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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10 19:56:13瀏覽360｜回應0｜推薦0 | |
作者: 东海一枭
九十光阴尚有几？ 2012-01-10 01:13:45 [点击:31] 九十光阴尚有几？ 一，副校长的混扯 中央党校某副校长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时表示： “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这段话犯了三大错误。 一是贪国民党之功为己有。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日本侵略军也是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的。 二是对“旧中国”恶意抹黑。“旧中国”、旧社会当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比起所谓的“新中国”来，民众享有的权利大得多，社会自由度高得多。请注意：那可是列强觊觎、日寇入侵、狼烟四起的时代。 《建 党伟业》中孙中山台词如是说：“民国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然则成立以来，平等被无视，自由被蹂躏，博爱精神荡然无存!以先烈无量之鲜血、无量之头颅 所换来的“共和”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起“旧中国”，而今平等更被无视，自由更被蹂躏，博爱精神更加荡然无存，一切都更加不可忍！ 日军侵略，罪恶滔天，但“新中国”的毛党比日寇更厉害，仅两点就足以证明。一、日寇侵占山东时保护、参拜孔庙，文革时期红卫兵打砸孔府掘墓毁碑；二、南京大屠杀日寇杀我同胞三十万，三年“困难时期”国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 金瓯有缺可复圆（事实上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已经重圆），山河破坏复元难。现在生态环境恶化和各种资源浪费之严重都是空前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各方面环境更是全面恶化。再这么“坚持”下去，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中国这片土地是否适合人类居住都成问题。 该副校长最可耻的一点，是故意曲解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其言成立，那么，古今中外任何政权都不存在合法性问题。秦始皇也可以说：我们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大秦王朝，这就是大秦王朝执政的合法性。 其实，现代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指民意的合法性，即民意诉求是否得到制度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儒家还重视文化、历史的合法性，即政权的正统性：是否合乎儒家道统，是否属于“中华正朔”。 二，笔杆子的功能 副校长的话倒是符合毛氏胜王败寇之逻辑的。毛氏教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明明白白地把枪杆子作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而笔杆子的功能和工作，则是充当假大空谎谣的制造商和批发商。 他 们什么谎都能撒都敢撒，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成了谎言的天下；他们什么谣都能造都敢造。传统的谣、历史的谣，西方社会的谣， “旧社会”的谣，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谣，异议分子敏感词的谣，还有那些在党内斗争中落败的“自家人”的谣，他们无不大造特造。 在狡辩方面他 们更是才华横溢辩才无碍，把假的辩成真、把恶的辩成善、把丑的辩成美、把劣的辩成优、把黑的辩成白，把罪恶辩成功勋，把黑暗辩成辉煌---当然他们也得到 了初步的“报应”：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力已经彻底丧失甚至变成负数，人们不仅不相信它们说所说的话，而且往往从负面去理解。 在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人生观、荣辱观和价值观都是不正常甚至颠倒的，很多词语的名与实是乖离的。例如，名为公仆实为老爷和公害，名为立党为公实为结 党营私，名为站起来实为跪下去，名为红十字实为黑狮子，名为为人民服务实为为特权为人民币服务……如果说“旧中国”国将不国，现在国早已不国。 任何政权都难免有大言空语套话官腔，但象中共那样大规模全方位地假大空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政权，那样完全没有一点羞耻感和政治社会责任感的政权，绝对前无古人外无洋人。太多的谎谣、太多的欺诈、太多的狡辩、太多的监控、太多的腐败和黑幕，几乎令人窒息。 时 逢中共九十诞辰，没有反思更没有忏悔唯有依旧的巧言令色，唯有可笑可耻的无量拍马声又一次响彻云霄。有马屁文章歌颂道：“党的九十年历史是一部创业史、奋 斗史、英雄辈出的历史。光荣属于党，光荣属于人民。”云云。事实恰恰相反，党的九十年历史是一部造业史、恶斗史、盗贼辈出的历史。特权属于一小撮，灾难和 痛苦属于广大中国人民。 寻根溯源，这一切其来有自。 三、反实事求是的伪理 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常被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拉扯在一起，说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云云，纯属拉郎配。两者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而且恰恰相反，马家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从一个假设到另一个假设，是反科学的空想妄想与反真理的邪知邪见的杂交物，最缺乏的就是实事求是精神。 马 家的政治经济学及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千疮百孔，实践中罪恶累累。当年邓小平为了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借助了“实事求是”这句毛言来推动真理标 准大讨论。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马列斯毛的政治社会实践无不以惨败结束，充分说明这个盲目的信仰、封闭的体系不是真理是伪理。 马家在实践中结出反文化反仁义反道德的现代专制主义之“果”，原因错综复杂，其根本性的内在之“因”深深藏在其“特殊”的人性观里。 马 家的人性观片面而肤浅，不见本性之真，不符人性之实。马克思对人性的考察是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所有制状况和人本身的历史发展进行的，于是把人的本质归结 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人的本性”只有社会性特别是阶级性，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云云。 这是连本性的边都没摸着，完全错把习性视为本性了（其实社会性及阶级性也不是习性的全部，儒佛道三家都认为，人的某些习性与生俱来，“人之初”就有。此问题大，另文详阐，兹不详论。） 天 地之间人为贵，贵在良知（佛教称之为佛性，道家称之为道心），贵在人性本然之善。不认识、不承认这一点，对人性尊严就缺乏基本的尊重。唯物主义的道德观不 承认本性的存在，必然对人类产生严重误导，对良知造成巨大遮蔽，并使道德空心化和理想空想化。让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理想”丧失了人性基础。 马 家错误的人性观必然逻辑地导向公有制。既然人的本性或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性质，岂非人性取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那么，“私有制让人私心大发，公有制让人一心为公”这样错误到荒唐认识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马家的人性观必然通向所谓的社会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善，人性就善，否则就恶，不承认人对社会关系的能动选择和超越，一切由社会关系决定，社会当然应该“主义”了。 以 外在的社会性概括人的本质和本性，必然颠倒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造成人的物化和工具化甚至奴隶化。没有个体的利益、尊严和自由的基 本保障，社会也会受到伤害和败坏，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难免流于反社会。马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理论，都可以从其人性论中逻辑地推 导出来。（以上详见《“性自私论”与“性关系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批判》一文。） 四、最根本的错误 马家人性观的错误，又源于其唯物主义“本体观”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形而上”的本体---道体的存在，但它以物质为第一性，相当于以物质为本为体。故称唯物主义为“本体观”，加括号以示与真正的本体论的区别。） 物 质与意识，两者显发有先后，物质先成，意识后生。唯物论遂误以物质为第一性，以为意识是物质所“生产”所决定。其实物质与意识都属于“形而下”，都不具备 “第一性”的资格。意识固然决定不了物质，物质也决定不了意识----被物质决定的意识是低级的，被物质“决定”的人物是物化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尽管 性质相反，但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错认现象为本质了。 对“第一性”的“东西”，儒佛道皆有正确的认知，其中儒家的认知又特别透彻。这个“东 西”，道家称之为无、道、太极（后来又加“无极”于太极之上），佛家称之为如来藏（称谓达一百多种），儒家称之为天、天道、乾元、太一等等。王阳明说良知 是造化的精灵，有“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功能，也是把良知抬举到“第一性”的地位了。 这个“东西”当然不是物质，却也不是意识，她同时潜具、兼备物质意识两种性质和信息。中华文化强调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在根本上就是针对这个“东西”的。（对此东海《大良知学》有透析，兹不赘。）很多人误以儒佛道为唯心主义，是受了马家的误导。 根本一错无不误。“本体观”的错误是最根本性的哲学错误，必然导致马家体系生命观、人性观、世界观、政治观、社会观的全面谬误，导致其政治纲领、经济纲领的深度谬误，导致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失误。我早已指出： 唯 物主义不足以为生命提供信仰，以物质为第一性，“信仰”物质，必然以“物”为本，等于没有信仰甚至比没有信仰更坏。在这样的伪信仰之上，任何美好的理想都 必然沦为幻想或者骗局。这样的伪信仰，最容易让人“丧心”“物化”，沦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据说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非巧 合也。（《欢迎附庸孔孟，警惕假冒儒家》） “信仰”唯物主义的人，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旦坏起来则没有底。唯物主义以物质为第一性，不 仅无法提供安心立命的栖居，不足以为生命信仰。“信仰”唯物主义，比没有信仰更坏，因为它会对人的心灵产生毒害，对人的良知造成遮蔽，让人成为物质的奴 隶。因此，唯物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是专制主义、特权主义者及其拥护者，在生活上和品德上则很容易堕落为物质主义、利己主义者。（《中国缺的就是好主义》） 后马时代，唯物主义很容易庸俗化，丧失原来表层的伪理想色彩，蜕化成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及特权主义实用主义及时行乐主义----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必然趋势。（《后马时代》） 马主义尽管似是而非，但诉诸于人类的习性尤其是各种恶习，自成体系貌似自圆其说，貌似辩证科学，故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煽动性。经其洗礼，德性和智慧往往会遭到严重的遮蔽，而人性中贪婪丑陋恶劣的一面得到发扬光大，人之心术、国之治术学术全面邪恶化。 由 于马家系列很庞大，其中并非毫无真理性，如马克思著作中也有关于自由和民主的阐述；马家人物中也并非没有真知灼见，如恩格斯在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 后遗言（即“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中表示，他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 但 马家真理性“度数”很低，少数真知灼见影响很小，远远不足以改变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片面性，不足以改变《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学说在其体系中 的主体性和权威性，更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人性、“本体”问题上的错误。它一旦成为指导思想而政教合一，比法家和西方神本主义的危害性都更大更深。（当 然，如果是在自由主义或儒家文化指导的国家，通过民主形式上台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象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那样，那是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的。） 在人性和政治的义与利、王与霸、善与恶的争战中，马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给予后者以最大的精神鼓励和理论支持。对个人来说，价值观的邪恶是最不可救药的邪恶，很容易让人变恶、作恶；于一个政权而言，意识形态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特别难以纠正、改良。 五、“老大哥”的道德觉醒 或问：既然马家政权不可救药，为什么“老大哥”居然改良成功了，而中国就不行呢？答曰：主要原因一句话：“老大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信仰不如我们坚定，被洗脑的程度即脑残的程度、无耻的程度、丧心病狂的程度不如我们高。 前 苏联尽管政治罪恶累累、社会黑暗深深，但毕竟没有深入开展过大革文化之命、道德之命的运动，传统的断层不够大，本土文化在个人和家庭社会政治层面还有一定 的影响，道德的血液在体制内外包括高层都没有断流---他们中不少人还有一定的羞耻感，还愿意和能够把自己也把他人当人看，从而对社会和精神的倒退、对斯 大林主义的腐恶感到痛心疾首…… 就像一个人，虽重病在身，但元气尚在，有了良医良药，恢复毕竟不难。一定的文化和道德就是一个国家的元气啊。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的长篇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强调了“道德在苏联崩溃中的作用”。 文 章说，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当时的苏联各方面情况， 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 折，终于让这个“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1985到1989年间，这个国 家及其经济体系“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 文章说，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 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 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发出怒吼：“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够 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 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 “在这个国 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他当时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 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 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六、穷得只剩下了利益 前苏联的凤凰盘涅，可以说是从道德的觉醒、良知的复活开始的。老大哥都已经改邪归正了。堂堂炎黄子孙，依然甘为马列信徒，天下最可悲可耻之事，莫过于此，中国政治转型特别难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 是，天理永存，良知不灭，真理正义不死，仁义道德不亡，马克思主义终究是要被抛弃的，中华文化终究是要复兴的，因此中国政治终究是要改变的----不论比 前苏联艰难多少倍，不论通过什么形式：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和平改良还是颜色革命暴力革命，是宫廷政变还是民变、军变。中国历史上最邪恶、最龌龊的 一页终将被翻过。（前三十年是邪恶，后三十年是龌龊----进步也是龌龊的进步。） 量变是会产生质变的，别以为武力高强手段高明，无数民 变都被“妥善解决”了，终究有无法解决的时候。很多庞然大物的坍塌，往往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或人物。请记住，人算不如天生算，恶贯终将满盈，专制苦海 无边，“回头”是唯一的出路，民主自由是岸，儒式民主是最好的岸----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具体做法可参考东海《儒家宪政纲要》） 造谣撒谎狡辩，有效也有限。假恶丑终究是假恶丑，随着大量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不断曝光，“欺人”的效果越来越差趋近于零，更重要的意义无非自欺而已。暴力也终究不可恃。 要 论力，大秦王朝够大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如何？当张之洞为大清王朝忧，摄政王自信满满：不怕，咱有兵。结果又如何？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够强够大，而今 安在哉。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恶是有力量的，有时候这种力量还会相当强大，但是，它终究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善才是更加根本性、原则性的进步力量。 以暴力和欺诈起家者，也难免亡于力和诈，悖出悖入，出尔反尔，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也。如果不能逆取顺守的话，亡得会更快。古人云：胡运从来无百年。蛮夷势力纵一时得势，也坚持不了多久，一百年是极而言之的大限。 众 怨所归，祸之丛也；易经曰：履霜坚冰至；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历史和现实累积的债务越来越重而还债的日期越来越近了。（这样的政权即使尽人之谋、侥 天之幸再勉强维持几十年，又有什么意义？只有更加糟蹋了人民糟蹋了国家也糟蹋了当权派自己的人生，让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特权的奴隶、利益的奴隶，沦为文明的 敌人、中华的罪人。） 中共的民意、历史和天道的合法性无不匮乏到了极致，“穷得只剩下极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了。 好臭的一个黑党，说功说德，无异粪里钻香；好险的一点特权，说富说贵，实属刀头舔蜜。何去何从，功罪一念间啊。 从历史的高度看，留给中共选择的时间和机会如白马过隙，转瞬即逝。易言之，中共将很快丧失改良的主动权。人民不敢言而敢怒，仇恨积蓄、民怨沸腾到一定程度，历史就将开始新一轮的轮回。那时想改也没有机会了。 七、左边更是死路 中共名义虽在，灵魂早已散亡（尽管他原来的灵魂是不良的），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在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支撑下运转。这个四不象政权，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反动的。 用儒家标准衡量，它反民本反德治反王道，固然反动；用西方标准衡量，它反民主反自由反文明，同样反动。就是用马列毛的反动标准衡量，它无疑也是反革命反动派，早已沦为“革命”的对象。 “唱红”和左倾，不仅于民于国大不利，于已经架空马列毛思想的中共当局来说，也是危险而愚蠢的做法，那等于是拿绞索往自己头颈上套，因为毛左喜欢高举堂皇的旗帜残民以逞和自相残杀。谓予不信，请随便找一段毛氏语录温习一下，重新领略一下那种腾腾杀气吧。毛氏教导： “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假设毛左重新得势，不仅中国人民要吃二次苦受二次罪，当今“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既得利益集团“得到”的也将是最悲惨的下场。死在“自家人”手中的马家及法家人物比死在敌对方手中的更多，而毛左作为原教旨马列毛主义者，对“自家人”尤为残酷。 儒 家“仁民爱物”，仁者爱人，所仁所爱的是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人民。儒家反对现时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是为了救人，不是“乐观”体制内人被不畏天命不 敬圣贤对中华文化对生命都缺乏基本的尊重的毛左所革命，更不忍见这股势力复辟回潮。看看乌有之乡的诸多言论及表演，就不难想象他们有多么狭隘恐怖。 又如，腐败当然要反，可象孔庆东那样“对待贪官就应该灭九族”，只怕灭到最后中国人所剩无几矣。贪官有罪，或许一些亲属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可九族何辜？孔庆东所说或是夸张的气话，可流露出来的情绪确符合他的左派身份。 从重庆掀起、向全国蔓延的“唱红”活动，与乌有之乡的极左有别，但崇毛和左倾的倾向是鲜明的。所谓的红歌固然不乏健康的，但大多数红歌亚健康、不健康甚至完全黑恶，似红实黑，是宣传邪知邪见、歌颂专制极权、赞美暴政暴君的、沾满了血腥罪恶的黑歌。 请神容易送神难。“唱红”和左倾，不论主观动机何在，都是一种请神运动，所请的是反对仁义、宣传仇恨、推崇暴力、彻底革命的凶神邪神。 马家鼓吹革命，儒家也赞同革命，都是革命，名同实异。儒家赞同的是汤武革命，受仁义、诚信、中庸诸原则的制约，对象只限于暴政暴君，目的只在于吊民伐罪，这个目的一达到，革命就自动结束。 而 马家毛家的革命,开始不乏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在具体实践中一定会出偏犯错走极端，很容易走向不诚不信不仁不义的邪路。革罢“阶 级敌人”的命革“自己人”的命，“革命”回过头来吃掉革命者，这个现象发生于所有马家之国。毛家更进一步，革罢人命革文化的命，革心灵的命（“心灵深处闹 革命”），无限度无止境，直到人性、道德、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统统崩溃。一切正常的价值观和美好的事物统统颠覆。 继续维持现状是死路一条，走回头路更是死路一条。因循守旧则无异慢性自杀，五不搞之类逆势逆时而动的坚持，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亚 里士多德说：富人的天性就是富有的傻瓜。特权阶级愚蠢起来更是不封顶，或许不受制约的权力更容易让人得意忘形且忘险吧。古今中外的特权分子都很聪明而缺智 慧，所以总是对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错误判断，总是喜欢在火药桶边玩火，总是不相信骆驼会被一根稻草压垮，总是怕闻真言爱听假话，以愚民始，以自愚终，以害 人始，以害己终。呜呼！ 值得一提的是，对异议的封杀、对异己的迫害，不仅反动，也是一种愚蠢。隋炀帝以为德高望重者有号召力有危险性，只 有品德名声皆败坏而不得人心的小人才比较可靠，可以信任，故对有一定德望者总是辣手无情。当局对“意见领袖”的防范、当今体制性的逆淘汰，都颇有隋炀帝的 风范。隋炀帝没想到，古今中外许多庞然大物都没想到，自己最后会死在亲信手里。 八、最后的提醒 不仅民心思变、党心思变（众多党员 皆属于弱势群体），连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发出了政治改革的呐喊，发起了“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誓。民心大变，军心自然不稳。利益收买、信息遮蔽和邪说洗脑 等等手段，有效也有限，一个道德败坏形象恶劣毫无道义向心力号召力的政权，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军心拥护的。 失民心者失天下，绝对是真理。只 不过，失民心与失天下之间，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中共早已民心丧尽，却能维持到今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效应在作怪。但是，滞后的期限毕竟有限。民变越 来越多、维稳越来越难，标志着期限已到。再不借改良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以自救，“失天下”为期不远矣。 响彻云霄的拍马声是完全当不得真靠不住的。言论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通过各种利诱威胁、舆论导向及行政手段“找”来的红歌颂歌马屁文章，利益收买之下“精忠报党”之类誓言，谁当真谁上当。 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拜权拜金主义者，比一般的拜权拜金主义者更没有道德底线，随风转舵不过小菜一碟。对同样的对象，他们从歌颂赞美转变为批判咒骂、从热烈拥护转变为坚决打倒、从誓死效忠转变为奋起革命，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心障碍。 国家糜烂到这个样子，天理不容，人神共愤。或许大多数国民良知已经麻木，耻感已经丧失，但是，人毕竟是人，当他们的切实利益不断遭到侵犯、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时候，各种形式的抗争将越来越广泛激烈，各种意外事件将防不胜防。 北 宋朱服“渔家傲”的下阕：“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寄语东阳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此词献给中共九十诞辰正好合适。如果继续坚持五 不搞，这应是中共 “最后的晚餐”了。大张旗鼓地庆吧贺吧，而今寻乐拚一醉，下一个十年只有泪。写到这里，东海不由得饱含热泪。如果五不搞继续被坚持，那不仅是中共的灾难 （恶性崩溃），也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官腐民也败，上堕下亦落，在为利益而疯狂方面，在无畏无耻凶狠恶毒方面， 广大弱势群体完全可以与特权阶级媲美。高踞宪位的马主义和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不仅全方位多层次地撒下了仇恨种子，制造着社会不平，而且对人和社会的异 化、恶化比法家“有效”得多，社会早已被改造为毫无道德底线的丛林，大多数国人早已被成功地改造为刁民或暴民。 局势一旦失控，长期积累的民怨民愤全面爆发，刁民浑水摸鱼，愚民趁火打劫，暴民凶性大发，恐怖的景象可能空前。而儒家团体及其它民间正义势力由于受到中共不懈的防范打压，皆难成气候，届时只怕无力制止各种残暴血腥的个体及群体行为，无力对乱局加以理性、良性的控制和导向。 我深深知道，忠言逆耳，我忠于孔孟、忠于道统、忠于中华、忠于自心的忠言和怒吼，定然逆中共的耳，但见到真理真相我不能不说，见到社会危险、民众苦难我不能不吼，就像见孺子入井不能不救一样。这是儒家的责任和使命，是对大良知学的践履。 我 不是在写文章，而是根据内心的命令，为天下后世造经，为中华民族泣血，是试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力治病救人：救我中华，援我同胞，卫我真理，兴我儒家，同时 也是为了救中共的党人，救他们的未来，救他们的人格。东海的命运已与儒家和中华严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儒家的命运、中华的命运置于个人命运之上。 九、最佳中国之路 最 后，请允许我重复一点文化常识，以提醒体制内外健康人士和有志之士：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这是某西哲的话），良知是良制的基础。没有政治的道德，就没有道德 的政治；没有良知的觉醒，就没有良制的建设。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需要一定的文化、道德力量。否则，改良可能越改越不良，革命容易流于农民式的造反。 五 四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民主启蒙自由宣传不可谓不广泛，但一直落不到实处成不了功，反而被恶狠狠地利用了一把。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本土文化土壤和 基本道德的深度配合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基础和儒家的正确指导，别人的坏东西一学就会，西方的好东西百学不会。别说民主建设不起来，就算侥 幸建起，也是“无本生意”，难免劣质或者很快异化。 打倒孔家店，就打到了仁义道德，不仁不义无道无德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异端外道乃至邪 知邪见就要兴风作浪，国民因此普遍丧失正常的价值观，变得不是缺德就是缺智。（当然，打倒孔家店从五四“开打”，到孔家店“倒下”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直到 文革才“倒”彻底。五四以后民主自由的广泛传播，有赖于当时孔家店没有完倒。） 缺德者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唯利是图见义不为，不愿为民主这种公益事业付出，反而与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缺智者丧失了对是非、正邪、善恶的基本分辨能力，容易成为邪知邪见的俘虏及苛政暴政的帮闲帮凶。 无 耻，是没有羞耻之心，这是缺德，也是缺智无知的表现，不知道什么是耻辱，做了可耻之事反以为荣呢。例如，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学绝道丧是学校的耻辱，拥护特 权歌颂恶政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假冒伪劣产品是生产者的耻辱，公权私用、贪污腐败是官员的耻辱，防民之口以言入罪是政府的耻辱，邦无道是当政者的耻辱，而在 邦无道的时代富贵是可耻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都是可耻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对于无耻 者，权力意味着个人及其小家庭、小圈子、小集体的荣华富贵。如此，良制的追求如何可能，权力的正当使用又如何可能？权力落入这种人手中，就一定会变 “特”，一定会成为营私舞弊为人民币服务的工具，成为胡作非为作恶造孽的工具。（而对儒家来说，权力和地位意味着责任和奉献。儒家要求道德地使用权力、用 它来为民服务为己积德而不论制度如何----如果制度不良，改良它就是最好的服务手段和积德方式。） 另复须知，政治和经济都是不能挂帅 的，只有道德才有挂帅的资格，政治和经济都必须符合道德原则。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固然荒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错误。两者都属于“不务正业”，前者 导致邪恶，后者导向堕落---让各行各业都围绕着经济转，让各界人士都变成了经济动物，政府与民争利，学校利益至上，官员唯利是图，知识分子言不及义… “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之中，儒家认为“民信之”最为重要。民无信不立，人无信非人，国无信不国。信，诚信也，道德也，而维护法律社会的公正维护民权，是基本的政治道德。违背道德、牺牲公正的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发展也是不科学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军国主义把“足兵”放在第一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相当于把“足食”放在第一位，皆有违正义文明的政治原则，非“正治”，非“文治”。而儒家严义利之辨，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只有牢牢把握这个“帅位”，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才能正常化、正义化。 因 此，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以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为中心，才是兴国之要，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同时，儒家内圣学则是个体修道进德的最 高法门和安身立命的最佳栖居。）当今中国需要民主自由的启蒙，更需要儒家的复兴和良知的觉醒，以此来推动、指导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汲取西方民主精华的现代化“升级版”儒家的仁本主义，将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最佳前进方向，是真正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光明大道。东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宁阳光公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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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兩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