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         
《半月谈》第18期刊登记者专稿说，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公务员人数每年递增20% ，未来几年将严重超编。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判定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指标应该是——公务员人数与本国GDP的比例。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比26（那是2005年“两会”时提供的数据，现在肯定要大于这个比值），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人/百万美元，日本为人/百万美元。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的“公务员”，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的界定，大体上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领域，即国家行政机关干部(近650万人)、党派机关专职干部和主要人民团体的专职干部之和，规模约为1100万人。现在，如果按年递增20%的水平计算，在规模总量上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数据。即使根据中央行政管理费用每年平均增长23%的数量（见08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和各级政府机构每年不断增招的公务员数量，几个方面综合起来，也可以肯定全国的公务员总量已在向2000万人逼近。现在最糟糕的是，所有本应该向公众公布的信息，普通百姓根本不得而知，这本身就是对民主和民权的践踏。这是绝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公务员急速膨胀的同时，吃“财政饭”的人员也在快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行政改革和公务员法研究专家宋世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职能就是“权”，编制就是“钱”，机构就是“章”，职数就是“帽”。只要部门权力没有规范，超编进人的的现象就难以杜绝。如果行政编制控制得严，就去突破事业编制；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控制得严，则去突破差额拨款的事业编制；如果行政编制、事业编制控制得严，则在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之外的其他名堂上做文章，这是典型的“没有门就跳窗”的做法。为了照顾党政官员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舅子、小叔子、亲外甥、亲侄儿，以及方方面面的近朋远亲，无论是权利交换还是金钱买卖，这类安排个职位，找个饭碗之类的事儿，对于大权在握的官员们来说，那是“小菜一碟”而已。于是，各级党政机关每换一届领导班子，其下属的单位就得膨胀一番。

最近，媒体上捅出来一条新闻：湖南省溆浦县机构臃肿，超编进人惹风波。就成了一个活标本。据溆浦县财政局公布的统计报表显示，2007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1.7亿元，而全年工资性财政支出却接近2.8亿元。显然，机构和人员日益膨胀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绝非溆浦一地。在我国基层县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千军万马“吃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是稍有“门路”和“能力”的人，都会千方百计挤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以期成为吃“财政饭”的“公家人”（见18期《半月谈》）。从中央开始，行政管理经费达到财政收入的30%（在全世界遥遥领先）。越到下面，行政开支越惊人。象溆浦那样，居然达到了财政收入165%的水平。这样一来，哪里还有钱去搞民生？！在美国，单2007年，财政收入2.5万亿美元，而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钱达1.5万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60%。同一年在我国，中央财政收入5.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钱仅6000亿元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1%（见2009年10月23日报刊文摘）。这实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除了热闹的政治宣传以外，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到哪里去体现呢？！全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居然要用相当多一部分来供养人民公仆——“吃香喝辣”的“公家人”，而老百姓们自己却要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这难道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应有的现状么？！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