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詞創作應當遵循漢語言聲韻發展規律
唐詩宋詞，使中國享有“詩國”之盛譽。因此，在廣義的詩的範圍之內，以格律化為特徵的舊體詩詞，曾長期是詩歌創作的主流。雖然在中國，“詩”的概念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廣泛，但在詩的創作、理論與品評上，中國有著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特的詩的傳統。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民族虛無主義的一度泛起，舊體詩詞而今卻處於難以發展的境地。原因一是舊體詩詞在現代曾遭到兩次厄運。一次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衝擊，第二次是在“文革”中被列為封建主義糟粕遭橫掃，以致形成繼承上的斷層；二是近年來雖然形成了一股“中華詩詞熱”，但由於詩詞界絕大多數人堅持使用《平水韻》等舊韻創作舊體詩詞，以致使舊體詩詞難以普及，因而，也難以振興，難以發展。於是就有人提出了改革舊體詩詞的問題。而改革的焦點也就集中在改革舊韻上。
關於此，筆者則認為這是一個應當遵循漢語言聲韻發展規律的問題。即舊體詩詞的格律化特徵除平仄律、對仗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講究“押韻”。但由於千百年來語言的變化，再使用舊韻創作格律詩詞，就難以做到“協韻”了。所以，遵循語言發展規律，採用現代漢語聲韻，即新韻，才能合律。關於這一點，無論古人和今人，都有所論述。
所謂“葉音”，就是臨時改讀，以求押韻。可見韻是詩詞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從《詩經》到後代的詩詞，差不多沒有不押韻的。民歌也沒有不押韻的。在北方戲曲中，韻又叫轍，押韻也叫合轍。一首詩有沒有韻，是一般人都能覺察出來的。無庸置疑，押韻的目的就是為了聲韻的諧和。因為同類的樂音在同一位置上的重複，可以構成聲音回環的美。
但是，為什麼當我們讀古人的詩的時候，常常覺得它們的韻並不十分諧和，甚至很不諧和呢？王力先生說：“這是因為時代不同的緣故。語言發展了，語音起了變化，我們拿現代的語音去讀它，自然不能完全適合了。”
例如唐杜牧《山行》詩的韻腳“斜”字在唐代讀sia(s讀濁音)，和現代上海“斜”字讀音一樣，因此 “斜”字在當時是與《山行》詩中其他韻腳“家”、“花”字是諧和的。但按現代漢語讀音，“斜”字當讀xie，與“家”、“花”二字則不是同韻字。
再如，唐李益《江南曲》詩的韻腳“期”和“兒”二字，按現代漢語聲韻是不能算押韻的。但按照上海的白話音念“兒”字如ni音（這個音正是接近古音的），那就諧和了。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王力先生說：“今天我們當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按照古音去讀古人的詩；不過我們應該明白這個道理，才不至於懷疑古人所押的韻是不諧和的。”
關於今人寫舊體詩詞用韻問題，王力先生也認為“不一定要依照韻書來押韻”。他說：“古人押韻是依照韻書的……這種韻書，在唐代，和口語還是基本一致的；依照韻書押韻，也是比較合理的。宋代以後，語音變化較大，詩人們仍舊依照韻書來押韻，那就變為不合理了。今天我們如果寫舊詩，自然不一定要依照韻書來押韻。”由此可見，我們寫舊體詩詞採用現代漢語聲韻，即新韻，是符合漢語言聲韻的發展規律的。
有人曾形容寫舊體詩詞如同“戴著鐐銬跳舞”，視舊韻如“絆腳石”，其實，這個障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們自己設置的。
舊體詩詞這種文學形式是詩人通過有韻律的語言這種藝術手法，來表現豐富的感情，使內容得以完美的表現。雖然韻律“有力地證實了詩歌的形式對於優秀的詩人來說，不是一種束縛，而是一種鼓勵”，但是，如果我們堅持舊韻，“不懂得語言的歷史發展的道理”，實際上不僅會使詩詞作品不協韻，而且也影響了平仄律和對仗律。因此，採用新韻的問題如能取得詩詞界的共識，舊體詩詞的振興和發展是很有希望的。首先是對於普及詩詞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於詩詞的普及問題，除了歷史的原因外，當前主要的障礙就是用韻問題所造成理論上的混亂和實踐中的誤導。
古人編纂韻書，是為了文學創作的目的。因此，隋陸法言在《切韻》序裏說：“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又說：“凡有文藻，即須明音韻。”韻書實際上是反切的總匯，即以韻部為綱，以便詩人們依韻吟詩，然後在每一系列的同音字下面注明反切，以便矯正人們的方音。韻書雖有詞義的解釋，能起到字典的作用，但是主要的作用還是在音韻方面。現存的完整的韻書，最古的一部是《廣韻》。《廣韻》的語音系統基本上是根據《唐韻》的，《唐韻》的語音系統則又基本上是根據隋陸法言所著《切韻》的。
由於《切韻》照顧了古音系統，也照顧了方音系統，凡古音能分別而當某些方言已經混同，某些方音還能分別的，則從其分不從其合，這樣韻部的數目就多起來了。此後，在唐宋的韻書中，聲調是韻的組成部分，不同聲調就算不同韻（後來正統的韻書仍然依照這個原則），所以總共有206個韻。
到了宋初，語音又有了發展，韻書不能不稍為修改，以符合實際的語音系統。現在仍為許多人尊奉的“平水韻”就是在《廣韻》、《集韻》基礎之上歸併而成106韻的。韻書到了元代，又有了一種“曲韻”，即元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韻》，共分十九個韻部。關於此，王力先生曾如是評論：“這十九個韻部跟‘平水韻’出入很大。並非因為在短短七十年間就有這樣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平水韻’是守舊，《中原音韻》是革新。‘平水韻’是為了寫詩，限於功令，不能不保守；《中原音韻》是為了作曲，可以不受‘官韻’的約束。”
從韻書的變化我們可以從中看出語音的發展對於舊體詩詞用韻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舊體詩詞遵循押韻原則就無須死守舊韻乃是舊體詩詞發展的規律。換句淺顯易懂的話說，舊體詩詞用韻規律就是隨時代的發展和語音的變化而採用“新韻”。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文拼音方案的公佈逐步促進了漢語的規範化。因此，根據筆者近年來創作“新韻詩詞”的經驗和成果來看，《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海》、《辭源》等工具書均可起到現代“官韻”的作用。而且，我們也可以考慮編纂現代“韻書”。例如筆者手中存有秦似編著的《現代詩韻》（廣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就很合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再堅持使用舊韻，無疑是自製“鐐銬”，自設“絆腳石”。
1995年月12月25日，《人民日報》為紀念文字改革和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40周年，發表了《在全社會樹立語言文字規範意識》的社論，其中特別指出：使用規範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公民應該履行的義務，是國家意識的體現，應從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的立場出發，做好語言文字規範化建設。因此，舊體詩詞創作仍堅持使用舊韻，即是缺乏語言文字規範意識的表現，也是與推廣普通話的任務相左的。
此外，堅持使用舊韻還會產生誤導後學的嚴重後果。
例如筆者在近年來各地報紙所搜集到的近百首不合格律的舊體詩詞作品中，發現大部分是由於作者不諳舊韻，但又仿照古人或今人的舊體詩詞作品依樣畫葫蘆而形成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作者在詩詞韻腳使用的是新韻，是協韻的，但因不懂得入聲字在現代漢語中已經消失，又不查詩格詞譜，而多出現平仄不合律的問題。出現這種狀況，固然是與報紙副刊編輯和作者的文學素養較低有關，但從根本上說，仍是我們堅持舊韻，使舊體詩詞難以普及所產生的惡果。
其實，現代傳媒，尤其是報刊對於資訊的迅速傳遞和知識的快捷普及是至關重要的。自由體新詩能經常見諸報刊的事實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我們許多人僅僅滿足於圈內的詩刊（大部分是非公開出版物）上進行酬唱與交流，是難以振興和發展舊體詩詞的。因為舊體詩詞不能普及，就難以廣泛提高，就難以振興，就難以發展。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近年來，筆者在《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華詩詞》、《長白山詩詞》等報刊發表了一些“新韻詩詞”，尤其是《人民日報》每次發表筆者詞作時都特意標出了“新韻詩詞”的字樣，已經引起部分詩詞界人士的關注和好評。許多人認為，筆者所創作的“新韻詩詞”別具風格，且具有導向性。一位資深人士前不久來信對筆者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予也主張，在遵從詩詞格律的前提下，為適應新生活，完全可用現代聲韻。且先生已走在了前邊，令人欽佩。”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積極地在報紙這個大眾傳媒上做“新韻詩詞”創作的導向性工作，舊體詩詞的普及和發展是有希望的。
當然，提倡新韻，也並非要廢棄舊韻。因為要弄懂舊體詩詞格律，讀懂古人的詩詞，還要借助於舊韻。但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資訊業發展的今天，人們完全可以借助於電腦軟體而無須苦翻韻書了。
在解決舊體詩詞普及的問題上，還有一個要解決詞牌（詞調）濫用別名的問題。律詩因其格式有限，故初學者只要採用新韻，通過一定的創作實踐，掌握平仄律和對仗律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自古以來詞牌濫用別名的情況也給舊體詩詞的普及工作製造了很大的障礙。
例如，《浣溪沙》又名《負心期》、《廣寒枝》、《渙沙溪》、《換追風》、《減字浣溪沙》、《錦纏頭》、《龍山公子》、《滿院春》、《南唐浣溪沙》、《頻載酒》、《清和風》、《慶雙椿》、《山花子》、《試香羅》、《霜菊黃》、《踏花天》、《攤聲浣溪沙》、《攤破溪浣沙》、《添字浣溪沙》、《玩丹砂》、《小庭花》、《掩蕭齋》、《楊柳陌》、《怨啼鵑》、《醉木犀》、《醉中真》、《最多宜》等近30個別名；《慶春澤》又是《高陽臺》的別名，所以有時須要注明“與《高陽臺》之別名《慶春澤》者無涉”；《滿庭芳》又名《江南好》，而《江南好》又是《憶江南》之別名……這種詞牌濫用別名現象在詞的發展過程中是正常的。因大凡一種新文學體裁的發展，都是由簡而繁，由不規則而趨於規則的。所以一種文學體裁當它已成熟定型之後，雖不是隨意可以突破的，但應力求規範化。因此，我們為便於舊體詩詞的普及，應倡導填詞盡可能使用原詞牌或常用詞牌。在這方面，毛澤東堪稱典範。他所創作的數十首詞幾乎都是使用了原詞牌。
關於詩詞，著名學者周汝昌認為：“詩詞是中華民族的漢字文學的高級形式。”能熟練地駕馭詩詞這種高級的文學形式，確實需要具備相當高的學養。然而，舊體詩詞的生命衰落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關於此，日本漢學界權威吉川幸次郎曾深刻指出：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不是一種特殊的職業，而是普遍的、人們所必須具有的教養……它使得中國全民族的人都積極從事文學……
著名學者劉大傑也深刻地指出：“詞本起于民間……原是一種通俗文學。五代兩宋，文人學士作者日多，體裁日益嚴格，於是對於音律修辭，亦日益講求……不僅民眾看不懂，唱不來，連那些非精於詞學的專家，也不能染指了……填詞已成了一種專門學問，和民間完全絕緣，於是詞的生命也由此而衰落了。”
《全宋詞精華分類鑒賞集成》主編潘百齊也如是說：“詞，最早產生於民間，它的前身是民間小調……宋代社會各階層人士對詞作的普遍愛好，是宋詞繁榮的社會基礎……作者隊伍相當龐大的。帝王、嬪妃、將相、宦官、小吏、商賈、工役、士卒、村夫、婦女、僧道各色人等，均能填詞……李清照……善於運用經過提煉的口語入詞……辛棄疾……豐富了詞的語言……適當地吸收民間口語，取其所需，為己所用，極大地豐富了詞的語彙……”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遵循語言發展的規律，採用新韻，注重普及和提高工作，現代格律詩詞成為“通俗文學”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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