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開始寫小說後，我很久沒有寫「學術」性的文章，然而，一個朋友的疑問，讓我動筆寫了這篇文，也重新省思：我的小說究竟在說什麼？

　　這或許得從原始的念頭講起。

　　醞釀這篇小說時，我正讀著M.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裡面談到各種「無所不在的規矩」，可以操控時間與空間來對人們做「各種精密的調整」。簡單來講，就是各種集體製造出來的規範，會讓處於其中的人遵守，越能遵守這規範的人，就越能在整體活動中得到「眷顧」。

　　這對當時的我是很大的衝擊。原來，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學、念研究所，並不是因為我比別人「努力用功」而是我比別人「遵守規矩」，不管那「規矩」是什麼。於是，對於現實社會制度的「規訓」，我變得越來越難忍受：我開始不能明白，為什麼工作已經做完了，卻一定要我乖乖地在辦公桌前呆滿8個小時，又或是我喜歡在家裡完成工作，但仍須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我不明白，公司要的究竟是我的工作成效、還是我乖順的肉體？

　　於是，「結構殺人」的雛形就這樣慢慢地浮現：我要設計一個完全操控時間空間的世界，讓角色們喘不過氣來，將規訓的力量壓到最大，再讓角色們反抗。因為，純粹的壓迫是很恐怖的，而且A. Giddens的「社會的構成」也在這時也影響我，讓我瞭解「結構的二重性」，也就是整體、社會和個體是彼此互動、影響、改變的，雖然我個人主觀意識認為個體要影響結構實在是有夠難。

　　在提筆的時候，詮釋學的概念主宰了這篇小說。

　　M. Heidegger提過，人會以「生活世界」當「視域」來理解存在物，所以，我在寫整個故事時，不會用「那個角色」與「角色生活地點」及「那個時代」沒有的東西來形容。像豹、羚羊看到「神」都以「示」字邊的代名詞描述、用「光棒」來講手電筒、以「神之語」來代替電腦等，都是為了表現這樣的「詮釋」。這樣的寫法加深了文筆操控的難度，我變得很難用譬喻法來描述角色看到的、聽到的，生活中許許多多的形容詞，其實都是「生活視域」的引用，如獐頭鼠目，在沒有「獐」、不知「鼠」的年代裡，那能用這樣的辭來形容人呢？所以我只好用角色的五官去詮釋世界，監製把那些「角色的囈語」當成是「意識流」，而我則稱之為「詮釋」。

　　還有個更重要的部分是，我用四個角色的視點來詮釋一個「事件」，也就是J. Derrida的「解構」概念：「任何訊息都不會只有單一詮釋」。

　　說實話，最初寫「結構殺人」時，我本來只想用雙主線劇情作交代，也就是用豹與烏鴉兩個角色的夢和現實交錯處理，這樣的稿子寫了五萬多字，在中途卻因為自我反省而拋開。因為，這個故事想談的是「世界」，要把故事世界「如實」反映出來，只用兩個角色的「視域」是不夠的，我需要其他的角色來支撐整個世界觀，需要不同視角來呈現「解構」與「結構」的混和，於是，重新調整之後，終於成為一個像「網子」結構般的小說。

　　當然，我必須承認，或許這些學術概念在作品中並沒有被很清楚地闡釋出來，這可成為我下次寫作的目標。然而，我也相信技巧不夠，無損於小說創作的理念，對於讀者來說，故事好看應該才是重要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