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裡的意象有著一種像寒冬裡的空氣一樣的​​清新，即使在中文裡邊，我們也能感到這種清晰。這種高度清晰地對悲劇的注視，讓我想起曼德爾施塔姆的後輩——俄羅斯電影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鏡頭。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被稱為詩意電影，但實際上，它也是政治的電影和歷史的電影。他拍攝他的母親在計劃經濟年代的那部電影《鏡子》；他拍攝一個藝術家在沙皇時代的掙扎，那是《安德烈·盧布廖夫》；當他拍攝一個抵抗法西斯的年輕小士兵，在大時代裡面怎樣忠於自己的命運，那是《伊凡的少年時代》。

這種種，他都是把詩意用非常清晰有力的鏡頭結構來呈現出來，就像曼德爾施塔姆這首詩裡這些意象的轉變一樣。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非常艱難但是又非常決絕地去面對俄羅斯命運的巨變，而這個巨變折射在每一個俄羅斯人身上，尤其折射在他剛剛因為十月革命死去的朋友古米廖夫身上。

詩由一個非常戲劇化的意象開始，一個人在黑暗中走出戶外，在寒冷的俄羅斯，在戶外快要結冰的水里面去洗東西。他在洗什麼，他並沒有寫，他洗的可能是他亡友的衣服，他洗的也許是這個國家的罪惡和悲劇。

同時在天空上，星星燃燒著——竟然是粗糙的。我們所接觸的星星，都是精緻的、優美的，像亞里士多德說的——星空是像音樂的和弦一樣互相奏鳴著的，所以在古代西方理性裡面，星空是絕對不會是粗糙的。

正如康德說，能夠永遠喚起他心中的敬畏的，只有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空。就是因為有了心中道德律的存在和天上不斷地看著我們的星空——就是「人在做天在看」這麼一種來自形而上的終極意義的壓力，令人能成其為人，人能夠受自己的良心所制約。

但現在這個星星燒著了，變得粗糙了，而星光落在水桶裡面，落在我正在洗的水里面，它變成了一把斧頭上的鹽，這把斧頭也許就是奪走我的朋友的性命的那把斧頭。

既然星光變成了斧頭上的鹽，那如果倒推一下這個意象，鹽所依附的斧頭呢？它就是黑夜，就跟黑夜一樣，它不分青紅皂白地降臨下來，沒有任何人能夠逃過黑夜，也沒有任何人能逃過這把斧頭，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

只是鹽留下來了，鹽是什麼？按聖經中的說法，鹽是人當中的精英，精英被殺害、或者依存在利刃上面，不得不存留在那裡，無論生還是死，慢慢這種時代的昏昧的政治狀況變成了一種寒意。

這寒意從水桶裡面冒出來，鹽融化在水里面，所以水才會慢慢變黑，就跟黑夜降臨在我們大地上，我們大地也慢慢變黑一樣。大地變黑了，詩人用了「陰森」這麼一個詞。

因為大門鎖著了，我們回不了家，我們回不到作為母親的大地的懷抱裡，大地它不再敞開接納我們，就像剛才說的星空不再呼喚道德感，兩者都不再庇護我們，於是我們的良心也昏暗了，也陰森了。

但是對於詩人來說，這正是真理浮現的時刻，死亡變得純粹，人的不幸染上了鹽，每一個人都跟精英的死亡發生了關係，這個不幸不是一個人的不幸，是整個時代的不幸。

它不斷地加劇著，但假若我們睜大眼睛去看，我們看到的除了恐懼，我們還能看到這個時代的真理。死亡漸漸跟這個我們身邊的冰凍的水融合了，像鹽一樣，漸漸地成為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將來會在未來成為我們漫長的懺悔和漫長的救贖，這個洗滌的動作就是一個渴求救贖的動作。

而且，鹽水，說不定能夠讓利刃鏽蝕。

殺戮者的洗滌和受害者的洗滌是不一樣的。殺戮者的洗滌，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麥克白》，就會知道，麥克白夫人殺了人之後著急著去洗手，結果越洗她的手越紅，那盆水慢慢地變成了一盆血水，人只要犯了罪，那是永遠洗不掉的。

而受害者的洗滌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還原那個沒被血污染過的人，為了還原我們死去的朋友的本來面目，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僅以本文紀念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死者。

而這些因素很可能跟我們的未來有關，很可能它會像滾雪球一樣，從一個輕微的政治現實，慢慢地捲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整個世界的命運。

布羅茨基非常喜歡、崇拜的詩人，其實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寫過一首詩，展現了我上述那種詩與政治的關係。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十月革命發生不久。 1921年，布羅茨基的最好的朋友，也是當時俄羅斯的一個著名的詩人古米廖夫，因為參加白軍反抗十月革命，被作為「反革命」被處決了。古米廖夫也是著名詩人阿赫瑪托娃的丈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曾經被稱為俄羅斯「白銀時代」最著名的詩人，而他們自稱「阿克梅派」。

最好的朋友被處死了，知道這個消息之後的曼德爾施塔姆寫了一首非常冷峻、非常令人動容的詩。這首詩就是我說的一個詩人對大時代的敏感，對政治中悸動著的種種可怕的東西的敏感，然後他嘗試呼喚他的讀者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