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辛亥百年之際驚然發現台灣似乎充滿著保皇的言論。在上篇我們舉例說明這些”學者“荒謬的保皇言論完全無視當時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早已成為一個連印度都不如的次殖民地的狀況。如果不革命國將不國被列強所接管。連國家都沒了和誰立憲?  

這些”學者“除了忽略了當時國家被列強分割的局勢也忽略了晚清致力改革維新的悲劇皇帝光緒。在1895年甲午兵敗之後，弄臣李鴻章在日本下關簽了即使已歷經不少不平等條約的滿清王公大臣都為之譁然。連殺李以謝天下之言都浮上廟堂。然而在李的主子力保之下賣國弄臣的地位更為穩固。甲午之恥在堅定國父革命的決心的同時也啟發了當時尚未親政少年皇帝光緒的改革圖強之心。1898年光緒在親政後以康有為的主張依日俄的改革為藍本推行新政，然終因所托非人被狼子野心的袁世凱出賣，百日維新以光緒終身被囚，維新人士不是被殺就是流亡海外的悲劇受場。 

光緒的百日維新在晚清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是清廷最後的中興機會。如果成功，也許國父無須繼續革命，今天中國的國號也許還是大清帝國，然而慈僖非但扼殺了這圖強的最後機會反而變本加厲的開倒車，不但引出了義和團之禍也註定了滿清的滅亡。然而這重要的轉捩點卻被這二”學者“再次選擇性的忽略了。與此同時此二”學者“卻同時引清廷在1905年準備”立憲“來支持他們的保皇論調。他們同時又很“湊巧”的不提是同盟會也在1905年成立。而這二“學者”更不會提的是1905年發生的這兩件事都起於1900年作慈僖的鼓勵下的義和團之亂引起的八國聯軍之禍。義和團之亂是以慈僖為首的清廷做出無以挽回的自我毀滅性打擊。在此之後清廷本已衰弱的中央極權已盡瓦解。地方勢力抬頭，重要省份的督都及巡撫已各有打算，而加上列強的壓力，慈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同意研究立憲。而與此同時國內提倡推翻滿清的組織也陸續出現，並不只是國父的興中會。為了聯合反清力量因此有了同盟會。 

如果我們光看台灣這“教授”與“院士”的言論，似乎清廷在1905年以下定決心立憲改革所以革命是多餘的，甚至是“只拆房子從不搞建設”。事實上慈僖當時要“研究”一方面是敷衍列強，而另一方面是打著以立憲之名行削蕃之實的算盤。在當時隨已無漢人的蕃王然各地的督撫多為漢人，在義和團之亂後對清政府已非唯命是從，這另滿人貴族非常不安想以立憲來鞏固中央，決非有放權之想。更談不上這二’學者“號稱的改革。別的不說，就在慈僖一方面談立憲，但另一方面對百日維新的”余孽“的打擊仍不手軟。在改革派囚的囚，殺的殺，流亡的流亡的情況下有何革新的”誠意“可言?  

如果說清末一切的禍害都源於慈僖這老太婆，那禍國的老太婆死後就好轉了嗎? 如果清廷真的像我們的”院士“所稱有立憲的”誠意“沒有”無故拖延“，那為什麼在慈僖死後傅儀的老爸攝政王堅拒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保皇派回國”報效“? 而且拒開黨禁又有何立憲可言? 可笑又可悲的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教授“及”院士“連清廷這點三角貓的金光黨手法都看不出。 

退一萬步說，那怕我們就當傅儀的老爹有那麼一丁點的”誠意“，時值1908年，當時的清政府已如一棟大樓在所有的支樑都以腐朽，支離破碎斑落，才來考慮整修為時已晚。不要說當時國父領導的革命已起義八次，即使國父在當時住手，別的革命團體也會推倒這已不堪的危樓。

我們下一篇將討論以英日立憲為借口的荒謬。在這裡我們就提一點。國父幼年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受美式教育，後在香港學醫受英式教育，之後為革命在英國，尤其是在奔走過，君子立憲對國父並不陌生，也和梁啟超辯論過終覺天賦人權必須共和。這是民權主義的基本概念，但我們在上篇就提過在今天要指望台灣的”學者“不要說深入，即使是過眼式的淺讀三民主義都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