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5/01/11 16:49:09瀏覽286｜回應0｜推薦0 | |
斯蒂芬·布朗克（Stephen Blank）2025年1月8日
《2024年動盪軸心崛起：俄朝中與伊朗的聯合作戰或與全球為敵》
2024年，分析師發現由俄羅斯、中毒腐爛共滅國、北韓和伊朗組成的「動盪軸心」經已形成。儘管有些分析師對此勢力在某種形式上協同對抗美國及其盟國的想法表示懷疑，但隨着其他專家進一步分析這個軸心，注意到其成員通常是雙邊行動，例如俄和北韓互換軍隊和飛彈，以換取石油、糧食和衛星技術等等。
如今，越來越明顯的是，我們不僅找到協同行動的例子，還發現某些情況下，軸心棍模仿彼此對美利益的攻擊，並且在2個或3個國家之間進行合作，對抗華盛頓及其盟友。
在這些情況下，例如支持伊朗並通過伊朗支持其代理人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現在集中攻擊西方的海上目標。
我們可以追蹤這些趨勢，包括對北約在波羅的海的探測，胡塞武裝針對以色列和紅海國際海上貿易的攻擊，以及在印太地區，特別是中共對臺灣的挑釁，以及中俄聯合對菲律賓和日本的海軍挑釁。
因此，這些軸心棍現在顯示出通過模仿或兩三國之間的協同合作，甚至包括代理人，越來越多地攻擊海軍和海上目標的跡象。
如果首先關注模仿行為，會發現中共現在顯然在臺灣周邊切割海底電纜，這是在此前所有空中和海軍偵察活動之外的最新動作。這一活動顯然模仿了俄在波羅的海周圍切割海底電纜的3個事件，旨在威脅波羅的海國家、芬蘭、瑞典以及可能包括其他近海國家如德國、波蘭和丹麥等。
事實上，在2023年10月，第一次事件中，一艘中共旗艦船切斷了波羅的海的水下互聯網和通信電纜，顯示了中共為其俄盟友對歐洲目標進行打擊的準備。另一艘中共船隻於去年11月重複了這種行為。第3艘中共船隻則破壞了水下的《Balticconnector》管道和互聯網電纜。在臺灣的情況中，中共顯然是單獨行動的。然而，俄船隻也經常在臺灣周邊水域現身，表面上是進行太平洋任務或與中共共同參加演習。
俄潛艇和船隻似乎也定期在菲周邊水域進行偵查。正如馬科斯總統所觀察到的，「所有這些都非常令人擔憂」；「任何進入我們專屬經濟區，或者基線範圍的侵犯行為，都是非常令人擔心的。所以，是的，這只是另一例子。」
因此，這是常規現象，除非俄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共結盟，否則這毫無戰略意義。如果這一點屬實，應該觸發沿海國家、美及其亞洲盟國的行動。與這些挑釁行為同時發生的是，俄中之間長期以來一直進行對韓日的空中和海軍偵查。
自然而然，這些偵查行為引發了這2個國家的威脅感知，而在韓國，這些威脅又加劇了對北韓的現有恐懼。最後，在2024年，我們看到了單獨和聯合的中俄空中及海軍偵查行動，目標是阿拉斯加。這些飛行任務是從俄的空軍基地起飛的，並反映了雙方所謂的「新聯合行動區域」中的操作。
因此，這些行動和偵查顯示出共同的意圖，即恐嚇印太地區國家並擴大其聯合行動範圍，顯然是為了抵制美及其盟國的海軍力量。如果這不是聯盟行為，那麼很難界定它是什麼。最後，在紅海，胡塞武裝，另一個恐怖組織，發動了長期的攻擊行動，目標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胡塞已發射了220枚飛彈，並且還攻擊了紅海的國際貿易。
由於這些攻擊，國際航運成本上升，紅海航運急劇下降。再一次，伊朗提供的支持至關重要，伊朗提供了從能源銷售中獲得的武器和資金，並通過中共提供武器，而俄現在也提供武器，顯然還為胡塞提供了GPS和船舶定位技術，並可能在爭取在也門建立軍事基地。正如布勞（Elisabeth Braw）所寫的，這些行為違背了海事國際法的所有概念，即使俄和中共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
但更重要的是，正如美海軍退役准將、民主防衛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蒙哥馬利（Mark Montgomery）所觀察到的，這種伊朗-中共-俄羅斯三方合作，「關於胡塞與俄之間的情報共享報告；以及更強大反艦巡航飛彈可能轉交給胡塞的可能性；是混亂軸心演變的自然延伸。中共、俄羅斯、伊朗、北韓及其代理人，如胡塞進行越來越多的設備、情報和技術交流。」
無論是在歐洲、中東還是亞洲，這個所謂的動盪軸心，或者蒙哥馬利所稱的混亂軸心的活動正在擴大，它的合作在增長，行動範圍和打擊準備也在擴展，這一現象在全球海洋中尤為明顯。因此，隨着特朗普上任，其盟友正受到越來越持久且廣泛的攻擊，不僅是在陸地上，如烏克蘭和以色列，也包括在海上。而這正是必須擊敗的總體戰略威脅，從2025年開始。
路易斯·以瓦斯（Lewis Eves）2025年1月8日
《中共對權力的掌控越來越不穩固》
共匪頭目習近平在新年致辭中感到有必要對人民進行心理操控，將經濟增長放慢描繪成一項「卓越」成就。
習豬頭於12月31日發表了年度新年電視講話，評論家迅速分享他們的解讀。有些人強調習豬頭對中共統一的簡單提及，將其視為對臺灣的威脅。另一些人則集中在習豬頭對中共經濟的評論，將其解讀為對朗普再次當選美總統的恐懼反應。
然而，這些解釋忽略了更大的圖景。習豬頭的新年致辭表現出中共對權力掌控的日益不安。這種不安在他的言辭中表露無遺，並且在中共控制的中共媒體的支持下，試圖對中共人民進行心理操控。
習豬頭演講的主題是中共的經濟成就。強調中共經濟蓬勃發展，並解釋中共的總GDP即將超過130兆元人民幣（約合17.7兆美元）。意味中共過去12個月的GDP增長達到4.9%。
中共媒體對習豬頭演講的報導進一步放大了這一點。《中共日報》，這份中共官方擁有的報紙，經常用來向中共人民傳達黨的立場，讚揚了習豬頭的「振奮人心的演講」，並強調中共「卓越」增長率的令人印象深刻。1月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平均為1.5%。
然而，他演講中有關經濟的正面評論卻忽略了事實，那就是中共的經濟增長已放緩，從2023年的5.2%降至4.9%。雖然相較於其他發達經濟體，4.9%的增長率仍令人印象深刻，但在中共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卻顯得令人失望。中共在2000年代曾實現過超過10%的年增長率，甚至有些年份的GDP增長達到約13%。
一年前，在2024年的講話中，習豬頭曾承認中共經濟面臨的挑戰。他承諾將進行經濟干預，促進增長並創造就業，來解決年輕人高失業率的問題。然而，儘管進行了這些干預，中共的經濟增長仍在放緩，年輕人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對中共人民的心理操控
也許很難理解，為什麼習豬頭和中共在經濟增長較高時承認經濟挑戰，而在增長放緩時卻慶祝經濟成就。但如果從「目標轉移」的角度來看，這一切就變得有道理了；這是一種超越政府對國家經濟表現進行正面解釋的行為。
目標轉移是一種政治心理操控的形式，其中既定的目標被「轉移」為更容易實現的目標。這樣的結果是，根據原來的目標標準看來不利的結果，卻能以新的目標標準來呈現為成就。
如果將中共2024年4.9%的GDP增長作為結果，與中共2023年的5.2%增長相比，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利的。然而，通過將目標轉移為中共的GDP增長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這一成就從來沒有真正受到質疑；中共2024年的增長率便可在中共媒體中描述為「卓越」。
看來中共正利用其對中共媒體的影響力和控制，來強調習豬頭講話中的經濟信息。這樣一來，它通過將中共的經濟目標轉移來淡化中共經濟困難的現實，從而對中共人民進行心理操控。與此同時，又將中共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相對增長強勢框架化，視為黨的經濟管理成功。
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一直依賴經濟和民族主義2個支柱來維護其政府的合法性。在經濟上，這種合法性由長期的高增長來維護，這促使中共超過8億人擺脫貧困。然而，隨着過去10年增長放緩，中共已轉向依賴民族主義。
中共與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共生關係。在學校中推廣民族主義價值觀，並支持全國各地的民族主義項目，如歷史學會、愛國雕像和博物館等。這使得民族主義團體有動機支持中共。
然而，這種關係從長遠來看對中共是有害的。中共無法約束民族主義團體，否則將削弱其自身的民族主義信譽。這導致了民族主義團體有時會反對中共的意願，包括在中共境內外發動網絡攻擊。
中共依賴數十年的雙支柱模式正在動搖。在之前的新年致辭中，習豬頭首次承認中共的經濟困難。由於不願激起民族主義情緒，中共試圖通過寄希望於2024年經濟形勢的好轉來利用經濟支柱。然而，這一好轉並未如期出現。
中共的安全感日益減弱，因此習豬頭在2025年的新年致辭中調整了衡量中共經濟表現的目標。與此同時，黨內鼓勵報導支持習豬頭講話的內容，將中共增長放緩和惡化的經濟困境扭曲為「卓越」的經濟成就。
朱德·布蘭謝特與瑞安哈斯（Jude Blanchette and Ryan Hass）2025年1月7日
《正確認識中共的挑戰：知彼知己》
自從二戰結束後美崛起為全球領導者以來，美領袖經常感到焦慮，擔心國家正在衰退，並且在與競爭對手的較量中失去優勢。
蘇聯於1957年發射斯普特尼克衛星引發了這樣的恐懼，1960年代蘇聯的擴張主義亦是如此。1980年代，華盛頓擔心美的工業無法與日本的經濟巨頭競爭。即便是在1992年，蘇聯剛剛解體後，《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也問道：「美國正在衰退嗎？」
今天，這種衰退的觀念與對美民主制度新脆弱性的擔憂以及中共日益增強的實力相結合。這2個問題都是有根據的。儘管美選民對威脅民主的根源存在分歧，但普遍表達出一種焦慮，即國家民主機構已無法實現美國夢的承諾。根據10月的蓋洛普民調，四份之三的國人對國家的發展軌跡感到不滿。
與此同時，傳聞稱中共正大步前進中，將雄心勃勃的經濟和外交議程與大規模的軍事擴張結合，而美則在不平等、停滯的工資、立法僵局、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的重壓下蹣跚前行。
過去卅年來，中共確實已建立起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主導全球製造業，並在一些先進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
2023年，中共生產了全球近60%的電動車，80%的電池，並且超過95%的太陽能技術使用的晶圓也來自中共。
同年，中共向其能源電網新增了30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這是美的7倍。還控制了全球經濟所需的關鍵礦物的開採和精煉，並擁有全球最先進的基礎設施，包括最大的高鐵網絡和最前沿的5G系統。
隨着美國防產業難以應對需求，中共則以空前的速度生產武器。在過去3年中，中共建造了超過400架現代化戰鬥機，研發了一款新的隱形轟炸機（哈），展示了高超音速飛彈能力（哈哈），並將其飛彈庫存量增加了1倍。軍事分析師塞思瓊斯（Seth Jones）估計，中共現在的武器積累速度是美的5到6倍（哈哈哈）。
對某些觀察家而言，這些進展表明中共的政府體系比美的體系更適應21世紀的需求。中共領導人經常宣稱「東昇西降」，一些美領導人現在似乎也接受這一預測為不可避免。
然而，得出這樣廣泛結論將是嚴重的錯誤。中共的進步和實力確實相當可觀，但它的資產負債表上也有負債，如果不將這些與它的資產一同考量，就無法評估美的真實位置。即使是最強大的地緣政治對手，也隱藏着脆弱性，這使得領導人更應該敏銳地察覺到對手的優勢與弱點。
儘管中共將繼續成為強大且具影響力的全球玩家，但它正面臨一系列日益複雜的挑戰，這將大大複雜化其發展。在經歷了十年的增長放緩後，中共的經濟現在面對來自動盪的房地產市場、激增的債務、當地政府財政受限、日益減少的生產力以及迅速老齡化的人口等多重壓力，這些都將要求北京在艱難的取捨中做出抉擇。
對外，中共面臨區域軍事緊張局勢，以及先進經濟體日益增強的審查和反制。事實上，推動中共過去廿年驚人成長的某些基本條件在解體中。但正當這些新困難出現，必須靈活的政策制定時，習豬頭的權力鞏固卻扼殺了政治辯論，並將技術官僚邊緣化，導致政策制定過程變得脆弱、反應遲鈍且容易犯錯。中共的年輕人如今抱怨他們實現目標的空間越來越狹窄，這一趨勢不會改變，除非國家的領導層發生改變。但這一事件似乎遙遙無期。
即便面臨諸多不足和脆弱性，美仍擁有中共根本缺乏的戰略深度：經濟活力、全球軍事優勢、卓越的人力資本和一個旨在促進錯誤修正的政治體系的獨特組合。美具有堅韌且具有適應性的經濟體系，擁有全球最深且最具流動性的資本市場，並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美持續吸引全球頂尖的人才，其中包括許多現在逃離中共專制政治環境的中共國籍人士。
簡單來說，美在經濟活力、全球影響力和技術創新方面，仍在對中共具有明顯的優勢。強調這一事實既不是勝利主義，也不是自滿，而是良好戰略的根本。因為如果過度的悲觀或恐慌削弱了美的意志、模糊了焦點，或者使其過度沉溺於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衝動，將美的門向世界關閉，那麼華盛頓很容易浪費其不對稱的優勢。
儘管面臨問題，中共仍在一些特定領域取得進展，這些領域挑戰着美的國安和繁榮，比如量子計算、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生產。像中共這樣的政治經濟體系，即使在其病態的重壓下，也仍能在關鍵領域保持強勁的競爭力。
中共通常在美顯著低投資的領域中獲得優勢。中共在與美競爭中的最大資產，不是其基本面，而是其超級聚焦和願意投入大量資源，並容忍大量浪費，來追求關鍵目標。意味華盛頓無法放棄對於在21世紀經濟中競爭至關重要的領域的投資，就像上個10年在5G技術領域的撤退一樣。
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特別強調了美衰退的陰影。美確實面臨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內外問題，但這些問題與中共所面臨的問題相比，顯得微不足道。而華盛頓傾向於強調對手的實力並低估自身優勢，這往往適得其反，成為導致嚴重政策錯誤的陷阱。
即使是特朗普最悲觀的顧問，也應該了解這段歷史；並認識到美領導人如果對中共採取反應性姿態，而不是利用美的比較優勢來推進自身利益，將冒着犯下昂貴錯誤的風險，特別是在北京正處於困境之際。
信心遊戲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一貫高估其競爭對手的實力並低估了自身的實力。這一習慣在冷戰期間尤為明顯，當時美和分析師深受擔憂，認為蘇聯在軍事實力、技術進步和全球政治影響力方面已優於美。
例如，1950年代末期，美認為蘇聯擁有更大規模、更先進的洲際彈道飛彈庫。然而，後來由U-2間諜飛機和其他情報來源收集的資料顯示，所謂的飛彈差距大部份是想像出來的。隨着冷戰結束，蘇聯經濟明顯因軍事開支而崩潰，而許多對蘇聯優越性的擔憂則被誇大或基於誤解。
低估美實力的傾向，源於民主與專制體制在看待和呈現自身弱點上的差異。民主體制更具透明度，並且促進對自身缺陷的更多討論。這可能導致對內部不足的過度關注，讓弱點顯得比實際上更為嚴重。
當與專制政權看似的強大相比時，民主國家的脆弱性可能顯得更為令人擔憂；專制政權則相反，會懲罰批評，並散佈宣傳，試圖呈現比現實更為光明的一面。蘇聯極力通過審查新聞媒體和舉行軍事閱兵來維持無敵的外觀。它掩蓋經濟停滯、政治鬥爭和創新失敗的努力，經常誤導美的政策制定者；同時，美對自我批評的傾向則使其自身的優勢變得模糊。
有時，這種動態反而對美有利。競爭對手崛起的前景可動員美的資源和政治意志：例如，儘管美在彈道飛彈生產上落後於蘇聯的說法大多是錯誤的，但這一警告卻成為了促使美政府增加國防開支並加快技術研究的強大動力。
在某種程度上，對美在失去比較優勢的誤解，反而幫助維持了這一優勢。類似地，蘇聯在太空競賽中的早期勝利；以及對美在這場關鍵象徵性競賽中可能落後的擔憂；促使美政府創立了NASA，重新投資於學校的科學教育，並增加對科學研究的資金投入。
在這種情況下，對蘇超越美的擔憂，成為了有價值的催化劑，促使了有益的投資，並支持了隨後半個世紀美技術優勢的發展。
低估地緣政治威脅也會帶來代價，就像在19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1990年代基地組織的崛起和普丁於2022年入侵烏的情況中一樣。這些低估所引發的混亂可能讓人覺得過度估計潛在對手的威脅通常會更為安全。
但在許多情況下，對競爭對手的過度恐懼會導致美錯誤分配政府資源，忽視培養自身實力的需求，對邊緣威脅過度關注，甚至陷入不必要的戰爭。
例如，美在越爭中投入的巨大財政和人力資源，部份源於所謂的多米諾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美讓蘇支持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立足，共產主義將不可避免地主宰全球。這種信念使美專注於贏得一場代價高昂且漫長的戰爭，最終耗盡了資源，損害了其全球聲譽，並削弱了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數十年後，對被誇大的威脅；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的類似動員，導致了災難性的長期衝突、國內動盪以及美國際信譽的進一步衰退。
美將競爭對手的實力視為推動國內行動的動力，這一傾向因此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感知的威脅可以動員資源、推動創新並促進在面對潛在挑戰時的團結，就像冷戰期間的太空競賽和軍事進步一樣。
有益的高估是能夠激發建設性行動，而不會導致偏執或不可持續的承諾。當高估嚴重扭曲政府優先事項並使領導人將有限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迫切問題上時，它便變得有害。認識到這一區別必須對競爭對手的實力有細緻的理解，並發展出經過精確調整且可持續的應對方案。
閃爍的光芒
如今，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共將超越其實力。表面上，這一預測有着充足的證據。在各種關鍵領域，從高超音速飛彈到造船，中共的實力日益增強，儘管尚未成為主導，但這似乎表明中共的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模式仍能夠“集中力量做大事”，正如鄧小平所言。
然而，中共實力的基礎正受到日益增長的挑戰的壓力。該國的增長率自2007年達到峰值以來穩步下降；尤其是過去5年帶來了顯著的結構性問題和經濟波動。作為中共增長和城市發展的核心推動力，房地產市場正經歷歷史性的調整，並帶來深遠的影響。
2024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約50%的中共房地產開發商處於破產邊緣。這些困境部份是由於房價持續下滑所致，截至2024年10月，房價下跌的速度達到自2015年以來的最快水平。由於超過70%的中共家庭財富與房地產市場相關，房價的劇烈下跌不僅傷害了開發商，還幾乎影響了所有中共公民。
房地產危機也正影響中共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這些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依賴土地銷售來資助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然而，隨着房價和土地銷售的疲弱，這些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變得緊張，無法償還債務或提供基本服務。
根據彭博社2024年4月的分析，中共地方政府在該月的土地銷售收入降至8年來最低。為了彌補這一缺口，它開始對當地企業徵收任意罰款，追回支付給地方官員的獎金，甚至向私人公司借款以支付工資。
即便是中共公民對北京經濟管理的信心也在逐漸流失。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從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可能有高達2540億美元的資金悄然流出中共，這清楚地顯示出國內的不滿情緒。
年輕人轉向躺平，這是一種對社會期望的默默反叛，這些期望要求不懈努力以換取日益難以達成的回報。隨着青年失業率飆升至歷史新高，中共的年輕人面臨着嚴峻的現實：高級學位和艱苦的工作已不再保證穩定的就業或向上流動。
曾支持中共迅猛崛起的外部環境如今也充滿了戒備。曾爭相進入中共龐大市場的外國公司現在以謹慎態度進入，甚至有些公司在尋求退出。
從2021到2023年，對中共的外商直接投資下降了80%，達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北京在2021年對科技行業的打壓使數十億美元的市值蒸發，該國不穩定的監管和政治環境迫使跨國公司重新考慮其對中共的策略。
今年9月，美商會上海分會的調查顯示出陰沉的前景：不到一半的外資企業對中共未來5年的商業前景持樂觀態度，這是調查25年歷史中的最低信心指數。
在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幾年裏，中共被熱烈地歡迎進入全球市場，各國都渴望從其製造能力和似乎無窮無盡的外國投資需求中獲益。中共仍深深依賴進入全球市場，但許多外國政府對中共經濟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戰略意涵越來越關切。
例如，許多最初擁抱中共一帶爛路倡議，將其視為基礎設施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共家，正審視該計劃的影響，擔心其對環境和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像澳洲和加拿大這樣的先進經濟體已建立了新的投資審查機制，以更好地保護其經濟免受來自中共投資的國家安全風險。
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在一份「戰略展望」報告中正式將中共標註為「系統性對手」，標誌從傳統觀點的轉變，該觀點認為中共提供的市場機會沒有太多負面影響。歐盟隨後對中共在歐洲的關鍵基礎設施、技術和數字領域的投資施加了更嚴格的規範，並對中共製造的電動車徵收最高45%的關稅。
與此同時，習豬頭推行了一種以反應性、不透明決策為特徵的治理風格，這往往加劇了中共的國內和國際緊張局勢。通過將自己的權力集中在一小群忠誠的支持者手中，習豬頭削弱了可能會抑制政策決策的內部制衡。
北京對最初新冠疫情爆發的處理便是突出的例子：壓制關鍵資訊，並打壓揭露者，導致全球對病毒的反應延遲，促使其迅速蔓延到中共以外的地區。原本可能是協調良好的地方性應對，卻演變成全球健康危機，這暴露了中共體制中懲罰異議並切斷反饋來源的陷阱。
習豬頭減少經濟不平等和遏制中共蓬勃發展的私營部過度擴張的努力，也遵循了類似的不透明和反覆無常的路徑。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誤；例如其不願拯救地方政府、無法有效規範影子銀行和資本市場；加劇了中共經濟的財政壓力，並引發了巨型房地產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
對科技和民間教育等行業的突如其來的強硬監管打擊，在中共商界引起了震撼，並使國際投資者感到不安。習豬頭推動的「整體國家安全觀」；即以政權安全為首要考量來指導北京的經濟和政治決策；開始侵蝕推動中共快速崛起的活力來源。
自從鄧小平於1970年代末期開放中共經濟以來，一直致力於為國家提供務實、親市場的政策，並賦予地方官員靈活性來解決本地具體的挑戰。但現在，由於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優先考慮意識形態一致性，而非實際解決方案，地方官員無力應對日益嚴重的財政破產和失業壓力。
曾是中共經濟奇蹟的關鍵驅動力的企業家，如今卻處於充滿恐懼和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無法預測北京下一步的政策變動。政府決策缺乏透明度或法律途徑，暴露了中央集權治理的更深層次缺陷：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幾乎沒有徵求意見或解釋，讓公民和企業不得不應對其後果。
習豬頭的權力集中的做法可能帶來短期的控制和通過強制手段達成某些戰略或技術目標的能力。但這樣的做法有可能使中共的政策決策機構變得越來越聽不見民眾聲音，與國內現實和全球期望脫節。
好骨架
極端的宿命論或勝利主義的態度容易掩蓋一種更為細緻的視角，這種視角既認識到中共日益擴大的全球影響力，也欣賞美獨特且持久的戰略優勢：其韌性十足的經濟、創新能力、強大的聯盟關係和開放的社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按美元調整的實際購買力計算，美經濟不僅比中共大，還比排名第2到第4的大型經濟體的總和更大，且預計在2024和2025年將成為增長最快的7大工業國經濟體。
在拜登任期內，美的國內生產總值領先中共的差距已翻倍，且其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仍接近1990年代的水準。像《Rhodium Group》的洛根賴特（Logan Wright）等分析師預測，中共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在2021年達到巔峰，並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將可能維持在低於美的水平。即便是那些認為中共經濟前景不那麼嚴峻的觀察家，也同意其增長正在放緩，且將受結構性挑戰和笨拙的政策決策過程的限制。
美企業主導着全球市場：截至2024年3月，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9家是美公司；而中共最大的公司騰訊，排在第26位。美仍吸引着最多的外資，這與中共資本外流的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美也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技能移民，而中共則在吸引外國人才方面掙扎。
隨着AI革命的加速，美在成為全球AI創新和擴散的中心方面具有特別的優勢。根據斯坦福大學的全球AI實力排名，美在AI領域領先全球，並在AI研究、私營部資金和尖端AI技術的開發等方面大幅領先中共。
在過去10年中，美的科技部在AI領域始終超越中共，創建了超過3倍於中共的AI專注公司。2023年，美公司開發了61個重要的AI模型，而中共僅開發了15個，這反映出美AI生態系統的強大。
同年，美投資者向AI領域注入的資金是中共的近9倍，資金支持了897家AI初創企業的成立，遠遠超過中共的122家。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美的去中心化、市場驅動的方式，而這是中共當前治理模式無法模仿的。美相對靈活的監管框架、私營企業和學術界之間的自由合作以及其吸引人才的能力使其處於優勢。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中共依賴進口滿足超過70%的石油需求，這使其對全球供應中斷變得脆弱。地緣政治緊張、供應鏈瓶頸或區域衝突可能嚴重危及中共的能源安全。相對而言，美幾乎實現了能源獨立，並成為全球領先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
美的能源主導地位部份源於在先進水力壓裂和水平鑽探等領域的強大創新，美利用其優勢來塑造全球能源市場並加強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例如，在俄烏戰爭破壞歐洲能源供應之後，美迅速增加了液化天然氣的出口，減少了歐對俄能源的依賴。
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和結算貨幣的地位，賦予了美無與倫比的金融槓桿，儘管這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2023年，全球外匯儲備中有近60%以美元持有，遠超歐元（約20%）和人民幣（不到3%）。這使美擁有多項優勢，例如較低的借貸成本、更大的債務管理靈活性，以及實施制裁的能力。
與此同時，美元的全球地位對美經濟也施加了成本，例如持續的貿易赤字，以及當美元強勢時對製造業的壓力，使得美出口變得不具競爭力。但這些問題是北京希望自己擁有的：中共正積極推廣美元的替代品，並推出數位貨幣，試圖削弱美將其金融體系武器化的能力。
中共在航空母艦、隱形潛艇和AI驅動系統上的投資，正重塑印太地區的軍事平衡，並為美在該地區的軍事態勢創造了無可否認的挑戰。北京的國防工業基礎現在能夠大規模生產第5代戰機、超音速武器和先進的飛彈系統。
中共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反映出其戰略重點是限制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行動自由。然而，儘管有這些進展，中共軍仍面臨嚴重障礙。他們正與腐敗作鬥爭，這可能削弱其運作效率和戰備狀況。由於缺乏作戰經驗，無法確定中共軍是否能在現代戰爭的壓力下執行複雜的作戰任務。
而且，任何發生在中共領海內或周邊的衝突，可能對中共經濟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因為中共的經濟極度依賴海上貿易及與周邊地區的貿易。相比之下，美軍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的能力依然無可匹敵，這得益於其豐富的作戰經驗、龐大的盟友網絡以及駐守世界各地的前沿部隊。
然而，也許最重要的是，中共仍無法與美最強大的力量倍增器相比：即其全球聯盟體系。美與北約以及在太平洋地區的緊密條約盟國，如澳洲、日本、菲律賓和南韓的夥伴關係，使它能夠在面對自然災害、技術競爭和敵對野心時，形成統一戰線。
這些聯盟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它實現了即時協調，使美能將部隊預先部署在遠離其本土的地方，從而增強其軍事效能和戰備。超級大國是指能夠在世界每個角落投射力量並行使影響力的國家。美符合這一定義。而中共尚未做到，至少現在還沒有。
美民主體系的分散性，讓州和地方政府保有重要的治理職責，也仍是美的一項優勢。與中共不同的是，美定期的選舉周期和和平的權力交接，使公民能夠在對國家發展方向不滿時，堅持要求改變。雖然美必須緊急應對來自極端兩極化和制度性侵蝕對民主規範的多重威脅，但它仍然擁有對總統權力的有效制衡，包括來自自由媒體、獨立立法機構和透明法律體系的制約。
虛假的天花板
必須記住，北京的最大勝利往往並非源於美的努力，而是因為美的缺席。以5G電信為例：中共以驚人的速度開發並部署了下一代無線網絡，佔據了非洲、亞洲和部份歐洲的市場。這並不是因為美缺乏競爭能力，而是因為美在投資國內替代方案上反應遲緩，並且不願意動員資源以中共的速度擴展國家戰略。
中共在量子通信和衛星網絡方面的特別迅速進展，凸顯了其在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的優先策略，而美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和擁抱進度相對較慢。這一成功是由政府補貼、積極的產業政策以及專注於保障關鍵原材料供應所推動的，這通常以高昂的地緣政治和環境代價為代價。然而，這些成就也伴隨着其他成本。中共政府將焦點集中於特定戰略領域，轉移了對於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項目（如改革社會安全網和促進國內消費）的關注和資源。
當中共掙扎時，美應該發揮其優勢。為此，美政策制定者必須在顯得強大的領域進行重大投資，增加對研究和開發以及尖端產業的資金支持，通過有針對性的移民改革吸引全球人才，加強亞洲和歐洲的聯盟，並重建美的國防工業基礎。如果美領導人繼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焦慮，而不是採取這些關鍵步驟，華盛頓的戰略優勢可能會迅速流失。
不可否認，美面臨着嚴峻的挑戰。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它仍擁有非凡的優勢；而且即使面臨壓力，它的民主機構也擁有獨特的重生能力。美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將成為未來數十年的一個決定性特徵。
但儘管中共的集權治理可能在關鍵領域帶來迅速的進步，但其成就仍脆弱。美面臨的真正危險，可能不是無可匹敵的新對手的崛起，而是它自己不願承認並發揮其無與倫比潛力的態度。
|
|
| ( 不分類｜不分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