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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20 18:51:48瀏覽45｜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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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從發源地印度消失的理論正受到挑戰－書評
2025 年 1 月 20 日 0 則評論
PK 巴拉錢德蘭
印度歷史學家沙尚克·謝卡爾·辛哈 (Shashank Shekhar Sinha) 對佛教在 13 世紀從其誕生地印度消失的廣泛接受的理論提出了質疑。
辛哈在他的最新著作 《鑄造佛陀：印度佛教不朽的歷史》 （麥克米倫，新德里，2024 年）中指出，印度人在宣布信仰後的幾個世紀裡一直在對佛教教義進行辯論，並吸收了其中的許多教義在印度「死」了。
佛教確實衰弱了，部分原因是13世紀印度穆斯林統治者反傳統的做法，部分原因是婆羅門領導的「吠陀」印度教在意識形態上同時重新出現。但它仍然是印度的一個主要主題，它的許多教義都被納入印度教。後一種現象甚至將佛陀描繪成 毘濕奴的化身 或化身，因此，他本身就是印度教的神。
辛哈也指出，透過其在社會解放和政治運動中的作用，佛教重新回到印度思想、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中心舞台，特別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
《鑄佛：印度佛教的不朽歷史》主要講述印度的佛教紀念碑和考古遺跡及其與當時佛教文獻的關係。辛哈聲稱，佛教學生必須將他們在文本中讀到的內容與在紀念碑和考古發現中看到的內容聯繫起來，才能清楚地理解和準確地描繪印度「佛教時代」盛行的信仰、實踐和文化。
就本文的主題而言，佛教的復興確實明顯地發生了。在重要方面，佛教開始佔據印度政治的中心舞台，特別是在動員憂鬱或邊緣化種姓方面。隨後，在尼赫魯時期，它成為與南亞、東南亞和東亞佛教國家建立聯繫的重要工具。
感謝尼赫魯，印度的國家象徵其實是佛教的──例如 鹿野苑的法輪 和獅子首都。印度國旗中央的輪子被稱為阿育王輪，代表 法輪、佛法或永恆的正義之輪。它像徵著佛教的社會正義觀念和指導行為的道德原則。阿育王脈輪也代表印度致力於維護法治、和平與正義，作為其國家認同的一部分。佛教符號現在是印度作為一個公正國家願景的體現。
自尼赫魯以來的歷屆印度政府都利用印度的佛教歷史與包括斯里蘭卡和緬甸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和南亞許多國家建立了共生或文明聯繫。
韋斯特的貢獻
辛哈對西方人（主要是歐洲人）給予了充分的讚揚，他們重新發現了佛教，並幫助在全世界傳播了佛教意識。但他質疑這樣一種觀點：如果沒有西方人，印度人會繼續認為佛教在 13 世紀就在他們的國家消亡了。
阿諾德（Edwin Arnold）的 《亞洲之光》 （1879 年）聲稱佛教在十九世紀被西方人重新發現。世紀。但辛哈認為，印度在前殖民時期和殖民早期就已經有與佛教對話的傳統。西元一世紀梵文佛教文獻《 Vajrasuchi 》（金剛鑽），作者為 Ashwaghosha，反對婆羅門種姓制度。它於 1839 年首次在現代出版，比埃德溫·阿諾德的書出版早四十年。
辛哈說， 金剛般若的 英文譯本在印度和歐洲受到社會改革者和基督教傳教士的歡迎。它被翻譯成印地語、孟加拉語、泰米爾語和尼泊爾語。
由於貿易的擴大，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西方開始聽說印度的佛教。馬可·波羅對此有過記載。但西方人的焦點是東南亞而不是印度。
歐洲旅行者和流動商人確實看到佛塔和寺院，但這些都非常破舊，與佛教沒有明顯的聯繫。例如，玄奘在印度教寺廟中發現了佛像，並得出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結論。但實際上，婆羅門教強烈反對佛教與印度教的混合。但印度教徒仍繼續採用佛教思想和崇拜形式。
在早期與印度的交往中，歐洲學者和愛好者一直在爭論佛陀是一個神話人物還是一個真實的人物，一個像耶穌或穆罕默德這樣的「歷史人物」。另一個問題是佛陀是否出生在印度、波斯或蒙古。
當時西方人可以獲得的經文是梵文，而不是佛陀使用的巴利文。這些材料屬於佛教大乘宗派。但對東南亞和印度各地的佛教研究逐漸使研究人員相信，它們都是同一個宗教——佛教的一部分或變體，而且其起源於印度。
尤金·伯納夫（Eugene Burnauf，1801-1852 年）是第一個撰寫有關“印度佛教”或印度佛教的書的歐洲人。它是基於尼泊爾的梵文手稿。後來發現，來自西藏和中國的文本其實是印度文本的翻譯。
十九世紀末，巴利文文獻被發現並被翻譯。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茲 (Thomas William Rhys-Davids) 於 1881 年成立了巴利文文獻協會，負責收集、翻譯和出版這些文獻。
對巴利文經典的深入研究表明，佛陀是一位社會改革家，挑戰了婆羅門的霸權以及吠陀儀式和祭祀的統治。學者們也意識到佛陀和他的直接弟子的原始教義以及後來的記載和解釋之間存在差異。
古蹟的發現
當學者沉浸在手稿中時，歐洲出版物中出現了印度各地的繪畫，其中一些與佛教有關。威廉·丹尼爾 (William Daniel) 於 1830 年出版了他的版畫。
考古學於十九世紀在印度出現。世紀促進了印度佛教知識的增長。但第一批考古發掘並不是由專業人士進行的，而是英國官員出於好奇而進行的。 1798 年，一位業餘愛好者科林·麥肯齊(Colin Mackenzie) 在安得拉邦的阿馬拉瓦蒂(Amaravati) 發現了一座佛塔的遺跡。邦的瓦舍裡(Vaishali) 挖掘了一座佛塔。 1905年，在北方邦鹿野苑的另一次發掘過程中，發現了阿育王的獅子首都。
中央邦桑吉的佛塔由泰勒將軍於1818 年發現。地區（現屬巴基斯坦）進行了進一步發掘。由於伯恩斯和馬森在佛塔中發現了希臘硬幣，他們認為這些佛塔是希臘國王的墳墓。
1834 年至 1837 年間，化驗大師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受命測試貴金屬重量和成色的官員）能夠破譯硬幣和佛塔中的婆羅米文和卡羅什蒂文。這是由於普林塞普在錫蘭佛教界的人脈，例如公務員喬治·圖努爾以及圖努爾在薩布拉加穆沃地區任職期間認識的佛教僧人。
1861 年，隨著印度考古調查局 (ASI) 的成立並任命亞歷山大·坎寧安爵士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為總幹事，考古發現成倍增加。坎寧安追溯了中國旅行者法顯（公元四世紀和五世紀）和玄奘（公元七世紀）所提到的結構。 1830年，法顯和玄奘的著作出版，先是法文版，後來是英文版。
1861 年至 1865 年間，坎寧安在北印度確定了 160 個佛教遺址。犍陀羅地區（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被發掘，巴米揚大佛在阿富汗被發現。 1884年，比哈爾邦菩提伽耶的摩訶菩提寺建築群得到了翻修。它成為與佛陀一生，特別是與覺悟有關的四大聖地之一。
摩訶菩提寺建築群最初由阿育王於西元前 3 世紀建造。現在的寺廟（後來經過翻修）建於笈多時期（西元四世紀至六世紀）。 它是最早完全用磚建造的佛教寺廟之一，至今仍然矗立。
下一任考古調查局局長約翰·馬歇爾爵士（1902-28 年）對發現和修復與阿育王有關的佛塔和寺院更感興趣。
「將佛塔遺存與文字內容關聯，可以全面了解各地佛教的思想和修行。這些雕塑提供了佛教修行的證據。硬幣、銘文和文物有助於更準確地講述這個故事。馬歇爾能夠將阿育王遺址與 5世紀佛教文獻 《Divyavadana》連結起來。 辛哈指出。
世界宗教的迷戀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知識分子生活的特色。世紀。人們對佛教、印度教和改革派的興趣與日俱增。埃德溫·阿諾德的 《亞洲之光》 （1879 年）改編自佛教文本 《Lalitavistara》，這是 一首關於佛陀的生平、時代和哲學的敘事詩。 《亞洲之光》 被翻譯成多種印度語言。很快，它啟發了布拉姆貝德卡、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等印度高層領導人。 1893 年，世界宗教議會在芝加哥舉行，錫蘭的 Anagarika Dharmapala 發表了題為「世界欠佛教的債」的演講。
像 Brahmo Samaj 和 Prarthana Samaj 這樣的印度教改革運動也有助於激發人們對佛教的興趣。印度許多地方都成立了佛教社團，這些社團產生了佛教文獻。泰戈爾在他的藝術作品中融入了佛教主題。
甚至印度教大公也贊助佛教，儘管它堅稱佛教只是“改革後的印度教”，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宗教。辛哈透露，印度教企業也支持和傳播佛教。
印度教比拉斯贊助佛教。 Jugal Kishore Birla（1883-1967）資助了 15 座主要佛教寺廟。他在經濟上支持巴利語文本的印地語翻譯。 JKBirla 得到了 DNKosambi 和 Rahul Sankritayayan 等左翼分子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幫助。
因此，毫無疑問，佛教思想和信仰得以倖存，儘管處於印度次大陸宗教思想的邊緣。辛哈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佛教的發現或復興不能完全歸功於歐洲。
佛教也激發了反種姓運動，以及透過獨立印度憲法建立平等社會的努力。獨立後，佛教也被嫁接到國家工藝、國家建設和國際關係。
政治家利用佛教來宣揚平等主義和平均主義思想。甚至連種姓的正統信徒也選擇佛教來解釋婆羅門印度教，認為其內部包含了佛教無種姓社會的概念。他們把佛陀描繪成第九世。印度教毘濕奴神的化身。
印度正在利用其佛教歷史與佛教國家建立「文明」聯繫，並宣傳其佛教古蹟以吸引來自亞洲的朝聖者和遊客。事實上，正如辛哈所說：“佛陀再次佔據了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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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巴拉錢德蘭
PK Balachandran 是一位在斯里蘭卡為當地和國際媒體工作的印度資深記者，過去 21 年一直在撰寫有關南亞問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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