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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日夏立言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指示下訪中，表示希望建立溝通管道來為兩岸的衝突降溫，而朱立倫也在《德國之聲》的專訪中提到「如果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仍然應該保持與中國的對話。」一再體現出，朱認為只要有溝通有對話，就能避免衝突。然而真是如此嗎？
作者：人文．島嶼 （ 採訪撰稿：林義宏｜編輯：林俊孝｜攝影：W. Xiang、林俊孝 ）
台灣每個人心目中的「中國」樣貌也許不盡相同：是政治經濟上的合作夥伴？是同文同種的手足同胞？或是應該避而遠之、戒慎恐懼的潛在敵人？無論如何，台灣民眾看待中國的方式足以影響兩岸關係走向，對我們未來至關重要。
而你的「中國印象」怎麼樣呢？集體來看，台灣民眾的中國印象又是如何？世代間存在差異嗎？背後原因又如何？
2013年開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現任所長吳重禮帶領研究團隊進行「中國印象調查」，致力蒐集具代表性的大樣本資料，嘗試理清台灣、中國之間的千頭萬緒。除了探究台灣民眾中國印象的變化趨勢，以及影響因素，更透過巧妙的問題設計，突破人們接受調查時因議題敏感而築起的心牆，取得更貼近人們真實想法的數據。
根據調查資料，台灣民眾近年對中國的觀感明顯惡化。2018年前，台灣民眾對中國整體印象偏向正面者約佔45－50%，與印象偏負面的比例呈現五五波。但到2020年，對中國抱持正面印象的人為30%，認為對中國印象「不太好」或「非常不好」的比例總和甚至高達68%。
「中國印象變差，意味著兩岸關係將越來越緊張，令人憂心。」吳重禮進一步思考，企圖從兩岸歷史、人民日常互動中，尋覓化解敵意的線索。
戰後的兩岸：從嚴守界線到開放互動
1949年，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遷台，兩岸處於劍拔弩張的態勢，甚至偶有零星戰火。長期分治下，台灣海峽仿若一道界線，明確區分兩個群體，群體成員之間幾乎毫無交流，頂多透過國家教育、媒體宣傳，來認識海峽對岸的另一個國度。
直至九〇年代兩岸政治氛圍轉趨開放，政府、民間才陸續展開對話與互動，並且漸趨熱絡。不相往來到頻繁互動，也讓兩岸人民對彼此的關係、觀感，有了微妙轉變。
日益增加的「接觸」究竟會改善兩群體之間的關係，讓雙方變得更加緊密、和諧；還是會適得其反，造成更多摩擦、衝突，助長敵意的滋生？吳重禮指出，「兩岸互動」長遠來看只會越來越頻繁，這些問題顯得格外重要。
「接觸」是解方，還是一把雙面刃？
「接觸」會如何影響群際關係？在紐奧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吳重禮，借鑑美國種族政治與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舉出兩個對立的理論觀點：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與威脅理論（group threat theory）。
接觸理論認為，接觸將能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讓社會更加和諧，消弭敵意。「美國總統甘迺迪積極推動跨種族互動，並強力撤除黑人就學限制，提升大學校園中的種族多樣性，就是基於這一個觀點。」
然而，1950年代開始成為學界主流的接觸理論，卻在1970年代末期受到挑戰。「後來學者漸漸發現，一旦接觸發生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群體之間的敵意很可能不消反漲。因為人們會更切身感受到：對方正在跟我們爭奪所剩不多的資源。」吳重禮說道。
接觸可以增進理解，也可能衍生成為雙方爭搶資源的零和賽局。吳重禮提到，香港曾出現醫療資源、民生用品及奶粉被大陸遊客「搶購」的爭議，便是一個例子。
回到美國，如果說接觸有助於社會和諧，種族多樣性越高的社區，照理來說會具備越良好的社會信任，但吳重禮指出，美國政治學家Robert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一書提到的數據卻呈現相反趨勢：「這份研究調查20幾個城市，囊括3萬多名受訪者，發現一個社區越是融合不同種族，人們彼此間的信任反而越低，且越不願意參與教會活動。」
再度證明接觸雖然有用，卻不是消弭群體對立的萬靈丹，甚至可能成為助長敵意的雙面刃。那麼，台灣人與中國的接觸會有什麼效果呢？
接觸的頻率與意願，如何影響中國印象？
吳重禮指出，依目前調查證據，「接觸」（因經商或旅遊前往中國，不含港澳地區）原則上能部份改善台灣人的中國印象。不過細究起來，接觸頻率如果一年至少接觸1次或1次以上，且長達五年，對中國的印象反而又會慢慢變差。
「這可能是因為熟悉了中國當地的實際狀況，於是重新修正態度。但是整體而言，對中國印象最差的群體，仍然是從來沒有前往、親自接觸中國的民眾。」吳重禮強調。
除「接觸頻率」外，接觸的「品質」和「意願」更是關鍵。吳重禮針對涉及個人主觀的接觸意願進行調查，題目如：「如果你有兒子或女兒，願不願意讓他們到中國大陸讀書或求學？」、「你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兒女跟中國大陸人結婚？」
結果發現，主觀接觸意願對中國印象的預測力，甚至比客觀的接觸頻率還要更強，顯示正面印象與接觸經驗，兩者相輔相成。
呼應接觸理論的觀點，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似乎能透過接觸而減少，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政經動向，也對台灣形成與日俱增的威脅。
吳重禮細數近年中國逐漸被視為「威脅」的緣由，包括：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等，都使得台灣人對中國的看法更趨負面，而這些影響，顯然不是光靠頻繁接觸便足以抵銷。
年輕人更討厭中國？後物質主義的因素
「我們有一個調查題組，詢問在哪些條件下，你對中國的印象會變好。例如：中國提供台灣更多經濟利益、撤除對台飛彈等，大多屬於經濟或國防面向。」吳重禮說道，「沒想到，有次跟研究助理聊天，他竟然說這些條件對他而言，其實都沒那麼重要。」
相對而言，年輕人似乎更重視基本人權、網路自由、性別歧視、環境汙染等面向，也就是所謂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吳重禮解釋，後物質主義是由美國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提出，由於每個世代的成長過程身處不同的時空背景與物質環境，造成「資源稀缺性」的感受差異，衍生出不同的價值觀。
「像我們這些傳統世代，Inglehart稱為物質主義，會比較著重經濟發展、國安外交等實質需求；至於年輕世代，因為在基本需求獲得保障的時代下成長，傾向發展成後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態，更重視非物質性的價值信念。」
觀察世代差異，吳重禮發現，年輕世代（生於1979年後）的中國印象比起中年世代（生於1954-1978年）與更年老的第一世代（出生於1953年前）都更加負面；儘管在中國提供物質性，或者後物質性的條件下，仍難以提升年輕世代的中國印象。只有較年老的第一世代會受到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條件影響，從而提升對中國的好感。
這調查結果，凸顯年輕世代對中國的負面印象相當堅定，就算針對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進行遊說也不為所動。「長期來看，年輕世代的中國印象，將越來越傾向負面。」吳重禮語重心長地說，「這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是個隱憂。」如何找出應對之道，則是往後政治學者、政治人物們的功課。
調查研究的小巧思，探測人們真實的對中態度
對很多台灣民眾來說，談論「中國」勢必挑動敏感神經。受到大環境影響，人們可能不大情願在調查中表露自己真實的態度，這時社會科學「間接測量」的技術便能夠派上用場。
「一個人口頭宣稱的態度，與他的實際行為、真實想法，可能存在落差，」吳重禮解釋，「像在中國印象調查，受訪者可能會猜測研究團隊的政治立場，或者去順應社會的氛圍，也就是受到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影響，進而改變回答，造成問卷調查的偏誤。」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吳重禮運用了名為「項目計數法」（item count technique）的技術。這項技術不會直接詢問：「你認為中國是台灣的朋友或敵人？」而是將受訪者分成兩組，一組詢問「你認為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其中有幾個是台灣的朋友？」另一組則只詢問「美國、日本、韓國」三個國家。藉由兩個組別的數據差異，即可推估「將中國視為朋友」的真實比例。
吳重禮指出，在台灣社會近年對中國較不友善的整體氛圍下，如果直接詢問，只有25%民眾把中國視為朋友；但如果利用「項目計數法」來間接推估，竟有近55%民眾將中國視為朋友。「台灣居然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會受到社會期許影響。」他坦言自己相當訝異，不過，這項結果也暗示兩岸關係仍存在改善的潛力。
當然，戰爭或者和平，絕非僅取決於我方的態度。「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吳重禮提醒我們必須留意國際政治的多變，隨時準備好面對潛在風險。身為一名政治學者，他也持續將自己的研究關懷，投注於對兩岸政治變化的觀察與守候。
本文經人文．島嶼授權刊登，原文刊登於此
原標題：兩岸接觸是和解還是誤解？ 中研院吳重禮談你我的「中國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