商日益衰败，中部商人逐渐兴起。清康熙时期，富商集中在平阳府和汾州府，至嘉庆道光时期及其以后，富商几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两府。”（黄鉴晖《山西票号史》88页）笔者则想补充一点，清时山西富商会由山西南部转移至中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中部商人与满人有更多更密切的关系。明时，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屯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清政府建立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仍然与满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商人，倚仗威权致富。如介休县的范永斗一族，其后代不仅买断过清廷的办铜业务，祖辈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至毓字辈与清字辈任现职的达数十人，是当时灸手可热的一门豪贵。

　　关于明清晋商的衰亡，理论界将主要原因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明清晋商自身的责任则轻描淡写。笔者则以为，明清晋商所以会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明清晋商自身的弱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晋商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与威权勾结是明清晋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明朝，明清晋商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如独专铜业采购等。不过，明清晋商在与威权勾结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威权对自己的残酷压榨。在明朝，由于从朱元璋开始，一直提倡节约资财，要百官生活务俭。制定的文武官员的俸禄数额极低，根本不够各官的生活用度。明代一石米为120斤，人均基本口粮就需要三四石，而一般的县官每家连仆人在内均有一二十口人以上，而一年的俸禄却仅有90石，仅靠俸米，连糊口也不容易，更不要说支付其他生活费用开支了。这就造成“官俸不足于养廉”的局面出现。“明朝廷制定这种俸禄制度是为了纵容百官向民间自由摄取财务，使百官与百姓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朝廷超然在上，相机揉和，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可将朝廷与人民的矛盾简化为黎民与官吏的矛盾，害了人民，便利了朝廷。”（李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49页）清朝廷在制定官俸时因袭明朝，并更甚于明朝，以至造成京官坐不起轿，只好徒步上朝的现象出现。“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康熙帝镇压三藩时，国家财政困难，数年不给官吏发俸薪。”（陈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65页）另外，清廷还公开允许地方官收取火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自然就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山西盐商经营河东盐池及其它盐的运销业务，按理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事实上却连年亏损，而不得不设法摆脱运商。这与清政府苛捐杂摊。地方官府的敲诈勒索有直接关系。据记载：潞盐行销三省的正课银每年仅为139421两，而附加科目竟达31项，实征课银达655794两，超过正课银数倍。”（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90页）“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钜，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更有商厅每年摊派五六万至十万余两之多。”（《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可见明清晋商当时承担的捐摊有多么严重。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资本繁荣有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出现被威权抛弃的情况后，明清晋商目是难以应对。其次，明清晋商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使明清晋商的经营方法不能适应在清末明初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86页）的中国市场，无法应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诸如明清晋商发展到清末，凡大商家均有票号，而这些票号大都是无限责任制的，信贷方法也是信用担保祛。面对国内外新兴起的有限责任银行的竞争、抵押发款的冲击，明清晋商没有顺应时势，改变自身，而是拼命死对，顽固抗争，其结果是一败而永败，再难谈振兴之事。

　　从理论界到各界人士，到几乎所有的山西人，在评论明清晋商的成就时，普遍对明清晋商以“信”求财的行商方式大加赞赏，也不乏此一类典故问世。据截：“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2日版）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明清晋商轻视资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供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抱槐山西”）对商家如同命根子一般的资本竟采用如此轻松的处理方法，如果说在没有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封建时代还不失是一种经营手段的话，那么在由封建信用制向资本信用制过渡的时期，此一种经营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至于现代、当代晋商之所以表现平庸的缘由，同样是个受到所有山西人关注的问题。一位研究阎锡山的美国人唐纳德·Ｇ季林在其写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对30年代的山西人有过一段入骨三分的描述：“人们经常描述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大量洋货源源不断流入市场，极大地压抑和减少了山西自己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这一打击使得许多私营企业包括省里最大的面粉厂及一个主要的棉织厂破产关门。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文史研究》1990年2期70页）读了以上文字，笔者由不得想到当代晋商在煤炭、焦炭、钢铁等山西的主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采取的诸种自残自戮的手法，简直与季林笔下的30年代晋商的行为一摸一样。既然如此，当代晋商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纵观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然而，当代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是明清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因此，当代晋商在当代经济活动的种种行为，就如同用大刀砍坦克，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在山西，发生在当代晋商身上。特别是明清晋商那种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仍残存在当代晋商的观念之中，就不难理解当代晋商为什么在经济活动中，不找市场找市长，为什么会热衷于包政府工程，做国家的生意。再看由此带来的“锦绣太原城”中歌厅林立、澡池纵横的奇景，大酒店门前车水马龙的怪象，就会知道此一种商业运行规则带来的必然是拉美式的畸形繁荣，一种比剥夺贫困人口利益、漠视贫困人口利益为代价的畸形繁荣。

　　由此可以说，当代晋商之所以会表现平庸，山西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晋商的观念还没有转移到与当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在对明清晋商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界也过多地强调了明清晋商勤劳朴实、管理严格等等优点，并使其成为一个压在当代晋商心头的一座大山，使当代晋商望高山而仰止，油然生出一种自卑感，直接影响了当代晋商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明清晋商当时将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做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是因为习惯的作用和现实环境的压力。那么，在市场决定国之贫富、省之贫富、人之贫富的今天，当代晋商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走明清晋商的老路，当代晋商为什么还会把这种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方法当成康庄大道呢。这其中既有文化积习的作用，更有理论界的误导作用。清末明初，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人物渠本翘，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力劝同仁顺应潮流，改票号为银行，挽颓局于复兴。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的原因，渠本翘的泣血之呼换来的是同行们的笑骂。等到同行们认识到渠本翘的话是正确的时候，明清晋商已无力回天，终于有了山西票号的大溃退，明清晋商最后一道防线的大崩溃。当代晋商中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位本应该让山西人牢记住的革新人物，当代晋商中也很少有人潜心研究过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当代晋商表现平庸的深层次原因。这其中有当代晋商们的责任，更有山西理论界的责任。山西理论界自身同样存在的严重的媚事威权的思维定势，再加之因时势变化带来的心躁情急、急功近利的公共心态对山西理论界的影响，山西理论界没有挑起引导当代晋商正确认识自己，认知祖先，了解经济发展趋势的重任。当代晋商没有取得应有的业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辉煌，源于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当代晋商所以会表现平庸，则是因为继承了明清山西人的思维定势的当代晋商，面对的已经不是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因为当代晋商的素质低于老祖宗。明白了这个道理，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就当代晋商而言，要想接续祖先的辉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出媚事威权的怪圈，走出注重人事的死胡同，走出轻视资本的沼泽，把眼光伸向深邃奇妙、紧张激烈的山西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把精力集中到研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上去。当代晋商如此做了，再现先祖辉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822年，清末的文化思想家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的龚自珍，在其构意冽辣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曾经建议将城市中的无业人员西迁，使之成为有屋有业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有两个地方的人不用考虑西迁问题，一是江浙一带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软，耐不住长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涉，毋庸议。”现在，这位伟大的文化思想家所言及的“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不过，笔者仍然满怀信心期望着，也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以潜力产品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启动，给笔者和所有的山西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战略决策如果实施成功，山西省力将会大大增强，距山西重归“海内最富”的距离自然会缩短很多。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决策，山西要想再成为“海内最富”，仍然要靠当代晋商的奋力拼争。在此文末，笔者要向当代晋商大声疾呼：站起来，向市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