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現實——《拜訪壞人》序

    以色列老英雄沙龍的親密私人顧問烏瑞‧丹在《阿里爾‧沙龍：近距離寫真》一書的序言中說：「在以色列，創造歷史比撰寫歷史容易。」的確，在別處想進入史冊的人往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而無法成功，而在以色列，好像無論做什麼，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丹青留名，乃至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或者至少被人說成這樣。

    毫無疑問，當我們談論「歷史」的時候，我們所談論的並不只是發生的事件，我們所談論的是人們對這些事件的關注、記憶和敍述。因此，「創造歷史」和「撰寫歷史」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創造歷史」之所以容易，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撰寫歷史」不那麼困難。這塊土地似乎有一種神奇的放大效果：本來是塊彈丸之地，卻不成比例地受到整個世界無窮無盡的關注；本來是影響有限的本地事件，卻無緣無故引起各方巨大的反響和回應；本來是可以時過境遷的陳年老賬，卻無休無止地被人翻出來清理結算。正如馬克‧吐溫筆下描述的約旦河：在以色列，那條河不過九十英里長，百老匯馬路那麼寬而已；然而萬里之外，在美國主日學校的教育下，他從童年起的印象就是那條河至少四千英里長、三十五英里寬。因此，寫以色列，無論你採取什麼體裁，歷史也好，新聞也好，紀實文學也好，歸根結底都比別處更有可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更有可能引人關注，即使你以為你所撰寫的是生活小事。

   「容易受到關注」、「容易遇到有歷史意義的焦點問題」，這是寫作以色列題材的優勢，但這優勢也就到此為止，剩下的全是挑戰。這挑戰當然有來自題材本身的問題，比如，以色列歷史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以色列宗教問題的艱深性和敏感性、以色列與猶太思維方式的獨特性，等等。然而更大的挑戰則來自寫作者自身，具體來說，這種挑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立場問題。

    對大多數人而言，以巴問題其實是個難度很高的話題——很少有人到當地真正考察過那裏的情況，很少有人認真讀過猶太與阿拉伯文明的典籍資料，也很少有人認真研究過那裏的現代歷史。然而很多人談起這個話題來卻往往慷慨激昂，滔滔不絕。我曾經遇到一位先生大談以色列如何不民主，沒有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權，等等。交流了幾句才明白，他根本不知道以色列境內住著一百多萬擁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跟猶太人一樣的所有民主權利。他以為只有約旦河西岸與迦沙地帶才有巴勒斯坦人。這個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以巴問題的窘境：什麼都缺，唯獨不缺少立場；而且習慣於用立場代替一切，站在權力話語所預設的立場上高談闊論，聽起來頭頭是道，其實跟以巴之間的現實沒什麼關係。

 
 第二、標籤問題。

    這個問題跟第一個問題有聯繫，但涉及的範圍卻更大，不僅普通不明真相者常常深陷其中，很多住在當地的新聞或專業人士往往也不能倖免，連累很多媒體對當地情況的報導被標籤遮蓋了真相。以巴問題常見的標籤有「侵略」、「佔領」、「屠殺」、「難民」、「恐怖主義」、「美國偏袒」等等。標籤的問題在於它們簡化了以巴衝突現實裏紛繁複雜的關係，給旁人帶上有色眼鏡，而且嚴重限制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能力。幾年前，我跟一位學者辯論「黑九月事件」問題，他舉出了當年約旦國王侯賽因通過英國向以色列、美國求援的事情，以此來證明黑九月事件跟美國的關係。隨後他就免戰牌高掛，拒絕再討論下去。按照他的邏輯，「美國」是個壞標籤，一旦把這個標籤給侯賽因貼上，事情就結束了，就沒必要再討論下去了。所以侯賽因聽任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和敘利亞侵略軍蹂躪自己的國家是對的，因為那兩個國家跟美國沒有聯繫；而他聯合美國、以色列保衛自己的國家則是錯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壞標籤。這是一個標籤阻斷了人們的思考能力的典型例子，當然這個例子裏的問題比較外露，但實際上，很多有關以巴問題的言論或報導都不同層次地存在這樣的標籤限制思維的問題。

第三、喪失公正和公平。

    普通人按照自己的立場發表自己的言論並沒有什麼大錯，因此我們這裏所講的是媒體的問題。美國新聞學重鎮學者利昂‧納爾孫‧弗林特在《報紙的良知》一書中曾指出「有時候，主編會覺得報紙是他個人的財產，他覺得怎麼合適就可以怎麼幹，用來散佈符合他的觀點的宣傳，用來傳遞他認為公眾應該接受的半真半假的資訊和被歪曲的事實，這樣的態度和不懂生意一樣缺乏專業素養……在報紙與公眾的所有關係中都需要對公正和公平有充分認識。」這種新聞媒體必須遵守的「公正和公平」，即使是在一般的新聞報導中也很難做得完滿，在以巴衝突這樣充滿了權力話語的問題上，自然就更難實現。問題在於，很多媒體從業人員在其他問題上尚能對公正和公平有所認識，碰上以巴問題就順理成章地站到了「受壓迫者」、「弱者」的標籤一邊，其報導也就成為一種宣傳，而且不認為有什麼不對。早就有人指出媒體即使是在最細微的辭彙選擇方面也不能保持公正，比如，以色列平民被恐怖分子炸死，便被說成是「以色列人」，如果是士兵則一定要說是「以色列軍人」；而巴勒斯坦人如果被炸死則被稱為「巴勒斯坦平民」，未成年則稱「巴勒斯坦兒童」，無論是否參加恐怖組織的活動。一個比辭彙選擇更嚴重的情況是進行「反社會」或者「反人類」的報導，比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幾年前在耶路撒冷發生恐怖炸彈襲擊之後，不去採訪遇難者的家屬，卻渲染恐怖分子的家庭和他的「事蹟」。 利昂‧納爾孫‧弗林特在分析某家報紙報導一場死刑判決後罪犯宣稱「我準備好了，我不怕死」時指出，這樣的報導是「反社會」的，因為它把「不怕死」這樣的積極價值觀賦予了罪犯，使其成為一種可以模仿的物件。如果這樣的報導是「反社會的」，那麼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那樣的報導顯然是在鼓勵恐怖主義的發展，毫無疑問也是「反社會」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大規模地，因為弱者標籤而偏袒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的做法，在很多媒體中成為一種慣例，使得類似哈馬斯這樣的恐怖組織已經把媒體看成是恐怖襲擊的工具之一。他們用恐怖襲擊來招引以色列的打擊，把在打擊中死亡的婦女兒童照片傳給媒體，以此造成譴責以色列的聲勢，為自己撈取好處。此外，類似半島電視臺這樣把恐怖主義者當作英雄來宣傳的做法也明顯地引起了巴勒斯坦青少年的模仿。2007年6月，當恐怖分子們在迦沙地帶把屠刀架上自己骨肉同胞的脖子時，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便憤怒地譴責這些恐怖分子「只信仰一種宗教：他們自己在電視上的形象」。由此可見，很多媒體在以巴問題的報導上不但做不到公平與公正，甚至連自己旁觀者的地位都保持不住，實際上成了促成暴力活動的一方，從而喪失了新聞媒體所應具有的最起碼的良知和道義。在以巴問題上，新聞報導的良知和道義應該類似於報導反社會新聞時的準則——不僅要做到真實準確，而且要注意自己沒在煽動或幫助暴力。

    正是在這樣一種充滿挑戰的背景下，顏敏如女士的這部《拜訪壞人》顯示出了其不同尋常的探索精神和豐碩的成就。

    定位於「傳說時事」的「文學人」，敏如對於很多媒體在以巴問題上的偏頗和失誤有著清楚的認識，她在書中借著朋友G的口描述道：

  「媒體大量報導以巴紛爭，卻少有其他受壓迫民族的消息，因為以色列是個民主國家，西方記者容易生存，也因為長期以來，這些記者落入了『加害者、受害者』的圈套，沿著這條主軸分析，以『以色列強佔土地，造成巴勒斯坦人生活痛苦』的角度觀看每個事件……」雖然是引用朋友的話，但是敏如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程度顯然不比她的朋友低。因此，她在作品中採用了三個策略來維持敍述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第一個策略是深入現場，從當地人的口中去瞭解現實的真相。作為一個不在當地長期居住的作者，敏如兩次前往以色列的旅行可以被看做是她努力擺脫自身立場干擾，而讓事實自己說話的努力的一部分。從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敏如的這些旅行並非遊覽式的走馬觀花，而是深入到當地的人群當中、生活之中，從她與當地人的交往當中去瞭解那些不可能從書本或媒體上瞭解的真實。有了這個策略的實施，應付第一個挑戰的成功就有了基礎。

    第二個策略是儘量避免讓自己的感覺影響文本的敍述，而把敍述權交給當地人，交給作品裏的那些人物。整部著作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敏如的語調是平穩而沉靜的，很少渲染個人感情色彩，雖然在以色列這樣特殊的國度裏會遇到特殊的情況，也會必然有感情上的反射，但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壓抑和淡化這種感情的痕跡。比如她描寫在Sde Dov機場遭遇安全檢查人員不近情理的苛刻對待時，儘管我們能在字裏行間體會出她的憤怒和不滿，但她並沒有去宣洩自己的感情，而是保持了敍事的平穩和冷靜，讓自己和安全人員的對話來說明一切。而在隨後描述她在基布茲(集體農場)的參觀時，我們幾乎感覺不到她片刻之前那種遭遇帶給她的情緒，中心仍然是她的朋友的介紹，直到在隨後一段跟朋友通話的記錄中，我們才看到一點「怨而不怒」的感情表達。這樣一種寫作策略的運用當然不是說作者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沒有看法，也不是說這種看法不能從文中表露出來。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當敍述的主體是當地被採訪對象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時候，作者為她的事件貼標籤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了。讀者可以不同意，但他的思維自由並未受到限制。

    第三個策略是保持敍述者的多元化和平衡感。在整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敏如盡可能讓她的人物多樣化的努力。我們聽到以色列中間派民族主義者的評論，我們也聽到極左翼活動家對政府的嚴厲批評和譴責，我們甚至還聽到巴勒斯坦人的聲音。當然，我們沒聽到極端暴力分子，無論是來自巴勒斯坦還是來自以色列的暴力分子的煽動和宣傳。從上文所說的新聞的良知與道義問題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恰到好處的處理，既保持了現實的多樣性狀態，又沒讓自己成為反社會活動的工具。

    這第三種策略其實可以看作敏如自己所講的一種特殊寫作方法的實現。她在前言中說：「在寫作期間，心裏不斷有個聲音推翻、反駁自己，其實是種想像中的沙盤演練。常問自己的是，如果讀者對某一點提出攻擊時，必須如何回應。」

    在某種意義上，敏如筆下敍事者的多元性可以被看做是這種作者內心沙盤演練在人物身上的外化表現。「我」跟讀者之間的辯論轉化成了人物之間的對抗，而公正與公平便在這種對抗中得以保存。在這裏，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以巴問題上，新聞記者或作者的良知和道義感不是由他們的自信來保證的，而恰恰是以這種對自身的懷疑精神和盤詰手段為基礎的。

    描寫以色列生活和現實的書籍今天已經不少，零散的文章就更多，但是絕大多數的作者基本上只關心自己要寫的內容和觀點，想方設法用自己的看法去影響讀者。敏如是在這個題材方面少見的不僅問自己寫什麼，而且問自己怎麼寫的作者。在她的前言裏，你可以看到她是怎樣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並苦心尋找答案的。我們也可以從她對阿富汗問題的獨特觀察角度和敍述手段上看出她的探求精神。考慮到以巴和中東問題的特殊狀況，可以說在這裏「怎麼寫」的重要性甚至壓倒「寫什麼」，敏如抓住了這個問題，思考了這個問題，並成功地處理了這個問題。這是敏如的這部書中最讓我感到有價值的地方。

張平

2009年7月26日

於特拉維夫

張平，1963年出生。先後求學於北京大學、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和特拉維夫大學；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現執教於特拉維夫大學東亞學系。從1993年起在以色列居住，主要從事猶太教、比較哲學和現代以色列歷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