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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並改原道教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成仙論,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葛洪,字稚川,號抱樸子,人稱葛仙翁,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是晉朝時代的陰陽家,醫學家,博物學家和製藥化學家,煉金術家,著名的,道教人士;葛洪著肘後備急方有青蒿治瘧病,並改原道教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成仙論,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葛洪:也是神仙道教中最傑出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在中國哲學史,醫藥學史以及科學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葛洪著肘後備急方有青蒿治瘧病,並改原道教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成仙論,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三七,石斛,西洋參,丹參能一起服用嗎?中醫:注意避開這種體質 https://kknews.cc/zh-tw/health/pyr3pn2.html 葛洪著肘後備急方有青蒿治瘧病,並改原道教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成仙論,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葛洪:著有《抱撲子·內外篇》《金匱藥方》《肘後備急方》（又名《肘後卒救方》）等,書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都是他在行醫 ,遊歷的過程中收集和篩選出來的,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葛洪:陰陽家,醫學家,博物學家,化學家,煉金術家,道教人士 Taoist，The Yin-Yang School，Alchemist，Chinese Medicine，Acupuncture 葛洪:他尤其強調灸法的使用,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清晰明確的註名了各種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針灸的人也能使用。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中國獲得諾貝爾獎的屠呦呦發現青蒿素的靈感,來自葛洪的著作《肘後備急方》原文是:治瘧病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未經高溫提煉),盡服之;如果沒有隱士葛洪,屠呦呦不會發現青蒿素,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獎!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據紀錄,201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受到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啟發,書中在治寒熱諸瘧方的其中一方寫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找到青蒿特有的煎煮方法,成功從A. annua L.黃花蒿中萃取出活性良好的青蒿素,也證實了其對於瘧疾的治療效果,後續青蒿素便被廣泛的使用在對抗瘧疾上!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葛洪繼承並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論,在《抱樸子內篇》中,他系統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方術,包括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同時又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談到瘧疾與傳統醫藥,較為人所知的近期發展是 2015 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從中醫古籍得到啟發,成功研製抗瘧藥青蒿素，並獲頒諾貝爾醫學獎。
事實上,近代中國以青蒿素治療瘧疾並非新鮮事。早在一九七○年代,中國為了尋找對抗瘧疾的物質,已開始大量查閱典籍並尋訪老中醫和民間藥方,篩選數百種候選藥方後才鎖定從青蒿提取抗瘧疾藥。
正處於翻天覆地的文革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其實這並非為了國內民眾的需求,而是基於戰略考量。
爆發於 1955 年的越戰,背景是全球的共產與反共陣營分別支持北越和南越而相互抗衡的冷戰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 1962 年介入越戰,支持北越,除了軍需,人員訓練與工程技術之外,還有一項秘密進行,以發現新的抗瘧藥為目標的「523項目」。
當時北越士兵雖因戰爭而有眾多死傷,但死於瘧疾的人更多,因此領導人胡志明向中國政府求援,才有了這項集合了包括屠呦呦在內,高達五百多名科學家分頭研發藥物的計畫,除了嘗試化合物外,也分析中草藥。
在中草藥方面,研究團隊選了胡椒和其它出現頻率較高的中草藥,又從《本草綱目》和《神農本草經》發現常山,也證實這個草藥具有抗瘧活性,但因其毒性大於傳統用藥奎寧而作罷,最後開發出青蒿素 (Artemisinin，圖一) 類藥物。
 瘧疾是一個古老的疾病,西元前 2000 年的中國就有因瘧疾引發的周期性燒發的歷史記載,埃及和歐洲的古希臘羅馬時期也曾流行過。
「瘧」在古代中國被視為特定疾病的記載,可追溯到《左傳》,如「定公四年：疾瘧方起」,「襄公七年：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等。啟發屠呦呦的《肘後備急方》則是寫於晉代,約西元 340 年,作者葛洪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這段有別於一般中藥煎煮法的文字,讓她的研究隊推測高溫可能破壞青蒿的有效成分,於是改用沸點較低的溶劑提取,證實青蒿提取物的抗瘧效果與溫度相關,同時也發現藥用青蒿當中,有抗瘧活性者為黃花蒿 (Artemisia annua，圖二) 而非青蒿 (Artemisia apiacea)，這便是以現代方法備製青蒿素的一大突破;在這個基礎上,中國自1972年起便展開小規模臨床試驗,並繼續進行青蒿素抗瘧有效單體的分離研究。
七○年代的各項試驗與臨床研究的成果,由於涉及機密,在1979年起才陸續發表,並在八○年代投入新藥研發,其中青蒿琥酯 (Artesunate) 在2002年被世界衛生組織 (WHO) 收錄在第 12 版必需藥品清單當中。
必需藥品是 WHO 在 1977 年提出的概念,指提供醫療照護時,必須隨時備足青蒿琥酯 (Artesunate) ,最重要也最基本,大眾能負擔的藥品。目前最新版的清單共有 340 種。
 瘧疾是重要的醫學與公共衛生議題,因研究這個重大疾病而得到諾貝爾醫學獎肯定的,在史上就有四例!
1.研究瘧疾疾病而得到諾貝爾醫學獎肯定的,在史上就有四例:分別是 1902 年的 Ronald Ross (出生於印度的英國醫師與細菌學家) ,1907年的 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 (法國軍醫) ,和1948年的 Paul Herman Müller (瑞士化學家),接下來是 2015 年的中國籍科學家屠呦呦!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2.研究瘧疾疾病而得到諾貝爾醫學獎肯定的,在史上就有四例:Ross 的重要發現是確認瘧蚊是傳播瘧疾的病媒,Laveran 則是提出導致瘧疾的寄生蟲,Müller發現DDT可殺死蚊子等節肢動物,而屠呦呦則是因研製青蒿素治療瘧疾而獲獎。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在今天,瘧疾依然是一年有超過2億人感染,並奪走 43 萬生命的重要傳染性疾病。全球七成的瘧疾負擔集中在 11 個國家,其中 10 國在非洲,另一個國家在南亞印度。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中國在 2017 年首次達到零本土案例,這是自 2010 年出現近 5,000 病例後的一大里程碑,有望在數年後進入瘧疾根除國家之列。
而飽受傳染病肆虐的印度,國內的傳統醫學研究者也積極想從先人智慧中再度發掘可資應用的草藥來解決以蚊子為媒介的瘧疾,登革熱等活躍的傳染病。
雖然青蒿素治療瘧疾成效頗佳,但不能避免的還是許多國家發現瘧原蟲已產生抗藥性,青蒿素不再是萬靈丹。
其實,要對抗瘧疾,醫療只是其中一項途徑;早在 1965 年,也就是中國的「523 項目」尚未啟動以前,臺灣就已透過公共衛生的途徑,以家戶噴灑 DDT 消滅瘧蚊達到根除瘧疾的目標,也是二次戰後全球除瘧運動中極少數完全根絕,並且長期維持無本土病例的國家 (圖三)。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有人將這二種途徑分別稱為對人法與對蚊法,前者是對人投藥,消滅病原阻斷傳染,後者指的是消滅傳染媒介,杜絕流行 (以DDT化學藥物法最具代表性,其它對蚊法還有利用天敵與環境防治)。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由美國全力支持的對蚊法,和共產世界耗費大量資源發展的對人法,恐怕也是冷戰時期的另一個特殊現象;而 DDT 後來被發現對環境和人體帶來嚴重危害,最後被禁用,更是當初始料未及的事後災難,這是後話。
抗藥性,噴灑有機藥劑效力有限且成本高昂,多種瘧原蟲使疫苗研發困難重重,再加上全球暖化使瘧蚊向高海拔地區擴散,這些都是未來人們對抗瘧疾的隱憂!
 圖三：臺灣抗瘧。(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5/12/4/n1142645.htm)
葛洪為魏晉時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葛洪生在儒,道世家,年幼喪父,多次遭遇兵火戰亂仍奮發自學;後拜師學五經,神仙導養之術等知識,並立志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但又慕仰歸隱之士;入世與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道家人物!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其一生為官數次,卻大都只是諮詢性質的小官;由於葛洪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政治腐敗,仕族萎糜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加上其性格之不好附會,奉迎,堅持不肯隨波逐流等因素,形成其刑以輔德,君王修德,尚賢任能等的政治理想。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這點從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中即可明顯得知;另外,當時社會亦崇尚道教養生之術,從葛洪一生中常入山歸隱修道的行為,乃至晚年選擇以修煉養生終了一生,又可發現其人生的理想!
本文擬從葛洪的家世背景,時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際遇中,探討在這一大環境中，葛洪之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內容與特色。進而發現，雖然葛洪以「身入世而心出世」為修道的最高境界，也以其一生嘗試去實現此一理想，但最後卻選擇歸隱山林的出世行為，而捨棄世間的治世理想，其實是與其身處魏晉時期，整個大環境的限制密切相關。 一、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美滿、理想正義的生存社會，並努力提出改善社會的因應之道，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窮盡一生思索、反省並批判社會的現象，提出各種可能的意見與方法，也努力地去實踐之。然而，當社會已處在極度腐敗、混亂，而且這種現象竟已成為一種風尚時，知識份子在對時局的欲振乏力的極度失望與無助下，大多會消極的隱遁山林、超然修道或清談玄義、不問世事以度餘生。這種入世與出世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顯然與環境的變遷有關，而且二者似乎截然劃分、互不相攝，成為不是積極入世就是消極出世的兩種不同的選擇。 東漢自桓靈以後，在宦官、外戚輪值當政下，黨錮之禍頻生，累及士子，使得許多讀書人諱言政治，深感儒學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憑藉，而棄儒崇道。到了魏晉時期，更是中國社會由短暫統一又走向分裂的時代，也是社會最動盪、政治最黑暗、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之一。當時的人生觀約略可分為三派：[1] 一是要求順情通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滿足的逍遙論，如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一是要求調情感、除物誘、排智巧以期終老天年的養生論，如嵇康的養生論與答難養生論；一是求肆情縱慾，以享受人生的縱慾論，如列子楊篇。 葛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進入社會、參與政治活動，乃至最後隱遁山林渡餘生，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環境的熏陶，使他一方面有抱朴守質、淡泊名利的個性，篤志神仙之學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視禮節與道德，甚至提倡德行與性命雙修，強調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徑，以此來匡正流俗萎糜的弊病，更提出了各種為政之道，希望藉以對治當時的腐敗之風的入世思想。 入世與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好神仙之學的道家人物，甚少視為儒者。令筆者好奇的是：造成葛洪具有這兩種不同的思想特質真正的原因為何？是積極的世間關懷（入世），還是只是一種對世俗不滿的批判？是積極的人生追求（成仙），還是消極的對世間的絕望與放棄下唯一的選擇（出世）？因此，筆者欲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特質與關聯性，希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內涵，進一步了解其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的分化與融合關鍵之處。 二、葛洪生平簡述(一)葛洪的家世背景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郡句容縣人（今屬江蘇省）。出生約晉武帝太康4年(283)，卒約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2] 葛洪生於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祖輩世代為官。 洪祖父葛系（一作奚）曾仕吳，歷任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宰，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等要職。[3] 如《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言： 葛洪其從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煉之術,學通古今,博覽經傳子史,好彈琴,誦老莊,懂醫術,常行奇技仙術於世,有神驗;有弟子三百餘人,其為鄭隱入室弟子之一;吳人稱之為「葛仙公」或「太極左仙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聞，行為世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6] 仕吳，歷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入晉後，歷位大中 正、肥鄉令、遷邵陵太守，卒於官。為官清正，廉潔無私，「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7] 因此，從其祖父至其父之事跡可知，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 (二)葛洪的時代背景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江南兼併之風更盛，大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宋書．武帝本紀》：
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形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8] 在文化風尚方面，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自漢末以來已名不符實，[9] 弊端叢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10] 的局面。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外戚、士族和朋黨把持，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晉時期，清談之風興起，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對當時傳來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而不再走漢代「純儒」、「經師」的路，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處的時代，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橫暴，上下驕奢，朝綱不振，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葛洪從出生到卒世期間，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12]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 魏晉時，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有權勢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代的政治變亂，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實際上，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尤其是兩晉之際。[13] 晉代以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會中更是傳播迅速;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據胡孚琛的分析有四點： 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無統一的領導。 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且擴展到上層士族。 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 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加上祖,父輩為儒官,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並為道教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14] (三)葛洪的一生際遇《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而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15]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極為詳究的文章：《葛洪年譜》，[16]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並從葛洪的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17]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4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敘》云：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不早見督以書史。[18]又云：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博，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鬥雞騖，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自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19] 由是見之,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又自認為性情愚鈍內向,手腳不靈活,不好與同伴玩。 葛洪十三歲父亡，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不得已而躬執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代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20]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學奮發的歷程，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而自認「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21] 據陳氏考證，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學神仙導養之術。鄭隱明五經，知仙道等天文知識。至二十歲這五年間，洪兼學儒道，一心兩用，致有「意志不專」之嘆。時始作詩、賦、雜文，自以為甚佳，欲精治五經，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文儒，且無意於仕途，故每覽名人歸隱之傳，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禦寇避劫、獵取鳥獸而習武，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徘徊於儒、道之間，為求學、習作的階段，更為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大破石冰之軍，又被封為伏波將軍。[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釋甲，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以廣見聞，但受到戰亂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陳敏據江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二十四歲時，因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洪至廣州未幾，嵇含即遭人暗殺而亡，致洪滯留廣州數年，絕意仕途，屢檄不就。 晉懷帝永嘉6年,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拜靚為師,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為妻;三十二歲返故里,閑居,州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皆不就;[24] 後一年,勉受辟為府掾;[25] 又二年,受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二十歲著手草創；至三十五歲始撰成《抱朴子》一書。至其四十五歲時，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導召其為補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職不辭。旋轉司徒掾，又遷諮議參軍，皆屬「顧問」「諮議」性質。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於一切職皆辭不就。[26]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自度性懶而才短。以篤懶而御才短，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亡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27] 迨郭文死時,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術,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慨嘆人生無常,因而有隱居蘭風山，從事修道之舉;[28] 洪五十歲時,聞交趾產丹,請為句漏令;至廣州,為刺史鄧嶽強留,乃止於羅浮山,從事煉丹;其在山數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遠行尋師,藥,剋期便發。」嶽得書,心知有異,往見之,而洪已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入棺,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四)小結──葛洪的人格特質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而這種人格特質往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長的環境、學習的內容、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使其在長大後變得內斂沉著，遇事喜歡獨立思考，也較有自己的見解，在社會活動中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覆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處世上，由於其「抱朴」之個性，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也不計毀譽。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詳細了解後才往來。因是之故，非常討厭淺近之人，「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30]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格，認為「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評定之耶！」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因此對於世俗的萎糜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滿，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內以治身，外以為國」、「道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治世則以儒為本的。 又，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當富貴離開時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31] 「樂天知命，何憂何慮？安時處順，何怨何尤？」[32] 「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33]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乃至最後隱遁山林，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內心經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 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大體就是從入世而遁世，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既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腐敗，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進而選擇隱遁山林，不再為官問世事的消極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實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面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35] 三、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一)思想形成的因素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而在參與的過程中也會有自己的「世間哲學」；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人亦有超現世的嚮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36] 葛洪在這兩方面的思想，可從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其中含攝儒、墨、道、法、兵諸家，而歸本於儒家，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世事的臧否，常因應時勢，因事制宜。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適應魏晉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遙隱遯，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論君道臣節之道，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說，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賢，則權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論譏俗救生之法，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墨家，而反對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闊。」[37] 依李氏之見，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扺因其生處兩晉之交，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故也主張法家的刑以輔德之說。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儒道的合同、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如前所言，魏晉之際，世變紛紜，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紛據要津，形成新的政治集團，使南方舊族沒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學的浸濡頗深，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好變、奢華極為厭惡，故其在外篇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時代環境的更迭、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據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由於同時兼學經書，一心兩用，意志不專，以致績效不佳；既不能為純儒，又無法證道，故在為官的過程中，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八王之亂、陳敏之亂、永嘉之亂等變故，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認為富貴如華，難以長存，而寧可選擇寄情於山林、修道以養天年。[38]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 另外，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首先跟隨鄭隱學道，雖自言所學不專，也沒有隨之歸隱，但因博覽儒道二書，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下了深厚的基礎。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主動向之學習的，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亡，遂令洪羡慕其學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情。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可能實現的理想，尤其在「生命之有限、人間榮華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此為思想轉變之三。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漸漸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唯筆者從其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葛洪最終選擇隱遁山林修道，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但如果在環境許可下，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為唯一的選擇嗎？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單純了。 (二)思想內容與特色1.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魏晉時代，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對士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推崇隱逸思想，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內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的隱士可以「論世務」、「議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朴子．外篇．良規》有言：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王，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但，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尚賢任能，任賢時須量才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舉的原則和方法，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治理想，[41]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時弊，挽救政局的願望。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以改禮學家煩瑣之弊；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提酒誡，明學問與教化的重要，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42]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思想,是相當的積極,入世的,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2.個人修養方面 在個人修養上，葛洪也不是「純儒」或「純道」的，而是主張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內篇．釋滯》言：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43]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言：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內篇．對俗》又言：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45] 由上觀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的。至於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襲老莊的宇宙觀,以道──或其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玄』──為宇宙的本體,凡人修道體玄之後,不止能使精神長王,而且形體不衰,可達『長生久視』的神人境界,出乎無上,入乎無下,遨遊天地之間,逍遙恍惚之中,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
因是之故，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 https://blog.udn.com/alpineatks/179934317 [48]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念;另一方面,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原因,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遇上的不盡如意,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在被動、無奈、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在那樣的大洪流下，無法避免的命運。 (三)綜述「人性」本身就橫跨了「身」「心」二界，「入世」與「出世」的思想是可以視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也可以是調合無礙的。[49]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回顧葛洪的一生，從其父亡至其終老，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的。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內外篇字裡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再看其官職，除了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餘者多為「諮議」「顧問」性質的無實權的小官，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以著一部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內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因此，其晚年選擇以隱遁山林、不問世事、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並且傳其「預知時至」的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情的。 四、結語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祖輩世代為官，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雖自言少受督勤學經書，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而對為官者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遭逢多劫災難，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加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轉而專志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內、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但終究扺不過大環境的洪流，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世事多變難料，若生不逢時，再大的理想也扺不過環境的大洪流。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少有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態度。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並著書以明志，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儒」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積極的。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由於親眼見到、接觸到仕族子弟的萎靡奢濫，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望與放棄，最終選擇走入山林，終了一生。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其實是主要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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