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教人不要被中國古人「孔丘、朱熹」和外國人「馬克斯、列寧」牽着鼻子走，即是說不要盲從任何權威，也不要附和任何時髦之論（在胡適講這些話的時候，馬列主義在中國正是時髦的思想），而且還要養成慎思明辨的習慣，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於是便可以「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可是後人被俄國美國牽著鼻子走，還引以為榮，莫耐伊！

第二個原因：我們既組成一個知識人論政團體，若只追求民主法治，迴避國族認同，有異心者很容易把反專權政治變成反外來政權，再轉為主張民族分離，追求民主只是幌子。如此一來，台灣的民主選舉便不是選政黨與政府，而是選國家了。所以對國家認同，澄社的態度不能含糊。胡佛兄與我有此主張，但未得到大家贊同。不久澄社中已有人加入立場相反的台教會了，果然很快澄社因成員渾殽而變質。

對照澄社早期2、30名社員名單，後來分道揚鑣，以至澄社名存實亡，令人驚嘆！這一段歷史中，胡佛沒做過社長，但他才是澄社的靈魂人物，志節之堅，不求名位，不與人爭，潔身自愛，貞若金石。雖說世無完人，但我親炙胡兄數十年，回首往事，斯人庶幾近之。

水晶球預測早就寫下了！

　　在台灣「戒嚴時期」之末，社會上追求民主自由的空氣高漲之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丁邦新所長在《聯合報》發表了《一個中國人的想法》一文（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四月二十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與之抗衡。當時海內外各報刊有不少回應文章，形成一個「筆戰」。兩個月後台北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部分文章編輯而成《一些中國人的想法》一書。我當時批評丁邦新的心態是「以私恩取代公義」。一個受到「黨國」栽培的流亡學生，學而有成，感恩圖報。看到社會有批評政府的言論，寫文為政府說項，批評國民「訓政」不足，不足以享民主「憲政」。回想二十多年前那場筆戰，可知高級知識人亦不乏以私情取代公義的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