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有位至交，也是他聲稱唯一沒有罵過的人，他是我敬重的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先生。一九七六年，李敖第一次出獄，台灣還處在黨禁報禁的年代，但高信疆甘冒風險，極具膽識地在他主持的《中國時報》副刊上大幅刊登他出獄後的第一篇長文《獨白下的傳統》引起轟動和巨大反響。

理想主義的高信疆一直認為文學要肩負推動社會的力量，文壇需要有激盪和論戰。他有深厚的祖國情懷，認同的是一個文化中國，超越任何黨派之上，也是位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和李敖惺惺相惜。

九十年代末期，高信疆去北京主辦《京萃周刊》，報上有「李敖專欄」，李敖定時寄稿，還寫了「高信疆到大陸序」給老朋友加油打氣。信疆和我在北京每每聊起這位朋友，雖然我們完全不能苟同李敖後期一些荒謬出格的言行，尤其信疆還是他和胡茵夢的證婚人，但是不能否認他的確以自己的筆和言行，激蕩過無數年輕人思想的火花四射，從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持續影響了好幾代年輕人。

信疆二○○九年在台北駕鶴西歸，第二年我和李敖在台北見面時，一個下午都在談這位摯友。我告訴李敖：「在大陸和信疆熟識的朋友知道你把信疆直接押到醫院診治，儘管檢查出來為時已晚，但節骨眼上能出錢出力地關照朋友，如今在大陸文化圈中成為美談！」當我問到信疆的身後事時，李敖告訴我，他資助了所有的喪葬和墓地費用，但細節沒有參與過問。他很坦白的說，無法忍受高太太的宗教狂熱，而信疆是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我們慨嘆不已！

大約是二○一三年罷，我住在鄭淑敏家，她剛由台灣中視董事長職務上退休不久，我們想結伴旅行。當她知道我要和李敖見面，就託付我轉達給李敖非常重要的訊息——積極在台灣提倡並推動安樂死。因為她相信憑李敖的影響力，如果他站出來登高一呼，能有充分的力量和份量把這件事做成，造福一方。我一向佩服淑敏的判斷和決斷力，所以跟李敖鄭重其事的討論了給安樂死立法的可能性，告訴他此重任非他莫屬！他也表示我們這個年紀，大家或早或晚都會面對此類「人道」問題，也提醒我基於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立法不易為。他也感到此事刻不容緩，建議由他介紹陳文茜給我認識，可以聯合淑敏一起行動。

我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如蜻蜓點水，很快又遠飛，一直沒有機會跟陳文茜女士認識。如今淑敏搬來了華盛頓，李敖走了，想及私下這些有意義的話題，想做的事如何可以付現？

李敖走了，媒體上對他褒貶不一，是非恩怨不絕於耳。我和他陸續交往超過半世紀，知道他是個極其矛盾又複雜的人，可以是君子也可以是小人，是理想主義者也同時是實用主義者，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人」，永遠活在個人價值正確中。他表面上雖然完全是個快意人生的大男人，但內心裡他實在是個嚴重缺乏安全感的人，我想也許是少年時期在大陸戰亂的顛沛流離，青年求學時期在台灣的窮困潦倒，以及後來面臨的牢獄之災，這些紛擾導致成就了他的性格和格局。

近年來老朋友們一個個相繼遠行，依依不捨之下總想記下點什麼聊作緬懷。走筆至此，突然想到高行健冷眼看人生的豁達態度，不妨在此節錄下他在一九八七年為我舞蹈詩歌劇《聲聲慢變奏》作的第五場「滾板」結尾，也許高行健的這段詞能恰如其分的說穿並概括了我所理解認同的人生謝幕！

從天明到黑夜

從黑夜到天明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從春到秋

從冬到夏

從秋到冬到春到夏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一切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切的天明的夜的

冬的春的夜的夏的

一切的天明的一切的夜的一切的一切

全都用過了

消費了

結算了

了結了

報廢了

處理了

清掃了

沒有了。

這就是現實人生中誰也逃避不了的生老病死，但願李敖跟塵世間作別時，能心無牽掛、心甘情願的了了！

2018年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