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談張愛玲，會舊嗎？我也曾這樣問過自己。
直到搜集資料時，讀到張愛玲晚年的作品和書信，觀其平生，知道她與我們仍然「活在同一時代」—一樣在時代的過山車上，爬越了高山，未待喘息，時代又往低谷直下，同樣地，她也曾因四面襲來的壞消息感到疲憊，也目睹過政治蓋牢社會的黑色面紗，也曾失去暢所欲言的自由，也一樣無法想像未來，感到前景無明，盤算出走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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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五十年代，張愛玲還在中國，那年她接受上海宣傳部長夏衍邀請，參加了上海首屆文藝代表大會，新中國下人人穿著中山裝與列寧服，唯有張愛玲依舊穿著上海旗袍。她在那個五百人的大會上坐在最後排，高瘦的影子一下隱沒人海，她默默靜聽，未曾在會上發過一言。
隔年初春，她最後一次見張子靜，弟弟問她將來打算如何，她沉默許久，終答出一句：「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隔年，她已在香港，離開上海時為怕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約好此後斷絕往來，往後她移民美國，遺忘了半個上海，仍然惦念風雨中的香港。
時代如此強勢而粗暴，沒打算放過任何一代人。張愛玲說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雖然一百年過去了，更大的破壞還要來，時代的過山車此刻仍俯衝而下。我們不絕望，在張愛玲百年生辰，重溫她的文學：蒼涼時代，她告訴時人，逃避並不可恥，逃避是一種抗戰，捨卻是一種追求，唯有捨才能得人生最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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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