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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06 09:25:58瀏覽282｜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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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思想探源》 兵法思想探源 武德源流條 勝敗要素條 游擊源流條 隱兵農戰條 以夷制夷條 武德源流條： 在朝廷內外，將領都須對君主盡忠；但當將帥身處軍中時，則應視時機應變，而可不 受君主在廟堂之內的遙控。因為戰爭是件大事，而君主若要在戰爭期間從「千里之外」對 將帥的軍事行動進行干預，往往會導致戰爭的失敗。而當時一場大戰往往便可決定一國日 後的盛衰興亡。所以說到底，「君令有所不行」仍是一種盡忠的表現。 如〈孫子．九變〉認為只有通曉九變的將帥才算是知道用兵的人，而九變的最後一變 即是「君令有所不行」。但此變的前題卻是在君主下達的命令有違於前九變的時候才可予 以「變通」的。 另如〈孫子．地形〉則有名論：「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 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也是「 君令有所不行」的另一種說法。而其中的「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則關係到將帥自身的品 德修養，「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則是以人民與君主的最終利益為考量基礎，進而決定是 否要違抗君主的命令；這也可以說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了。所以這也就難怪尉繚子 要在〈武議〉中說：「將者，死官也」了，一笑。 將被要求對君主盡忠，是春秋末期始有的事情。這從〈孫子．計〉篇將有五德：「智 、信、仁、勇、嚴」而無「忠」一事即可略見端倪。這個原因主要是社會風尚的改變，一 言以蔽之「禮崩樂壞」，人臣篡位奪權已經是常有的事，因此世人也見怪不怪。所以在這 種風氣的影響下，兵家不得不對統軍在外的將帥要求對君主盡忠。 從目前可見的文獻中，最早對將帥提倡「忠」德的，應屬春秋末年趙氏謀臣董安于的 「信、忠、敢」之說，後來吳子承此說衍而為「忠、勇、敢、信」四者，而吳子後的孫臏 則又直承董氏舊說。之後成於戰國時期的部分《六韜》內容也加入了「忠」德的概念，而 在董氏之前不是說沒有「忠」德的存在，而是根本沒有提倡的必要，因為這是身為人臣最 基本的德性，又何須提倡，所以只有在「世將」無視「忠」德的存在時，它才有被提倡的 可能與必要。 以下引文引自〈孫子兵法論正．兵法論正．鐵騎勁弩〉，可作補充之用。 除此外，戰國時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兵家對將領提出了「忠德」的要求，茲將各兵書 所論將德之項目條列於下： 〈孫子．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吳子．論將〉則對良將的德性提出了「威、德、仁、勇」的要求。除此外，在一次 與魏武侯的問答中更提出了「忠、信、勇、敢」四德說，而這個說法最早出於春秋戰國之 際的蹇老之口，即〈說苑．政理〉：「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 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 。』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後來在〈 孫臏兵法．選卒〉中亦列有「信、忠、敢」三德之說，正是一脈相承。 〈司馬法．仁本〉列有「禮、仁、信、義、勇、智」六德說。 〈六韜．龍韜．論將〉列有「勇、智、仁、信、忠」五德說。 〈三略．下略〉列有「道、德、仁、義、禮」五德。 由此可見，除《孫子兵法》、《司馬法》、《三略》外，吳起（按：此佚文載於〈群 書治要．呂氏春秋〉，今本《呂氏春秋》無此文，又今本《吳子》或脫略此文，亦未可知 。）、《孫臏兵法》、《六韜》皆言「忠」。然則何以戰國時期特重「忠德」？蓋「貴族 」式微（按：貴族氏微有兩因，一為貴族太多，一為兼併盛行，必有新興勢力加入，是皆 僧多粥少也。），各國為求富國強兵，紛紛起用「客將軍、客卿」也。而貴族原與其國家 有血緣、宗族或直接的利益關係與共同的利益基礎，忠是必然，例外者絕少，如此又何須 特意提出「忠德」呢！客卿則不然，僅以吳起為例，便曾先後做過魯國與魏國的大將及楚 國的宰相，將帥領重兵在外，君主本已心驚膽跳，再加上各國求才若渴，有能力或有兔死 狗烹之虞的將帥極易「變心」，如此自重「忠德」也。戰國末年，秦始皇問王翦與李信攻 楚需幾人，李信言二十萬便已足夠，而王翦卻言攻楚非六十萬不可。秦始皇初時不肯用王 翦，最後李信戰敗，不得不將六十萬大軍交給王翦。而當秦始皇送王翦至灞上時，王翦不 得不一再的請求「美田宅園池甚眾」，即是因為怕秦始皇懷疑其不忠。此即其證之一。春 秋末，貴族已經式微，孫子亦是吳王闔閭之客卿（外臣），而此即其先例也。而除「忠德 」之外，「攻城之法」亦為春秋戰國一大差異之處，故置於一處論之也。 勝敗要素條： 兵家有「三陣」之說，而所謂的「三陣」即「天陣、地陣、人陣」，語出〈六韜．虎 韜．三陣〉。又可簡稱為「天、地、人」或稱「天時、地利、人和（人事）」。〈孫臏兵 法．月戰〉認為：「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 勝有殃。」。 依兵家論述的目的，又可將三陣作先、後天之分。先天三陣，是戰略性質，關係著是 否有發動戰爭的優勢與必要；而後天三陣，是戰術性質，關係著戰役是否有取勝的條件。 先天三陣的說法，較無系統，此暫不談。而後天三陣，則見載於〈六韜．虎韜．三陣 〉、〈淮南子．兵略〉及〈將苑．兵勢〉。 三陣，歷來是兵家必知之事。關於這一觀念的闡發，有〈孫臏兵法．八陣〉：「孫子 曰：知（智），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 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 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陳（陣）則知八陳（陣）之經，見勝而戰，弗 見而諍（靜），此王者之將也。」，由此可見孫臏所謂的「道」基本上是由「天之道、地 之理、民之心、敵之情、八陣之經」五原素構成，而前三者即為三陣。所謂的「八陣之經 」，則由「陣法與戰道、實虛與奇正」二法組成。 〈孫臏兵法．客主人分〉有句名言：「眾者勝乎？則投筭（算）而戰耳。富者勝乎？ 則量粟而戰耳。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貧未居危也；眾未居勝也 ，少〔未居敗也〕。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這個「道」也就是上述由五原素構成的 道，又在〈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智（知）孫氏之道者，必合於天地。」，想來此道 即所謂的「孫氏之道」。 〈客主人分〉中所言之「眾、富、兵利甲堅」三者被兵家稱為「佐勝」的優勢，與此 類似的記載尚有〈孫臏兵法．善者〉、〈文子．下德〉、〈管子．牧民〉、〈呂氏春秋． 簡選〉、〈史記．禮書〉、〈淮南子．兵略〉、〈便宜十六策．治軍〉。對其約略概括， 則主要為：一．地廣人眾，二．博地多財，三．兵利甲堅，四．士有勇力，五．高城深池 ，六．深溝高壘，七．嚴令繁刑（或嚴刑峻法），八．指揮得法。然而這些優勢只是「佐 勝」的要件，而非「必勝」的條件。如將帥若能善於運用「道」，便可將敵人的優勢做某 種程度的消減，甚而可將其優勢轉為劣勢。 〈司馬法．嚴位〉有言：「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 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此語與孫臏在〈客主人分〉中所言之意同，而其語法又較 〈客主人分〉為古奧。流傳至今的《司馬法》是經由齊威王召集學者編輯而成的，其中除 了收有「古時司馬（古時管理軍事的長官）之法或語錄」，且將《司馬穰苴兵法》附於其 中。而在這次的收集與整理古司馬法的活動中，孫臏當然義不容辭、理所當然的列於學者 之林，且以其在齊國的地位看來，則由其領導學者們去進行此事的機率非常的大。所以到 底此思想是孫臏直承其祖孫武而來，或者孫武也是有所承繼，今已不可考。而孫武對此思 想的陳述則可見〈孫子兵法．實虛〉篇。 戰爭本就有害，「勝而有殃」也是必然的事。所以包括孫臏自己與許多兵家與非兵家 都認為「人事」是三陣中最為重要的一項。以上的佐勝條件，若按〈孟子．公孫丑下〉的 說法，則二、三、五項都屬於地利，餘則即可歸為人事。〈尉繚子．戰威〉：「故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下〉之說亦同 。一般所謂的天時，尤其是後天三陣的天時，往往出於兵陰陽家的手筆。也因此，尉繚子 在〈天官〉篇中，直接將「百勝之術」歸為「人事」的功勞，以免引起他人的誤解。 關於三陣的重要性，〈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鶡冠子．兵政〉、〈鶡冠子．天權〉等皆有論述。又〈吳子．論將〉所提出的「兵有四機 」，即「氣機、地機、事機、力機」，其中除了「地機」以地陣為主要考量條件外，其餘 之三機則皆以人陣為主。又〈將苑．機形〉則提出了「事機、勢機、情機」三機之說，唯 無定義解釋，僅云「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又〈將苑．應機〉則言「夫必勝之術，合 變之形，在於機也。」，由此可見「機」之重要。所謂的「機」即是指三陣在某一時刻提 供了我方在與敵方的相對狀態比較下，較為多利的條件。一般而言，「機」的時效都很短 暫，稍縱即逝。而此正與「勢」之狀態相近，因此〈淮南子．兵略〉有「兵有三勢」之說 ，所謂三勢即「氣勢、地勢、因勢」，與吳子四機之立意相近。 游擊源流條： 中國游擊戰最早可溯源至何處呢？以文獻記載看來，其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春秋時期 的吳楚之爭了。 〈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 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 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 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而事實上伍子胥的戰略思想還是有所源流。之前，申公巫臣為了一個絕世美女夏姬，而 叛楚奔晉。結果，楚王一怒之下滅了巫臣在楚國的親族。而巫臣奔晉之後，則當上了晉國 的「行人」，負責從事興吳以疲楚的晉國國家戰略。而所謂的「行人」即是今日之外交官 ，但當時行人的職責又較今日之外交官為多。 〈左傳．成公七年〉：「（巫臣曰）余必使爾（楚國）罷於奔命以死。」之後其子接 續其職，所從事的都是教吳國仇楚與教予吳國車戰之戰術。但車戰並不適用於吳國，所以 直到伍員與孫武的出現，吳國的軍事才有了全面、完整與適用的發展。游擊策略才得以徹 底施行，最終導致吳國一戰攻下了楚國首都郢，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隱兵農戰條： 農戰政策為法家所提倡，而其源則始於管子。〈管子．小匡〉：「公曰：『民安矣， 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 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 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 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 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 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 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 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 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頡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 ，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 ，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 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後來的《商君書》、《尉繚子》、《六韜》等書都有受到他的影響，如〈六韜．龍韜 ．農器〉中所提之法即與〈管子．禁藏〉所言大同小異。另外〈商君書．算地〉、〈商君 書．去強〉及〈尉繚子．制談〉也都載有提倡農戰之說；至於隱兵之說，則〈韓非子．十 過〉及〈呂氏春秋．審應覽〉都有記載。當然，管仲與商鞅等人的時代背景是不同的，因 此商鞅之時已無法、也沒有可能實行全國性的隱兵之策。所以商鞅等才會提出以名利為誘 餌，再加上政治的護航，達到使民習於農戰，進而富國強兵的目的。 以夷制夷條： 清朝人魏源在其〈海國圖志．原敘〉中說過：「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 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所以在一般人的認知中總以為「以夷制夷」 之說出於魏源。實則純以文獻所載而言，〈漢書．晁錯傳〉即言：「臣又聞小大異形，彊 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 夷，中國之形也。」其後〈後漢書．班超傳〉有言：「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且 班超並將之實踐在控管西域的事情之上，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李世民則曾在〈唐李問對． 卷上〉中言：「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 』卿得之矣。』」同樣的也將之實踐在處理突厥的問題之上，使唐朝免於外患，更使外族 對唐太宗李世民奉上「天可汗」的尊號。至於其實際運用的最早史蹟則可上溯春秋時期。 （晁錯之文可見本網之〈兵書總目．散論．諸子．言兵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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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詩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