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銳那代中國青年人的錯？

李銳先生的同時代人，只要有點家國情懷，大都左傾進步。20世紀30年代，左傾在全世界蔚為風潮，不要說民智未開的東方專制國家，就連美國人，也被愛德格·斯諾那部《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對僻處中國西北角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無窮嚮往，揮灑了大把同情。

李銳出生於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會會員，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還在少年時期，李銳就痛恨他所認為的國民黨專制，後受左翼書刊影響，逐漸向共產黨靠近。進入武漢大學後，頻繁參加並組織學生運動，並在1937年正式入黨，1939年與革命資歷比他老的范元甄結婚，之後兩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大批黨內人士被整肅，李銳也未能倖免。

20世紀初從歐洲發散至世界再以蘇聯為「社會主義堡壘」的時代潮流，就是1910-1930幾代中國青年遭逢的「天時」，西方青年更左更「進步」，我們現在常講的那句名言就來自西方：如果一個人30歲之前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如果30歲之後還是左派，那就是沒有頭腦。

1949年之後，誰能脫離中共生存於中國？

對李老的苛評有兩類：一是李銳為什麼不退黨？二是李銳出於貪戀黨內的醫保待遇。這兩點都是要求別人拔著自己的頭髮升天。

1998年-2001年這段時期，李老每來深圳、廣東，必相約見面，因此那段時期與李老至少有過五、六次長談。據他本人親口說，對中共的懷疑與認識，其實始于延安時期。在那種政治暗黑時期，這種不能說出口的懷疑，就只能表現為對常識的堅持。我認為這是李老終生堅守良知與人性的根抵。毛澤東統治中國的所謂前三十年，中國政治運動不斷：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是各種運動中規模最大者，中國人無不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夀時，他的老友、鄉賢朱正先生贈他一副對聯：廬山霧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詩，觀者無不稱絕，十四個字寫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詩」之謂，指李銳在水利部反對建三峽工程及其終生對此的堅持。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李銳與三峽贊成派水利學者林一山在毛澤東面前進行了一場「御前辯論」，陳述三峽工程利弊，還各寫了一篇文章呈交。出於李銳意料之外的是，毛澤東不但採納了他的意見擱置了三峽工程，還讓他獲得了毛的賞識和重用。散會之前，毛對李銳說：「你文章寫得好，你當我的秘書。」這就是李銳擔任毛澤東兼職工業秘書的由來。其時，毛正主張大修水利，大躍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李銳在此時上書陳說三峽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風險的。論及此事時，李老認為毛當時還能聽進一點不同意見。1980年代之後，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峽工程，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廬山霧瘴」，是指 1959年的「廬山會議」以及李銳此後的遭遇。會議召開之時，毛發動的「大躍進」陷入失敗，全國各地發生饑荒，餓死了不少人。毛召開此會，李銳以毛秘書身份隨行，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在會議上一手遮天、翻雲覆雨，將對大躍進持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這一過程。會議期間，田家英、李銳、周小舟這三位毛的秘書在某天傍晚散步時，對毛頗有微詞，結果被檢舉揭發，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一切職務，1960年3月被開除黨籍，5月和右派份子們一道下放北大荒勞動。1967年11月11日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75年5月30日釋放。

這段經歷成就了李老的兩本書：一本是《廬山會議紀實》。在廬山會議期間，他將與會者的言行如實記錄。這本筆記本當然會成為抄沒之物，文革後李老千方百計找回，他根據此筆記本，再加上與會眾人的回憶，寫成《廬山會議紀實》一書，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臉都躍然紙上，此書成為研究中共廬山會議的經典。另一本則是《龍膽紫集》。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沒有紙筆，李銳只好用棉簽蘸著龍膽紫藥水，把他數年來的「鐵窗詩作」，寫在兩本《馬列選集》的空白處。1975年5月李銳出獄時，獄中詩詞積有四、五百首，這本用紫藥水和木棉簽作「奇毫怪墨」寫成的詩詞集，就名之為《龍膽紫集》。

與所有中國人一樣，李銳當時沒有辦法改變或者離開這塊土地，晚年的他當然也沒有辦法與體制告別。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親耳聽過中共黨內歷史學家李新一番痛徹心肺的說話：「都說中國知識份子沒有骨氣，這沒有骨氣的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沒有私有財產。就算在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你對當局不滿，可以回家種田養活自己。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個人的生存都得依靠這個黨，工作得靠黨安排，房子得靠黨分配，從孩子進幼稚園、上小學中學，哪個環節離開黨都不行。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敢批評黨，就斷了生路。這種情況下哪有什麼脊樑可言？」

就算經過改革40年，在政府部門工作，仍然是中國人的首選，因為只有公務員群體才有穩定的收入與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進有所為，退有所守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中共自救下產生的一次意在擺脫危機的改革。由於毛的路線被否定，李銳才算有了一次短暫的機會施展其才，1980年代複出後曾經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兼任青年幹部局局長，在這段時間內，李銳的用人思想，比較完整地體現他的《起用新一代》這本文集中。當時中國還是老人政治，李銳已經清醒意識到中共幹部必須大換血，起用新人。他對經歷過文革十年、上山下鄉或者在工廠基層打熬過又在恢復高考後進入大學深造的這代人深抱期望，認為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苦難經歷，使這代人既瞭解底層的苦難，又有變革之志，必將成為中國改革的棟樑之材。因此，他在中組部青幹局局長位置上，堅持「任人唯賢」，曾經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過「太子黨」。中共選拔年青幹部的「第三梯隊」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不少人例如陳楚三在《一封信和「兩頭真」——紀念李銳老》、閻淮在《進出中組部》都記述過這段往事。看似簡單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裡包含老大一篇文章，這就是李老的「進有所為」。

李老退休之後，已無在朝身份，仍然堅持批評時政，講真話，從批評黨大於法，呼喚實行憲政，再到批評當朝領導人小學文化水準治國，網上均可查到。他與幾位黨內老人一道，為《炎黃春秋》背書，直至當朝對他們的身份再也不買帳關掉這家雜誌為止——這叫「退有所守」。關於李老及相同狀態的「兩頭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為何還有點說話機會，與他們接觸甚多的吳思寫過一篇《李銳先生為什麼能夠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隨著當局對言論管制的加劇，這批「兩頭真」老人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說明李老當時的真實處境與為人。2000年時，我在國內處境已經非常艱困，李老從別處知道情況後，曾來電詢問情況，聽後非常氣憤地說：「奈不何我們這些老的，就欺負你們這些小的」，建議我去找曾見過幾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請他過問此事。我對他說，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這事。李老堅持讓我去，說「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應該讓他知道這事」。幾天之後，我接到廣東省政協主席（或副主席，記不大清了）林先生的電話，告訴我，受李老託付，他去打聽了一下情況，整我不是廣東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書記，也沒有用——其實，李銳這些黨內老人，自身也受到國安（當時還沒國保）的「關照」。但他們總還是儘量想利用自己那點黨內資格，做點事情，希望幫助受政治迫害的後輩學人減輕點壓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辭國，不久後就收到李老寄來的《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我將其略作編輯，送給《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發表在當年的第四期。那時我已知道，李銳與李慎之兩位先生在國內已無發表文章的空間。其後，收入這篇談話的《李銳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從美國回中國探親，她幫助其父出版的《李銳口述往事》更被海關當作禁書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後，確實有人認為他們對黨的批評來來去去就是那幾招，如黨大於法、實行人治、空喊憲政。我覺得這事情要從兩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時代局限，知識局限。二是這些老人面臨嚴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將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開說出來。在此只談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廣州時約我見面，那次還有王若水先生在場。李老那次特別談到中國政治有可能會有左的回潮。當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正被大肆宣傳，我問他：「有什麼動向讓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訴我，他不是根據動向，而是根據中共政治的特點，人亡政息，胡錦濤是他當年在青幹局考察提拔的幹部，思維模式都是黨培養教育的，不比江還受過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這個黨啊，我從不擔心它會向右，因為根子左，意識形態的根基沒動，要它向右很難，但要向左，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後來從胡錦濤時代再到習近平時代的急劇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這番說話，不得不佩服他對中共政治的深切瞭解及這方面的預見性。

正氣長存天地間

李老去世後的這幾天，對他的評價五彩紛呈，其中有個定位是準確的：沒能與中共徹底決裂的中共黨內批評者。李南央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組織部將宣稱李老是馬克思主義者。

李老是馬克思主義者嗎？我從來沒將他與這個名號聯繫起來。在與李老的數次長談之中，沒覺得他喜好馬克思主義。前輩學人中，精研馬克思主義的蘇紹智、於光遠等先生，與他們談話，總會不自覺地將馬克思的理論願景與現實相比較，但李老不會，他批評中共與毛澤東，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這類詞彙。從李老著作的行文風格與其思想底蘊，我覺得他更有傳統士大夫之風，無論在朝還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與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開首句是「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其中列舉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這種正氣之人，中國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為「珍稀物種」。這樣正氣之人，生前際遇與體現人間正氣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後都會被國人追憶。因此，我認為，不管李老的追悼會由誰開，他是否被授予「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稱號，在天地翻覆之後，歷史記住他，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類名號與是否葬於八寶山之類，而是會將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李慎之、朱厚澤、杜潤生等走在前面的人當作中共黨內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為在中共的暗黑統治中，他們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給社會帶來一縷陽光。

＊作者為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作家。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本文原刊美國之音VOA，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