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報有則報導的標題是：「新加坡買不到口香糖，卻買得到幹細胞。」常被認為在很多方面不夠自由的新加坡，竟在幹細胞的研究應用上採取了全球最寬鬆的規定，於是不少科學家轉移到新加坡去研究。這種敢在某些必要的領域自由化的做法，是新加坡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觀我國，雖然整體而言比新加坡自由民主，大家原則上也都支持自由化；但我們的自由化卻大部分是跟著外國的腳步走，而幾乎不致有領先全球而搶得先機的自由化。

說來可歎，我們不能積極自由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某些方面太自由民主了，但更可能是我們自由民主的文化仍不成熟。包括自由化在內，少有政策是只有利沒有弊的，更少見政策對所有的人都有利而無人受害。在民主較成熟的社會，有爭議的問題透過公開討論來釐清其利弊；而在意見對立時，則應依法在不顯著傷害少數的情況下採取多數人的意見，或由法定的決策者負責做決定。但在民主文化不成熟的我國，兩種方式卻都常行不通，而使很多政策長期拖延不決。

最常見的，就是少數人的堅持所形成的否決權，或少數暴力。例如，許多投資案因為部分居民和環保人士抗爭而受阻；照顧服務因為某些社會福利專家的反對就無法由營利事業經營；公營事業因為員工反彈而難以民營化或改革；學費也因有人反對而不能自由化等等。

這些反對改革的人士也許覺得他們是多數，或者覺得他們的主張是最好的而不是為私利的，他們也真的有可能是對的。然而實際上我們卻很少按民主程序去看那一方才真的是多數，也很少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去爭誰的主張比較正確或對國家比較有利。常見的決定方法是，看誰比較敢衝撞，甚至比較敢做對社會傷害更大的事。當兩方意見都強烈時，我們就什麼都不做。

反對投資和開發案的人有些會圍廠、示威、丟雞蛋，甚至揚言採取暴力行動；但投資者常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甚至還要陪笑臉。於是一般人不容易區分出抗爭是否合理，而許多投資案就因為不合理的抗爭或怕不合理的抗爭而消失或外移。反對提高學費的人的確群情激憤，而認為學費該調高者可不會為付更多學費而拚命。因此學費也就難以自由化。這種非民主的風氣使國家難以改革進步，更難在國際競爭中搶得先機。

以生物科技為例，我國因為特殊的地理條件，生物極為多樣化；我國有涵蓋東北亞到東南亞的人民，國人也很有包括嘗試新藥在內的冒險精神，而我國的生物醫學水準在東南亞也是最高的；因此理應有吸引更多人來台研究的能力。然而我們相關的規定不只不敢像新加坡那樣大膽自由化，反而比其他先進國家更保守，以致我們的特長無用武之地。

在其他政策方面，新加坡為了一個日本的傑出研究者，可以把他整個研究團隊都聘到新加坡。換做我國，其中一定有很多人因為資格不符或其他制度限制而不能來台工作，而且一定有人會批評他們排擠了國內人才。新加坡的生醫研究和許多產業得到公共資金的投資，而能從事長程的研究投資，有些科學家就是因為在歐美商業化重視短期利益的環境下得不到資金，而決定到新加坡去發展。而在我國，這種公共資金的投資可能被批為圖利私人；不久之前也有立法委員以「很多投資沒賺錢」來批評應以長期整體利益為目標的行政院開發基金。我們這樣豈能和新加坡競爭？

希望有一天我國的民主文化能改善，而使決策更有效率。但在那之前，我們更希望政治人物現在就勇於依法制及國家利益，快速推動必要的改革和自由化。如果永遠因意見分歧而拖延不決，如何能在全球競爭中搶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