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抗議活動，已經到了第五天，這幾天時而出太陽，時而下大雨，對於在凱道上靜坐的人來說，實在非常辛苦。而這個畫面，不論在黨外或是在民進黨剛成立之初，其實也常常在街頭出現。

回想起那個社會運動的時代，有好幾個大型的街頭運動，都是由我擔任總督導，我知道遊行很辛苦，也知道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是如何讓群眾平安回家。在那個年代，我們的遊行活動，沒有媒體青睞，24小時連續報導，所以必須很努力，才能讓大家知道我們的主張。不像現在在凱道上抗議的人，他們的活動有媒體推波助瀾，活動訴求可以即時讓大家知道，效果比我們從前好太多。

就在有人抗議的時候，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也在日前公布了全球國家自由度調查特別報告，繼續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在「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兩項指標上，台灣首度同時獲評最高等級第一級，其中「政治權利」由去年第二級進步為第一級，顯見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已受到國際肯定，和美國同屬第一級的自由國家。

台灣已經走過威權時期的政治不自由年代，是一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成熟民主所需要的倫理、規範、容忍，還需要加強。多元已經是台灣社會的常態，也是台灣的資產，所以有人反扁，但也有人挺扁，這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要尊重多元不同的意見，但是該如何異中求同，需要更大的耐心。

抗議團體如果一定非要達到什麼目的不可，最後付出的社會成本可能會很大。尤其台灣社會已走過零和對抗的年代，也不一定能夠接受像罷工、罷課的激烈方式。在這種對立的情況下，受苦的通常都是最弱勢的人，像坐公車的老人、在醫院就醫的人、學生，對於這種抗爭，他們也只能默默承受。尤其長期抗爭，現場的秩序也不容易掌握，因為參加遊行集會的份子複雜，有和平主義者，也有革命家、社會邊緣人。社會長期對立的後遺症，又該怎麼收拾？

在社會充滿對立、不信任的情形下，只有司法制度是最後一道防線。為社會創造信任，也是朝野政治領導者不可迴避的共同責任。我認為不論是倒誰或挺誰，最後都該交由制度來解決，才能確保台灣社會和平與進步，而不會走回頭路，淪為人治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