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跟台灣有關聯、具在地的關注、用台灣的精神去寫，都算台灣文學。

過去也有人抱持比較獨特的觀點，認為非用台語文書寫，不能稱之為台灣文學。那麼到底台灣文學的範疇該怎麼定？蘇碩斌表示：「自1990年學界出現台灣文學科系之後，這種爭議從來就沒停過，但實際上各校發展的結果，都採用比較廣義的定義，甚至連張愛玲也是台灣文學研究的題材之一。目前台文館採取的態度也是比較寬鬆的。」蘇碩斌很清楚，台文館做為中央轄下的機構，不會只服務特定的研究者或教育體系下的學子，而是涵蓋所有普羅大眾。因此要考慮的包括可及性的問題與訴求的寬度：如何吸引民眾進到這裡？民眾如何與這個場館互動？如何讓文學與我們產生關聯？更重要的是，回頭都要叩問到台灣這塊土地。

這就要回到台文館的升級轉型任務，而現階段最需要面對的是，過去的組織型態與未來的發展期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蘇碩斌的公共社會學概念，便是面對公眾。「我的文學社會學這些課，談的就是文學家怎麼寫？對誰負責？亦即不只是給公眾看什麼，還要問給什麼公眾看？」他舉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為例。16世紀文藝復興之後，「人的概念」越來越提升，作者從神的指令傳遞者變成了神，得獎無數、不可超越的作者，就被供奉起來，讀者永遠在底下，位階非常清楚。

「作者寫出好作品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尊敬作者，但不應成為至高無上的偶像，阻礙讀者的上升。我們要打破這個藩籬，所以羅蘭巴特『作者已死』這句話的代價，就是讓讀者誕生。對我來講，更積極的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讀者誕生後，還要讓他「寫回去」（writing back）。我非常喜歡這個觀念，讀者一旦能夠寫回去，就代表所有人都有機會成為作者。」這也是蘇碩斌看待未來文學創作的態度。他認為作品或文本經過讀者檢視，並不會因此失去好壞之分，而是不再有一致、大規模的標準。只要讀者允許自己有喜歡的文類，審視的標準就會散落到每個不同的閱讀社群裡去。

至於創作的紮根與延展，蘇碩斌也從都市研究中得到啟發。他說：「從海德格到段義孚的空間研究，都用了space跟place這兩個詞彙來形容人的世界。space是寬闊、無邊際的空間，因為不可知，所以感覺危險；而place則穩定、安全但有限制。」從海德格到段義孚的思想，都不是定著於一點，而是兩股力量要分頭並進，因此蘇碩斌認為：「不可知的世界才是活力的來源，以前我們都強調本土化（place）、地方建設，但紮根到某種程度，就必須移動，這樣才能既累積、又超越。累積與超越也不是用現有籌碼去跟同業競爭，而是時機成熟就要跳離軌跡、到處探索，這才是我認為的美好生命圖像。」

這同時也是他所期待的文學未來圖像。

蘇碩斌語重心長表示：「創作不是在雲端的事，所有人文社會科學，跟商業市場最接近的其實是文學。沒有一份創作是為了供在博物館裡，作品都希望有人讀、有人回饋，只是閱讀群眾不是均勻散佈在所有地方，每個讀者都有各自的品味，如果其他類型的作品都不去嘗試，那文學就沒機會了。」他還說，如今的文學館已不適合只以學術品味與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待創作者，獨尊過去是不夠的，還要對應現在的書市；如果當代無法產生足以匹敵過去輝煌時代的作品，未來文學史就會凋零。「那就表示。30年後我的學生們當教授，也沒有東西可研究了。」

創作對應市場，是否會被解讀為從俗？蘇碩斌認為，其實文學精神與迎合市場兩者是可以並存的。「文學是否有市場，跟作者的創造力與內部良心是兩碼事，有深度的作品經過適當轉換，也會有很好的IP市場。用文學啟動文化內容的創意產業，讓它得以好好地往外延伸，沒道理讓文學從業者一輩子都活得很清苦，不是嗎？」

人類的生存競爭，未來永遠難以消失，若這是自然命運的話，我們可以從過去瞭解現在，從以往人類興亡盛衰的歷史，或可瞭解將來的發展方向吧！ —伊能嘉矩，1904

戰後最早在大學開設臺灣史課程的歷史學家楊雲萍，曾指出日治時代的臺灣研究，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一人，就是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的領域中，不知道伊能嘉矩（1867-1925）的人大概很少吧。伊能嘉矩在日本幕末明治維新時誕生，也隨著近代日本的展開而成長，其一生中重要的工作，也與日本海外擴張後獲得的殖民地臺灣有關。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臺灣通的伊能嘉矩，其作品成為近代知識生產中劃定「臺灣研究」範圍與定義研究議題的先行者。在戰後臺灣伊能仍然繼續以被閱讀、被翻譯、被辯論、被引用、被展示等方式，或隱或顯地持續產生影響。做為臺灣研究先行者的伊能嘉矩，其研究與知識建構的繼承與轉化，成為今日我們的臺灣歷史文化知識的構成元素。不論今日我們是否同意伊能嘉矩的歷史解釋與臺灣研究框架，都成為顯在的或是潛隱的臺灣歷史文化知識的參考資源。

日前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剛結束展期的「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中，呈現這一位對後來臺灣研究影響頗深的日本人在日治初期來到臺灣進行田野調查的社會史，以及當代臺灣重新挪用其田野資料的後殖民文化協商。除了人類學之外，其歷史研究，今日重讀也有不少值得令人深思之處。

1867年伊能嘉矩出生於日本本州東北，今日的岩手縣遠野市。東北一帶古稱奧州，自日本中世紀以來，即是不同族群交匯互動的前沿地帶。出身士族家庭，家學淵源，也接受明治維新後的新式教育。1886年伊能入學岩手縣立師範學校，但於1889年因被認為鼓動學潮而被退學。同年離開遠野前往東京，在東京時期，接觸了東京帝國大學學者們的近代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知識，受到實證主義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的比較民族誌的影響。1895年底，伊能以陸軍雇員的身份來到了臺灣，到臺灣之後，轉為臺灣總督府的雇員，任職於總督府文書課，懷抱著從事臺灣人類學研究的志願而渡臺。

在臺灣，伊能以臺灣總督府下層官員的身份，展開其「臺灣人類學」的研究計畫。當時揭諸的臺灣人類學研究計畫，包含了漢人與原住民的研究，在實際的進行中，則先以調查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以及文化發展的程度為主，同時也進行了臺灣的歷史文獻與漢人風俗現狀的研究。伊能在1897年全島調查後，於1898年提出了全島原住民族群分類體系。在此同時，伊能也逐漸發展對於臺灣歷史的看法，1899 年出版了第一本臺灣史通論大綱《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1900年出版了臺灣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1902年出版了兩卷本《臺灣史》。1925年，伊能嘉矩因病去世，其田野資料、標本與手稿，入藏至當時剛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設立了「伊能文庫」。其生前最後的臺灣歷史研究計畫，經由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板澤武雄與民俗學大家柳田國男的整理，於1928年以三冊《臺灣文化志》之鉅作出版。

如果臺灣歷史的動力，是因地理上位處於東亞的海洋之島，一方面來自世界史發展中，海洋勢力的互相競爭；另方面來自大陸本部種族之間生存競爭的交匯結果，在這樣歷史結構的認知下，伊能除了重建包括日本與西班牙、荷蘭等歐美各國在東亞海洋上勢力競爭的歷史外，進一步也探討作為臺灣種族生存競爭勢力之一的漢民族在臺灣發展，以及與原住民之間的競爭史。

伊能將臺灣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分析不同集團行動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作為彼此互動結果的臺灣歷史。在大的空間尺度上，臺灣從來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從而也受到了作為世界史的文化─種族單位的生存競爭影響。在具體的事件與小尺度的空間上，個體的社群與人物，其歷史也呈現了該群體的特性。

對伊能而言，臺灣歷來從屬性的「殖民地」地位設定，將臺灣內部自生的社會秩序視為非近代社會的型態，即便臺灣曾在清朝政府統治下的兩百年間，也是處於非近代政治體制下的狀態，因此特別強調歷史上臺灣由其他國家帶來的近代「有秩序的政治」。這些觀點當然都導向日本統治的必然性與必要性，從這種看法來看，日本的臺灣統治，除了是因為世界史的發展局勢，以及日本國家擴張所獲得新領土之外，更是內在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換言之，缺乏近代政治主體（即近代國家）的臺灣，使日本的殖民統治具有了正當性。

這樣的臺灣歷史發展的觀點，當然有其書寫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合理性的目的，然而種族與國家作為區分前近代與近代的不同歷史範疇，這種黑格爾主義式的方法，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種族是前近代的社群單位，國家則是近代歷史的合法行動者。缺乏近代的政治體制＝近代國家，使得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雖然沒有在臺灣的歷史發展中缺席，卻設定了臺灣整體的從屬性。

然而，以「臺灣」作為歷史敘事的空間單位，書寫了以臺灣為空間範圍的「歷史」。以這個空間範圍為基準，往上往下地發展不同尺度的空間歷史敘事；做為世界史的臺灣史，以臺灣在地理空間上的位置，分析境內外人種競爭歷史的發展，或者分析受到以近代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競爭與戰爭、條約，以及領土變革。作為區域史的臺灣史，則分析族群的來源與分布、內部社會建制的發展、展現族群集體性質的歷史人物等等。不論臺灣是否在歷史上缺乏「近代國家」，或者歷史行動者是前近代的「種族」，伊能不斷地重新確認「臺灣」此一歷史的空間範圍。

今日臺灣已不是缺乏「近代國家」的島嶼，而近代國家更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歷史知識的單位，乃至於歷史實踐的行動者。從伊能嘉矩的歷史作品中，可以看到「近代國家」，乃至「線性進步史觀」的隱形框架，如何從中再次提取其臺灣歷史敘事中的多重空間尺度，不同層級的行動者，乃至多元族群的複線與複數的歷史，或許是今日的歷史學家重新回顧或者試圖超越伊能嘉矩此一臺灣研究的巨峰時所必要的工作。(陳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