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上月初，因其他管道要求一段獨家時期而暫緩在博客發佈。）

一月中，我寫了《新年的回顧和展望》系列文章，對Biden任期内中美博弈以及整體國際局勢的發展，做了詳細的預估。過去兩個月的新聞基本依照這些預估而開展，例如我預警了一年多的民主黨政權在外交上必定會以新疆議題做為對中國宣傳打擊的核心、Biden不會主動撤銷Trump在關稅和禁運上的敵對措施、歐美新冠疫情從一月底開始的逐漸緩和（因爲疫苗開始大規模施打；雖然歐盟出了不少婁子，所謂的“第三波”疫情依舊是雷聲大、雨點小）、以及1.9萬億美元財政刺激成爲Biden任期内通過的第一個主要法案等等。然而在這段期間内，依舊有若干新的事件和徵兆浮現出來，足以提供額外的分析和預測，我在此做些更新與增補。

國際宣傳上的敵對國家：

首先在Biden與中國的外交博弈上，最基本的論證考慮依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經菁英和Deep State對霸權動搖忽然有了警惕，隨即明顯地開展了對内對外、無分左右的全面仇中宣傳。這在當時就立刻對願意客觀檢驗事實的觀察者們，標識出美國幕後的政經決策集團已經把遏制和打擊中國提升為頭條戰略目標，現在經過十幾年的鞏固和貫徹，這個目標早已成爲Anglo-Saxon世界的全民共識，任何意見上的差異，只在於策略上的取捨。

Biden基本繼承Obama的策略選擇，亦即以白左的宣傳洗腦來拉攏其他先進工業國家，藉以在外交和貿易上推動新的國際規則體系，把中國體制定義為非法。然而他與Obama有幾個差別：首先，他沒有後者的決斷魄力，尤其不敢忤逆猶太游説集團、把以色列定位為戰略上的纍贅，所以與伊朗和解以便從中東脫身，在執行上必然會磕磕絆絆，最終的妥協很可能是把利益和影響力讓出來，而責任和負擔卻沒有大幅減少。

其次，經過Trump四年任期，中美之間已經撕破臉，他不必再像Obama那樣遮遮掩掩、事事要先找藉口；換句話說，Biden可以兼采Trump的手段。然而這些激進、明確、甚至冒進的敵對性政策，已經被歐盟和第三世界看穿為霸權行爲，對制定國際規則的戰略主軸反而有干擾效果。

而且他所繼承的美國，經過了四年的激劇内耗，在外交和宣傳上受傷很重，而中國卻穩步發展，尤其在處理新冠疫情的過程中，展示了無與倫比的治理能力，在疫苗和醫療物資的援助銷售上，更加示範了一般國家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利害所在。其結果是，雖然中國的國際宣傳力量仍然極爲微弱，美國主控的全球性主流媒體卻面臨著聲譽崩盤的危機，從而賦予中方反擊的底氣和機會。

我在前文分析過，歐盟在Merkel和Macron的主導下，已經確立要對中美博弈保持中立的戰略決定。廣大的第三世界，對中國國力的展現印象最深，除了個別情況特殊的國家之外，都會專注在貿易互惠的實利上，從而對基於白左意識形態的美式宣傳有所免疫，進一步形成中國外交上的基本盤。美國能夠可靠地帶動反中的中大型國家，屈指可數，總共只有5個，亦即加、澳、英、日、印。

這其中只有加拿大和澳洲是絕對的義無反顧、亦步亦趨：前者離美國太近，無可選擇；後者的紅脖子民粹文化比美國還要極端，又自認是南太平洋的區域霸主，爲虎作倀是寫在國家基因裏的必然。中國不必和這兩國浪費親善的努力，見機打擊即可，尤其澳洲不但在貿易上依賴中國，在碳污染、人權和周邊外交上也罪惡昭彰、犯行纍纍，特別適合拿來從經貿和宣傳兩方面殺鷄儆猴。不過在經濟上，澳洲資源豐富、地廣人稀，在中短期内完全可以承受失去頭號買家的損失；中國必須積極、有系統地開發替代來源，確保這些農礦資源在世界市場上供過於求，才會對澳洲施加真正的壓力。至於宣傳，尋找素材從來不是問題，只在於平時是否有意搜集整理、以及如何安排受害者在國際組織發聲的技巧罷了。

本屆的英國政府，是類似於Trump的民粹政權，唯一的理念就是仇外，所以仇中是自然的趨勢；在正式脫歐之後，更加自顧不暇，只能盲目追隨美國。由於其政局高度不穩，中方不必太過在意，可以靜觀其變，也可以拿來和澳洲一並打擊。五月的地方選舉，就有可能會撕裂國家；即使Johnson僥幸過關（例如目前蘇格蘭國家黨的前後任黨魁反目，對選情有所影響），他的内閣太過無能、貪腐、混亂，不可能有積極的作爲。

日本和印度同樣由於國界和歷史問題，對中國有深刻的敵意。然而地理上的鄰近，在貿易和軍事兩方面都限制了它們無限提升敵對態勢的意願和能力，再加上它們與白左文化也有衝突，中國應該根據這兩個國家的特性來做周旋。這裏日本的政壇理性程度較高，其文化又講究表面的禮貌，中方可以從經貿利益著手，試圖爭取其不走極端。印度文化則先天不知理性爲何物，任何讓利、互惠、合作只會鼓勵他們來佔更多的便宜；換句話說，有印度當朋友反而是負面的包袱，中國應該禁止國資企業參與當地的基建，任由它與美國交往。中國固然不可對印度有任何信任，美國最終也必然會得到同樣的教訓。

從宣傳角度來看，美、澳、英、印四國都是反中謠言的泉源。中國可以考慮在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提出反制製造假新聞詆毀其他國家的提議，聯合這方面有類似處境的被害者，尤其是俄國，設法建立多邊機制公開標識系統性造謠的英美霸權聯盟。這裏的重點是針對英美的體制、利用過去幾年他們内部的醜聞，把假新聞定調為私有媒體的惡劣造謠傳謠行爲，尤其是刻意忽略客觀事實邏輯證據，將來自有明顯撒謊動機的政治團體的單方指控和陰謀論無限轉述放大。最基本的是建立國際規範，要求媒體必須明白標識證據的欠缺；若是能夠進一步成立專門審查假新聞的國際組織（“Anti-Fake-News Organization”），不試圖調查事件本身的複雜真相，只審查新聞報導是否有足夠的客觀證據對其他國家做指控污衊，那就更為理想。我兩年前在《現代英美的假新聞體系》中所討論的，一個來自英方的拙劣謠言露出小辮子的案例，除了應該在當地法庭依毀謗罪起訴之外，也需要好的國際平臺用來羞辱、反擊故意輕信、轉述謊言的英美宣傳系統。

但是我一向强調，攻擊是最好的防禦，前面單獨討論澳洲時已經談過合適的攻勢作爲。其實其他幾國也都一樣，即使只用他們表面上篤信的白左文化為標準，仍然是劣跡斑斑。中方應該一方面系統性地搜集這類醜行的資料，一方面建立國際平臺，支持受害者發聲譴責。如果像是瑞典這樣不食人間烟火、經常貿然助推反中謠言的小國，出現了2020年春天在國内對養老院新冠患者進行系統性安樂死的政策（由良心醫生在《BMJ》《英國醫學期刊》揭發，參見前文《有關瑞典的一些觀察》），中國絕對沒有理由放棄削弱他們底氣的良機。

美國可以動員的盟友體系和國際組織：

因爲歐盟已經決定不為美國站隊，今年六月的G7會議不會出現不利中國的意外。五眼聯盟中，加拿大沒有自主的動力，英國自顧不暇，新西蘭知道要依小國的邏輯行事，避免出頭，只有澳洲會高調跟著美國閙；然而中方的貿易隔離政策已經為雙邊關係做了正確的定調，國際上支持澳洲的言論純屬空話，私下對中國力量的尊重和警惕才是由衷的結論。

因此在這些美國會想用來圍堵中國的國際同盟之中，只有印太聯盟會有表面上的進展；然而日本人不敢全押（All-in），印度人自懷鬼胎，所以這些進展只會是浮面和暫時的。這裏中國即使不反制，也不會失控；如果要反制，關鍵在於日本，因此在合理條件下加入CPTPP值得考慮，利用南韓來牽制美日聯盟也是歷來有效的技巧。

Biden如同預期，正在積極重新加入正規國際組織，試圖從内部扭曲這些機構的運行，轉化為開展美國霸權的工具。中國最基本的自我保護手段，在於人事：絕對不能再放任類似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日籍庭長强行推動不利中國的南海判例。這裏的簡單準則是，必須聯合亞非拉第三世界，但凡日裔、印裔、澳籍，以及英美政壇或媒體出身的人，都不容許坐上主導規則、或擁有高度自由裁量權的寶座；英籍和美籍的非政治性專業人士反而可能有自己的主見，可以個別考慮處理。例如剛剛當選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ICC Chief Prosecutor）的Karim Ahmad Khan，雖然是英籍，但向來為非洲國家服務奔走，顯然不是英美霸權體系的卒子。

這些國際組織中，部分具有很强的專業性，例如WHO。中國只要聯絡、尊重並保護不是來自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專業科學家，自然就會處處得到支持。事實上，這類的專業國際組織，是中國外交宣傳上的最佳盟友，只有英美右翼民粹對他們仇視，國際主流媒體傳統上積極引用他們的意見來與右翼民粹鬥爭，如果要選擇性抹黑他們為中國的發聲，就會陷入自我矛盾的窘境。

人權理事會原本就是政治性組織，以往由歐美主導，用來詆毀膽敢抗拒英美資本勢力的國家，近年受害國家普遍學乖，主動參與其運作，已經大幅衝淡歐美的影響力。但這裏歐盟天然傾向美國，如果在美方重新下場之後，中方仍然純粹硬頂，至少會白白賜予親美媒體勢力在歐洲的宣傳口實。正確的應對方案，在於積極揭露美、澳、英、印的反人權作爲（例如美國監獄系統的種種不人道行爲，美國女兵和大學女生有大機率被性侵，以及《Grayzone》日常報導的國際劣跡），反守爲攻。對於瑞典這樣頑固親美的歐洲小國，遇到罪證確鑿的案子，也不該拒絕對其公開羞辱的機會；當然這種得罪人的事，如果有盟友代爲出頭更加合適。

巴黎氣候協定則是應對客觀自然環境因素的政治反應，各國的政治考慮和經濟利益主導其進程，但專業科學論述也有若干話語權。雖然中方公開宣佈要在2060年達成碳中和的政策決定，暫時緩解了敵對勢力的外交宣傳打擊，但他們已經重新佈局，準備捲土重來。這次的新口實是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幫助第三世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努力，會引發額外的碳排放，尤其新建的煤電站更是他們眼中的最佳標靶（參見我在2014年《中共的煤電技術》一文中的分析）。中方應該强調碳排放必須以人均和歷史總量來計算，並且設法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來貫徹這些原則，例如一個國與國之間的碳排放交易平臺，把人口和歷史纍計明確定入“合法”的排放量之中；這必然會得到所有歐美日澳之外國家的普遍支持。

WTO最爲複雜：在經貿議題上，中、美、歐三方鼎立，各有盤算。中國無法完全避免不利的仲裁庭人事任命，只能設法與歐盟存異求同，避免美歐聯手打壓先進工業上的新興挑戰者。中歐投資協定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歐盟既然已經單方獲得中國市場的通行權，和美國協作的積極性自然降低許多。但是先進工業的市場額分依舊是你死我活的國際戰場，歐盟從歐洲經濟共同體時期開始，其核心任務就在於建立封閉性的貿易堡壘，中方不能天真地以爲歐洲人會適可而止、看到有額外的便宜可佔還會自我克制，所以必須主動爲其指出被美國占便宜的危險，把國際經貿對話的主軸引向美國的特權。

Biden剛剛在大飛機製造業爭端上和歐盟做出妥協，Trump遺留下來的其他貿易衝突也不難解決，但是美國在經貿上與全世界有一個基本矛盾，沒有任何緩解的可能，這裏我指的是美元的金融霸權（參見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權》）。美元作爲國際貿易和儲備貨幣，美國獨占印幣權，原本在一發一收之間就能搜刮全球財富、低價獲取各國的優質資產，例如南韓的三星和台灣的臺積電，實際所有權都淪入美國財團手中。近年來，美元更被發展成爲長臂管轄的工具，不但可以隨心所欲勒索十億美元級別的贖金，連其他國家主要企業的生殺大權都被美國單方面强行奪走。

美元的霸凌，歐洲早有切膚之痛，當年建立歐元的初衷就在於避免重複1985年Plaza Accord被强迫急速升值的痛苦。到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那些次貸的抵押是美國的房產，收錢的是美國的消費者，打包轉售抽成的是美國的銀行，出錢上當受騙的卻主要是歐洲的投資人，尤其是德國的中小型銀行，結果歐洲金融和經濟體系所受的打擊反而比美國更慘痛。到了2010年，希臘由美國高盛代爲做假賬，欺瞞歐元區的騙局爆發，更是對歐元的市場額分和國際地位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連帶著歐洲的所有主要銀行也受到嚴重打擊，逐步被美國金融機構取而代之。至於美國濫用長臂管轄權，逮捕關押法國Alstom的高管以强迫其賣身給GE的歷史，則是我在兩年多前親自介紹給華語世界的（參見《域外管轄權》）；Macron在該事件期間曾出任經濟部長，熟知其内幕，無需外人指點就明白美國作爲的不公不義。

如果沒有重大的變故，歐盟看到美國專注打擊中國，當然不會挺身而出來伸張正義。但是美國經濟經過十幾年幾乎不間斷的量化刺激，虛胖水腫已經到達史無前例的地步，原本在2020年就應該設法為泡沫慢慢消氣，避免一次性的爆炸，然而新冠疫情不宣而至，聯邦政府連續兩年維持每年3萬億美元的赤字，美聯儲隨之也必須連續兩年各多印3萬億美元的鈔票，這些新錢都先交到金融市場手中，導致泡沫的進一步瘋狂成長，自然產生新版的次貸，它的名字叫做SPAC（Special-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簡單來說，SPAC是建一個空殼公司先上市，再去杠桿收購還沒有上市但已經有實際業務的生意。這很明顯是規避正常IPO手續的後門，所以傳統上被正統金融機構嗤之以鼻。但風投業在近年纍積了許多股價高度膨脹的獨角獸，美聯儲的大水漫灌忽然給予這些次級資產進一步漲價兌現的機會：從2020年7月開始，因爲Virgin Galactic（一個營收是零的空間旅游公司）通過SPAC上市，成功地從22億美元的身價一夕之間漲到120億元，模仿者爭先恐後地投入這個市場，到2021年3月初新成立的SPAC總規模突破1500億美元。因爲SPAC在成立時，一般只有一半資金到位，在收購時資金先翻倍，然後再通過借貸獲得十倍的杠桿，光是目前已經存在的SPAC就代表著3萬億美元的次級資產即將上市，而且這個明顯過熱的市場還在加速之中。

SPAC通常有兩年的期限：如果兩年内沒有完成收購，資金自動歸還投資人，所有費用由主導人（Sponsor）承擔；反之，如果完成收購，主導人得以免費獲得6-9%的股權。這樣的獎勵機制很顯然地鼓勵主導人忽視業務根基，隨便找個爛公司來上市騙錢。從金融管理的觀點來看，它簡直就是次貸危機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翻版，在浮誇價值的規模上還有所超越。在發展程度上，現在大約相當於2005年的次貸房地產市場：不但距離後來的泡沫爆破只有兩年，而且因爲SPAC有内建的兩年期限，美國金融市場有大機率會在2022年底之前爆發新一次的重大危機。

美國的金融泡沫，通過美元的國際地位，如同達摩克里斯之劍一般懸在全世界的頭上。中歐作爲美國之外最大的經濟體，有天然的動力和理由來領頭預做防範；而且進一步看，這也是推翻美元霸權的天賜良機。人民幣的市場額分還遠遠不足以威脅美元，但歐元要恢復或甚至超越2000年代的國際地位，卻是輕而易舉的。中國對歐元出頭與美元競爭，應該樂觀其成；那麽趕在Merkel今年9月退休之前，盡可能及早開始這方面的對話和協作，就成爲經貿外交上最重要的先手棋。

【後註一】留言欄中，“desertfox”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SPAC明明是高危的定時炸彈，英美卻沒人管也沒人談，是否是有意的？這裏的答案其實必須分爲兩部分，首先是政府監管單位和金融機構，其次是學術界和股票圈的分析評論人員。我在留言欄的回復，針對第一部分，先複製在此，方便大家閲讀：

“自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現代式”政府，中國人先天就假設公共事務運作必須有内部紀律的一致性，然而英美完全不同，他們的政治體系其實只是各方勢力的談判桌，只有在很重要的國安和霸權議題上，拜兩次大戰和冷戰之賜，有系統性的組織和策略。”

“2006和2007年的時候，有沒有金融界内部人士看出危機將至呢？當然有的，而且還不少（區區在下也是其中之一），但這並不代表有任何機制可以敦促公權力出手挽救局面，連美聯儲都迫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而只想矇混過關，所以預見危機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從中取利，例如高盛和好幾個對衝基金都大幅做空市場。正是因爲有這樣的例子，我才能斷言他們的體制是低劣的；你如果憑空想象出陰謀論，就太擡舉他們了。當然高盛他們佔的是德國中小銀行的便宜，但那不是出於戰略考慮，而是因爲後者天真幼稚，方便使然。猶太人要騙錢搶錢，連自己人都不忌諱的；不止在納粹時期有很多例子，近年的Madoff案也是一樣的。”

至於第二部分，學術界對新的風潮反應比較慢，一般要一年以後才會反應過來，而且英美的經濟學界特別腐爛，人云亦云的風氣是財閥花了一個多世紀有意培養出來的，所以2006、2007年基本只有Yale的Robert Schiller出面很委婉地針對房市警告了幾句，到了2008年危機爆發之後，矮子裏拔將軍，他一舉成名。

而股票圈的分析師，就更有貓膩。中大型銀行的所謂分析、研究人員，其實有三個層次：最内層是為Proprietary Trading（亦即銀行自己出錢來做交易；在2010年之後，受新法規限制，規模有所減小）服務的，這個團隊一般不大，人員就在交易廳（Trading Floor）和交易員（Traders，地位相當於空軍的飛行員）混坐，而且絕對保密，不會對外發表論文或給演講；他們的預測和推薦，實踐出來就由大老闆（例如Head of Equity或者CFO）挂名居功。我剛進金融界，加入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研究小組；2008年高盛預先做空，靠的也是這些人。

其次會有一個大型的研究團隊，專門支持Institutional Business（亦即對衝基金、共同基金之類的大客戶）；他們一般僱用經濟系或金融系的博士，日常會發報告和學術論文、並參與行業内部聚會給演講。這個團隊不坐在交易廳，頂多在同一棟大樓裏。坐交易廳的交易決策人員，認爲他們生產的是純噪音；我以前談過有研究主管要求交易員采納他的建議，結果自取其辱的故事，指的就是這個層級的研究團隊。2007年知道苗頭不對的金融人雖然不少，但沒有一個警告來自這個層次的研究團隊。

不過一般零售投資人連上面那個團隊都沒辦法接觸到，因爲Proprietary Trading和Institutional Business至少還都屬於同一個投資銀行業務（Investment Banking），而零售的證券生意叫做Retail Broker（證券經紀公司），這是從監管法規上就要求必須分開的業務部門；例如《UBS》在美國的這兩個部門，甚至不在同一個州：投行在康州，而零售的總部在紐約市。針對韭菜當然也必須有所謂的分析師，但這裏對學術能力就完全沒有要求，他們的資格基本等同台灣電視上的名嘴，亦即都是編造自封出來的。當然公司也會配合，特意給他們好聽響亮的頭銜；這和Proprietary Trading的研究小組剛好相反：後者只有級等、往往沒有職稱。有人跟我反映，現在大陸有這類分析師會在網絡上收錢回答問題，我認爲這裏唯一可能的用處是拿他們的建議，然後反其道而行。畢竟這群人在2008年泡沫都爆了，還在督促群衆買買買。

【後註二，2022/02/10】前幾個月我在留言欄解釋過，SPAC只是美國下一場金融危機的許多可能導火綫之一，我在正文中特別提起，純粹是因爲它最離譜。結果SEC顯然也達成同樣的結論，居然主動出手刺破泡沫；參見《The Green SPAC Bubble Is Bursting》；這篇文章還討論了Faraday Future，對大陸讀者可能格外相干。

我在《2022年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到，美國的經濟正處於Everything Bubble的狀態，SEC是第一個出手對泡沫做壓抑的監管單位，導致股市早於其他金融市場開始修正。這雖然會稍微減緩經濟危機來臨時股市所受的衝擊，但短期内投資人被驅趕到其他資產，尤其是債券，反而增加後者崩潰的壓力。

【後註三，2023/10/02】兩年前美英澳忽然成立AUKUS聯盟時，我曾論證推導出其幕後是由Boris Johnson主導，真實目的在於英國軍工集團要割澳洲的潛艇訂單韭菜。果然昨天英國政府宣佈高額訂單，分給BAE Systems、Rolls Royce和Babcok以設計AUKUS潛艇，參見《UK MoD Awards SSN-AUKUS Submarine Design Contr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