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適逢故總統蔣經國逝世 38 週年，值此國內黨爭無序之際，緬懷蔣任內安定治國遺風自然蔚為風潮。多年來，社會對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多為功甚於過，其任內台灣經濟起飛、解嚴開放民主、同意反對黨成立，皆是無可抹滅的功蹟。然至為遺憾者，蔣的接班真相至今猶謎，何以最後選擇李登輝？各種流於理想性或意外促成的論點，實難讓事實就人性與現實環境達成一致的理解。

要理解蔣經國的接班邏輯，首先必須打破一個迷思：他並非一開始就打算將權力交給台籍人士。1970 年代，蔣經國推行「吹台青」政策，究其本質乃是為了在國際孤立的困局下，鞏固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在早先，蔣的接班想定仍是朝蔣家第三代、尤以蔣孝武為主展開布局。然而 1984 年的「江南案」粉碎了這個美夢，在美國壓力下，蔣被迫宣布「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傳位於子之路既斷，蔣經國面臨殘酷抉擇：在「外省老臣」與「台籍親信」之間，誰更能保全他的身後名聲與家人的安全？

在傳統權力交接架構下，最危險的往往不是敵人，而是與前任權力基礎高度重疊的「圈內接班人」。若由王昇、李煥、俞國華或郝柏村等外省集團人士接班，他們在官僚、軍隊、黨部與情治系統根基深厚，為了樹立新威信，極可能透過「去神格化」或「撥亂反正」來展現其權力取得的必然性。歷史屢見不鮮：赫魯雪夫否定史達林、鄧小平否定文革，皆因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前任做錯了」的基礎上。對蔣而言，晚年推動解嚴、開放報禁，對保守外省集團是「動搖國本」，一旦他們接班，極可能將改革定調為老邁昏庸的誤判，甚至為了轉嫁民怨，將威權體制的黑暗面全數歸咎於蔣家。

要理解這種權力邏輯，歷史有一個顯明的對照案例——宋高宗趙構。高宗在繼嗣斷絕後，放棄了血緣近親的太宗一系，轉而選擇了血緣疏遠、早已邊緣化的太祖後裔趙昚（宋孝宗）。這絕非偶然，而是趙構深知自己當年的「和議、殺岳飛」極具爭議，若由強勢的太宗系子孫繼位，極可能為了樹立新朝威信而對他進行政治清算。

因此，對趙構而言，選擇一個「無根」的接班人，其合法性完全源於現任者的恩庇。皇位對趙昚來說是天降甘霖，他必須以極致的孝道來守護高宗的身後名，這才是趙構能安全下庄的真實目的。

同理，蔣經國選中李登輝，亦是看準了李在黨內孤立無援、毫無根基的本質。李登輝身為台籍技術官僚，在老臣盤踞的叢林裡是個局外人。他的權位全由蔣破格拔擢，因此他若要坐穩大位，唯一的合法性來源就是緊抓著「蔣經國傳人」這面大旗。這正是最可靠的人性保險：唯有保住蔣經國的名聲，李登輝才能保住自己的權位。

蔣經國不讓外省人接班，並非不愛同僚，而是他清楚在殘酷政治下只能相信人性，而非人品。他看穿了威權體制的殘酷——唯有將權力交給一個「必須依賴自己名聲」的人，才能避免身後清算。對此，蔣理智地用外省集團的政治前途作為祭品，換取了台灣社會對蔣家「開啟民主」的最終寬容。

這是一場冷酷的政治交易，也是高明的政治藝術。李登輝後來的「寧靜革命」或許超出蔣的預期，但若沒有蔣當年的布局，台灣民主化恐怕難以避免舊勢力的血腥反撲。蔣經國在病榻前的最後一局棋，雖然犧牲了外省集團的利益，卻為台灣、也為他自己贏得了一個平安謝幕的機會。

儘管動機如此，但蔣經國終究是用自己的謝幕，換取了族群融合；用家天下的終結，換取了民主化的開端。這是一份「功在黨國，利在千秋」的遺產。所謂君子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或許正是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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