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世界施政方向

一、共同富裕的理論探討 

   中共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在G20峰會上，習近平又說「各國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世界繁榮穩定不可能建立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基礎之上。每個國家都想過上好日子，現代化不是哪個國家的特權。走在前面的國家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所以共同富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是偉大崇高的理想。聯合報11月16日，台灣經濟專家馬凱題為「「均富」開闢兩岸新戰場」一文提到貧富不均是人間憾事。追根究柢，一個人發家致富除了隨機而來的運氣外，基本上都成於特權，當然特權包括天賦才能。在當今所謂民主國家中，更多的特權是掌握在一些特殊人的手裡，這些特權都由公權力所創造，只要找對人、找對門路，錢財就滾滾而來。在民主社會，許多法規只許特定人從事特定活動，既無競爭對手，便可獨家撈得盆滿缽滿。唱衰共同富裕最大理由就是認為這是在打壓市場經濟、奪取富人的財富，因而將導致均貧，但其實共同富裕不是齊頭式的富裕，不是要打壓能幹的富人，而是要從公權力開始省察，任何可能令部分人攫取特權而獲利者都要徹底糾正，讓一切事關利益的活動都公平進行。其次，對過於龐大的財富要嚴格管理，不讓繼承者獲得過多不公平的機會。而對資質平庸者要加強栽培扶持，讓他們有公平競爭的條件與機會。政府應重視教育，使人力資本得到最好的開發與提升，大家的立足點要平等。馬凱說觀察習近平就「共同富裕」的若干主張，似乎已接近上述方向。 

    中國大陸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共同富裕與人的發展：中國的邏輯與選擇》新書中分享了他的觀點。共同富裕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共同富裕絕對無法馬上達成，但是共同富裕是一個合理目標要盡量設法達成，這涉及到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發展經濟要講效率，但效率可能損害公平，講公平則會有損效率。必須實現兩者的融合，人的發展意味能力提升，相應能創造更大的價值、獲取更多的收入。如果能力差距縮小，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相應縮小。所以一個重要觀點：貧窮是能力的貧窮，群體性的收入差距是群體性的能力差距導致的。如果有一種預期：等著國家讓我富裕起來，那麼自身就不會努力。要消除坐享其成的預期，必須形成努力與所得掛鉤的分配預期。應該把貧富差距縮小到什麼程度社會才可以接受很難拿捏，公平應在底線上實現公平，促進共同富裕首先要防止兩極分化，政府必須在公共服務方面加大力度，概括為“七有”原則，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這個“七有”原則目的在於保障底線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公平應該更多從底線出發點的公平做起，而不是針對表面貧富差距強調縮小，那樣的“縮小”很容易落入平均主義的陷阱，導致國家發展停滯不前。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同時富裕，實際上是部分人先富起來、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再促進共同富裕。中國大陸推動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但城鄉二元體制依然存在。在不同時期的農民問題不盡相同。開始時是需要通過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金。改革開放後面臨的農民問題是如何讓大量剩餘勞動力得到有效轉化和充分使用。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解決並且做對了，所以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二、2022年中國居民總財富近700萬億元，戶均約134.4萬元 

    路透社報導，中國大陸自2013年以來，已有9300萬人口擺脫貧困，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宣布已消除絕對貧困，這是中國減少社會不平等的一項重要成就。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報導，中國過去40多年的經濟改革已改善了8億多中國人的生活條件。作為脫貧攻堅運動的一部分，一向對中國極不友善的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也說，在脫貧人數上，沒有國家比得上中國。“十四五規劃”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時期，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未來的十四五的中國經濟轉變是在國內、國外雙循環的框架下，加強關鍵領域的自主技術創新，打造穩定的產業鏈，確保在極端情況下國內經濟能夠正常運轉。俄新社報導，由於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全球極度貧困人口的比例數十年來將首次增加，世界銀行的分析師預測，85％的增加會來自中等收入國家。而中國，已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俄羅斯專家尤里·塔夫羅夫斯基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政府通過一系列扶助農民的措施，貧困人口逐步減少。如今，中國已從一個落後、貧窮之國變成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的大國。俄羅斯科學院專家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說，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到本世紀前10年末，平均工資水平已超俄羅斯，且還在繼續增長。中國古代哲人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認為民富則國強，民窮則國弱。全面脫貧是中國在十三五規劃中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國沿海省份的大都市以驚人的速度不斷發展，而中西部的貧困鄉村卻始終貧窮落後，如果國家不做出調整，那麼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將會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對國庫收入按地區進行分配的原則。為西部落後省份提供補貼。國家出台的邊遠地區移民計劃也助力落後省份的發展。中央加大對西部貧困地區的財政支付力度，相當於將東部富裕省份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轉移到貧困地區。地方政府紛紛致力於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由此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大型基建項目涉及國民經濟各部門，從而能有效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人民財富分為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依據“澤平宏觀”資料來源，2021年中國居民財富總量達687萬億人民幣，財富增速超過美日。戶均資產約134.4萬元，中國居民財富規模僅次於美國。結構層面，2021年中國實物資產佔總財富69.3%，主要為房地產，在金融資產中，現金和存款超五成。受“儲蓄文化”的影響，中國居民投資偏保守，2005-2008年現金和存款曾高達78%，從居民端來看，高資產人群數量佔比低但持有三成金融資產，財富增速快，偏好“私人定制”，在新經濟行業、東部沿海地區的創富能力更強。大多數民眾理財知識匱乏，投資教育待加強，財富需求的挖掘潛力仍大。中國大陸居民財富有六大願景，一是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潛力仍大；二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大眾客戶的理財意識覺醒，成為待開發的藍海；三是商業模式升級，以客戶為中心的買方財富管理模式環境和土壤正在孕育；四是機構化、專業化、多元大類資產配置日趨成為居民理財的主流方式；五是財富管理與金融科技深度結合，數字化是未來大趨勢；六是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理財將成為財富管理的重要場景。人們對財富的認知經歷了“物質—貨幣—價值”三種形式。根據瑞信《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全球百萬富翁約佔總人口的1%。由地區來看，地區富則居民富。由職業來看，新經濟行業創富能力提升。疫情防控和低碳經濟背景下，新能源、生物製藥、醫療服務等新興行業帶來大量投融資機會，加速高級管理層和專業人士的財富積累。此外，中國網民規模不斷壯大，帶動了網紅、直播和遊戲等新業態的發展。根據《招商銀行202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來自新經濟行業的創富一代從2019年的22%上升至2021年49%。從市場規模看，中國資管規模全球第二，對亞洲的貢獻超八成。 

三、台灣年輕躺平族與中國大陸的脫貧共富 

    所謂躺平是指1990後出生的年輕人在經濟下滑、階層流動困難，出於對現實環境的無奈與失望，與其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此種躺平思想是對國家施政的失望，對未來目標的消極看待，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茁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富人愈來愈多，中國大陸已完成脫貧邁向小康社會，躺平族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獨角獸創業族。但躺平族在台灣正方興未艾，年輕人崇尚小確幸及躺平是缺乏願景及前途的直接反應。台灣目前官員多不會拚經濟，無法達到國家安全及人民有錢的基本要求，年輕人受困於低薪及就業困難，對自己的前途及國家的未來感覺迷惘，失去了創業奮鬥的雄心，加上目前教育偏差不重視愛國及家庭倫理，無法讓年輕人感受到社會的溫暖，於是得過且過，只貪圖短暫的享樂及貪小便宜，政府若不正視並解決此問題將造成國家整體衰落。共同富裕是習近平治理國家的重要部分，伴隨而來的是承諾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一個更大、更富有的中產階級，以及會回報而不僅僅是索取的企業。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促進共同富裕是長期、艱巨、複雜的任務，要將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上，重點加強基礎性及普惠性的民生保障建設。共同富裕沒有捷徑，必須在高質量發展中去推進，靠全體人民共同奮鬥來實現。 

   近期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同富裕有轉變經濟發展的意涵，以「共同富裕」展開對民營企業的加強監管，國家監管單位以反壟斷、保障各網路電商平臺參與市場的公平性為著眼點，避免資本、消費者數據、技術等生產要素過度集中於少數業者，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以追求初次分配的公平原則。其次，民生相關產業，如教育、醫療、房地產產業，其主要治理邏輯應是在於減少過度市場化傾向，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第三，中國大陸歷經美中貿易戰與科技制裁洗禮後，內部被迫重新檢視其經濟發展路線，目前主流倡議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應選擇高端製造業為主，「重製造、輕服務」的「德國模式」。堅守製造業的華為、小米、娃哈哈及格力等，不但不會被打壓，還受到更多政策支持。在習近平主政下的「共同富裕」不僅決定「發展」的路線，更決定了「分配」的方式，過去數十年中國大陸追求經濟成長的「效率」，而接下來的幾年，如何做到「公平」將會是更重要的課題。中國大陸所謂的共同富裕是希望提高低收入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取締非法收入，亦即在均富的基礎上，提高中產階級的比重。在作法上透過三次分配來達成。第一是初次分配：透過市場機制調節收入分配，第二是透過政府調節讓收入較低民眾逐步往中等收入移動，第三則是基於自願在道德影響下的捐贈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