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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兩岸 2017/04/26 22: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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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美元的信用再次受到質疑:美國卡特政府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國物價水平迅速上升。包括歐佩克等石油出口國開始擔心美元幣值的穩定,沙特甚至將部分盈餘資金轉換為瑞士法郎和德國馬克。

1978年10月30日,美元對主要貨幣發生瞭恐慌性暴跌。許多國傢對日益增長的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感到警覺。主要外匯儲備持有國均表示,不願意增持美元資產。隨後的四年間,IMF共發行瞭120億單位SDR。

將人民幣納入SDR,某種程度上是試圖將中國擁在佈雷頓森林機構及現有國際多邊體系的懷抱中。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司長周誠君表示,為瞭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人民幣資產收益率曲線更加合理,“我們做瞭大量的努力,比如‘811’匯改、10月24日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從今年四季度開始財政部開始發行3個月期的短期國債,都是為瞭讓價格形成更加有效、透明、連續和公允”。

曾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負責國際貨幣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參與SDR設計、後擔任波士頓聯儲主席,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的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回憶稱, “我當時提交給G20部長會的方案與周小川行長2009年提出的構想精神基本一致——減少對各大主權貨幣的依賴,更多轉向類似SDR這樣的超主權貨幣。這可以讓SDR變得不隻是具有象征性意義。但是這一當時的首要議題與其他議程一道,被歐元區危機的爆發‘擠出’瞭談判日程,包括我的提案在內的所有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提案都未在峰會上被討論”。

該報告同時提出一套未來可能替代“可自由使用”標準的新標準——“儲備資產標準”(RAC),並解釋稱,考慮到貨幣“廣泛使用”標準可能存在的“慣性”和“網絡效應”,這套新的“儲備資產標準”能讓一些貨幣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滿足進入SDR貨幣籃子的要求。

中國“沖刺”SDR

IMF人士表示,新的貨幣籃子即使隻涉及籃子貨幣權重的調整(沒有新貨幣加入),在新一年的第一天(通常為各國市場的非交易日)開始使用也會對SDR的使用者造成一些不便;而且,有不少國際使用者對IMF曾表達過訴求,要求留出至少 3個月的準備時間(lead time)——從IMF決定新的貨幣籃子到新的籃子正式生效,方便他們完成基於新籃子權重的頭寸調整。

在決策層層面,國傢主席習近平在9月訪美期間與美國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表示,隻要人民幣獲得IMF工作人員評估工作的認可,美國政府就支持將人民幣納入SDR。在此之前,中國已獲得德、英、法等國政府的類似支持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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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特別提款權這一名字及其運作機制,可以把IMF想象成一個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每個成員國都享有提款權,類似一個信用卡透支系統。面臨硬通貨(貨幣)短缺的國傢可以向IMF提款,而這一透支額度,由仍有富餘未使用的硬通貨的IMF其他成員國來支持。換句話說,IMF成員國都享有從IMF提款的權利,而SDR是一種特別的提款權。

由IMF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組成的SDR評估團在一系列密集的調研、數據收集以及與各方研討溝通後, 於8月初發佈瞭一份長達64頁的評估工作進展報告(題為《SDR估值方法評估——初步考慮》)。該報告指出,在評估指標基本滿足要求之外,人民幣加入SDR還牽涉一系列操作性問題,意指在未來的潛在SDR創建、分配及融資安排中,牽涉的操作性問題需要中國當局加以解決。

5月27-29日的G7部長會議期間,朔伊佈勒在做出歡迎性質的表態後說,“至於是否在今年秋天納入,是IMF必須作的一個決定。在我看來這一時點稍顯樂觀。”

2011年末的G20峰會上,G20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薩科齊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列為首要議題,並廣泛征集改革方案。

不過在那一年的IMF董事會中,各國執董們還是決定繼續使用“可自由使用”標準。該標準也繼續是2015年這一輪SDR評估的重點。

3月下旬的發展高層論壇上,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與央行行長周小川對話時表示,人民幣納入SDR不是是與否的問題,而是將於何時納入的問題。

張明認為,全球央行和私人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特別是人民幣債券的潛在投資需求增加,可能從需求方倒逼供給方,幫助進一步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發展出更有深度的市場,能幫助在吸收這些資本的同時,防止出現其他新興市場國傢屢屢遭遇的危機。

這一建議在7月29日為SDR評估召開的非正式執董會上獲得討論,隨後在8月被正式采納: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

中國“再闖關”

務實的標準

拉加德11月13日發表聲明,被解讀為人民幣的納入已板上釘釘後,英國《金融時報》在11月17日的一篇社論中表示,通過裁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IMF能不能保持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放松管制的壓力,抑或讓它滿足於現狀,人們仍須拭目以待,但至少信號表明,北京方面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人民幣被納入SDR將提振中國體制內推動開放、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力量。

而這些國傢通常需要在3-5年後以SDR的形式還款給IMF,對於這期間潛在的匯率風險,很多國傢會試圖對沖外匯頭寸,這就要求籃子貨幣有有效的匯率風險對沖工具。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對財新記者表示,人民幣終被納入SDR對於中國國內的政策制定有著切實的意義。因為這會鼓勵、並允許改革者繼續推進中國資本賬戶、金融體系的開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改革者的一場勝仗”;隻要想象一下,如果未能達成這一既定目標2胎房貸 2胎房貸試算任何問題免費諮詢,改革者的影響力可能會變小。

2011年4月,IMFC(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和G20部長(財長及央行行長)要求IMF進一步研究如何通過基於標準的方式推進SDR貨幣籃子的擴大,希望借此讓人民幣在2015年的評估中被納入。

11月13日,拉加德發表聲明,宣佈SDR評估人員完成的最終報告認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建議執行董事會將其作為除英鎊、歐元、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種貨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



曾擔任IMF亞太部中國處處長的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對財新記者稱,不單單是人民幣需要SDR,SDR何嘗不需要人民幣?即使是IMF本身,也面臨合法性的質疑和改革的壓力。IMF份額改革因為美國國會的反對停滯不前,今年以來它也面臨亞投行等區域金融機構的潛在沖擊。

在不少人看來,納入SDR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會有很大的推動。不過,納入 SDR對於一個貨幣成為全球性儲備貨幣並非必要條件。瑞士法郎不是SDR貨幣籃子成員,但依然是全球最受肯定的高信譽儲備貨幣之一;

IMF在關於SDR的簡明問答中寫道,可自由使用的概念在IMF的資金操作中起著核心作用。所有基金組織的貸款業務都是通過可自由使用貨幣或特別提款權來進行。在使用特別提款權的情況下,借款國有權將特別提款權兌換成可自由使用貨幣。在資金操作中,可自由使用的概念旨在確保成員國能夠直接或間接地(不受損失地兌換成另一種貨幣)利用從IMF獲得的貨幣來解決國際收支融資需求。

在隨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拉加德的會見中,在回答完拉加德關於亞投行的問題後,李克強主動提到SDR,“今年IMF將會對SDR展開新一輪評估,希望人民幣有機會加入。”“加入SDR有利於中國進一步履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國際責任,也有利於中國金融市場

(財新網)

在該輪審核中,中國已滿足作為前提(先決)條件的貿易(出口)指標,但是由於被判定不滿足2000年開始采用的“可自由使用”指標,未能被納入SDR。 法國政府的一位高官就此向IMF方面發問,“可自由使用到底涵蓋什麼?”

在“811”匯改之後,市場存在顯著、持續的人民幣貶值壓力。德意志銀行資產及財富管理亞太區被動資產管理主管Marco Montanari認為,不放手讓匯率調整(貶值),國內經濟必然偏緊:為瞭刺激經濟,適度放松貨幣政策的努力會對人民幣造成貶值壓力,形成資本外流壓力,使得貨幣政策趨緊,寬松效應被抵消。

貨幣國際化對於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在中國已經開始顯現,庫珀表示。

不少金融機構已對人民幣納入SDR的資產配置效應進行過估算。渣打銀行預計,到2020年底,可能有約近1萬億美元的資金投資於中國的在岸債券市場。安盛投資管理的研究稱,全球儲備資產中的10%將配置於人民幣。

此後,英、法、美等國均在不同場合表達瞭對於人民幣加入SDR的初步支持。

周誠君則表示,納入SDR之後,海外投資者願不願意持有人民幣資產,還要看對中國經濟增速的信心、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水平、交易成本(交易是否容易進行,可否即時實現),以及交易價格(市場化,而非指定的)。

1970年,美國從緊的貨幣政策令全球范圍內的外匯儲備流動性匱乏。為瞭彌補美元儲備資產的短缺,1970年1月1日,IMF首次發行瞭30億SDR分配給其成員國。其後的1971年和1972年,每年繼續分配30億SDR。經過三年的分配後,SDR在世界非黃金儲備資產中的占比達到9.5%。

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幣納入SDR會提高對於人民幣資產的需求,而這產生的讓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於中國當前經濟的狀況和需要是不利的。黃育川說。

評級機構穆迪在11月23日發佈的《穆迪信用展望》中表示,人民幣納入SDR將對目前擁有Aa3/穩定主權評級的中國具有正面信用影響。因為這將支持中國逐步放開資本賬戶等市場化改革,同時也會鼓勵跨境交易、資產組合投資和債券發行等活動中更廣泛地使用人民幣,從而減少中國發行主體潛在的貨幣錯配情況。

6月,人民銀行發佈其首份《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這也是近年來人民銀行首次使用“人民幣國際化”一詞,而非“跨境人民幣業務”。

人民銀行做出的努力還包括,中國國際支付系統(CIPS) 上線,覆蓋瞭歐洲等人民幣業務的主要時區;銀行間債券市場及外匯市場對境外主權類機構(中央銀行、國際金融組織和主權財富基金)完全開放等等。

納入SDR,中國並不是唯一的贏傢。其對於SDR、IMF,乃至潛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也具有不小的意義。

進一步開放,用開放倒逼改革。”

前高盛資產管理部主席、首席經濟學傢奧尼爾(Jim O’Neill)則認為,此類看法反映瞭他們對市場參與者想法的不敏感。很多被動型投資機構,如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以往沒有投資任何人民幣資產。人民幣一旦納入,他們會近乎默認地立刻或是逐步投資人民幣資產。

【財新網】(記者 王力為)美國東部時間11月30日上午(北京時間30日晚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在執董會會議上討論是否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並將於會後宣佈結果。

人民幣納入SDR的新一輪征程於 2014年下半年開啟。

他繼續表示,如果受援國需要持有獲得的籃子貨幣,如人民幣,這就要求離岸人民幣市場有足夠的人民幣投資品,可用於投資保值。

在目前全球各國央行總量為11.6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SDR總額約為2,860 億美元,占比2.9%。基於人民幣10%的籃子權重,將有略低於300億美元轉變為人民幣儲備資產,大約相當於2014 年中國GDP 的0.4%。

進入2015年,中國高層對於SDR的表態異常自信,顯示出決策當局內部對加快人民幣進入SDR已經形成共識。

人民幣終被納入SDR,還可能從另一方面影響中國的改革進程。

後者也意味著,SDR籃子貨幣的外匯市場必須有足夠的深度,讓受援國能在不顯著改變市場交易價格的前提下,賣出獲得的可自由使用貨幣,獲取幹預貨幣。

針對操作層面的問題,8月初發佈的評估進展報告著重寫道,是否有具有代表性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和利率(工具),對於貨幣籃子的正常運作和IMF的資金操作是必備的;對於IMF成員國和其他SDR使用者來說,能否對沖SDR計價的頭寸也是重要的,對(貨幣)在岸市場的準入(使用)限制會對此帶來困難,不過,存在一些潛在的彌補手段,中國當局已經開始落實這些手段。

該次會議期間,日本財相麻生太郎(Taro Aso)亦表示,“我告訴G7部長們,我歡迎中國(為滿足人民幣納入SDR條件)所展現的改革意願。”

SDR是什麼 將給人民幣帶來什麼?

為瞭讓潛在的向新的貨幣籃子的過渡更為順暢,從而為人民幣的納入減少障礙,該份報告還提出,建議執董會將即將於今年年底到期的當前SDR貨幣籃子的有效期延至2016年9月30日。

二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於1944年成型,美元的幣值與黃金掛鉤,其他主要國傢的貨幣匯率盯住美元。不過到瞭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一國為全球提供儲備貨幣的這一體系,被認為存在根本性缺陷。

與此同時,隨著固定匯率體系被打破,SDR開始與一籃子貨幣掛鉤,起初是16個貨幣,後改為美英德法意五國貨幣。日元在1980年被納入SDR籃子。歐元在1999年出現後,代替三個歐洲大陸國傢貨幣,與美元、英鎊、日元一起組成瞭新千年頭15年內的貨幣籃子。

特別提款權(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69年創設的一種用於補充成員國官方儲備的國際儲備資產。

SDR評估進展報告發佈後, 以人民銀行為代表的中國政府部委密集地推出瞭一系列政策舉措。決策層也對將人民幣納入SDR持續“公關”。

工商銀行一傢營業網點的職工在清點人民幣和美元。 謝正義/東方IC

針對人民銀行8月11日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之舉,IMF在第二天(8月12日)一早發表聲明稱,“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機制是受歡迎的舉措。最終的具體影響幾何會取決於新機制在實踐中被如何執行。

“中間價改變對於決定SDR貨幣籃子組成(註:即人民幣是否加入)的具體評估指標沒有直接影響。”“但是,更大程度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會為人民幣一旦納入後的SDR操作(operations)創造有利條件、提供便利。”

IMF的資金操作項目除瞭面向危機中國傢的SBA(備用貸款安排)、EFF(中期貸款)等——如2015年3月通過EFF項目發放給烏克蘭的120億SDR(相當於175億美元),還包括FCL(靈活信貸額度)——面向基本面及政策記錄較好、但較易受外部沖擊的經濟體。此類項目通常也是以SDR進行操作,“這相當於是對這些國傢的一個授信,對於潛在的國際資本攻擊起到震懾的作用,”一位IMF人士表示。當前擁有FCL的國傢包括墨西哥、波蘭和哥倫比亞,其中墨西哥擁有最高的500億美元FCL。SDR籃子貨幣對於潛在的如此大規模的IMF項目,也必須能滿足上述條件,IMF人士稱。

該體系下,隻有黃金和美元是儲備資產。黃金的供給很少,美國隻能通過持續的國際收支逆差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作為國際基礎貨幣。當時,很多國傢尚在戰後復蘇期,勞動成本相對美國較低,盯住美元能夠刺激出口,所以多數國傢不願意調整匯率。

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亦寫道,“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貨幣。”

內容來自qq新聞

11月30日,IMF執董會將討論人民幣加入SDR的相關事宜並宣佈結果。

資金配置效應有多大?

人民幣納入SDR最顯而易見的影響是全球央行和私人投資者加大對人民幣資產的配置。

從SDR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可自由使用的兩個子標準,也是為瞭給受援國提供便利,他解釋稱。廣泛使用,是為瞭讓他們能直接使用這些貨幣來償還外債,如用獲得的美元來償付美元負債;廣泛交易,是為瞭讓他們能間接地,在外匯市場上交易獲得另一種幹預貨幣,如拿獲得的歐元換成美元償還美元外債。

根據IMF數據,目前有38個國傢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宣佈持有人民幣資產,總額約為7800億元人民幣,占目前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大約為1.1%。美元占比略低於64%,歐元占比為21%,英鎊占比約4.1%,日元占比為3.4%。

“應該說(人民幣的)這個比例還非常小,發展的空間非常大。”周誠君表示,“還有好多國傢告訴我已經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但是我們統計不到。”人民幣納入SDR後,IMF的188個成員國都可以順理成章地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資產。

不過,對於全球央行以及私人投資者是否會以較顯著的規模配置人民幣資產,專傢們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包括庫珀和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在內的數位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考慮到SDR當前在全球貨幣體系中邊緣化的地位,人民幣被納入並不會帶來很大的資產配置效應。

根據IMF的解釋,除瞭作為補充性的國際儲備資產,SDR還是IMF及其他一些國際組農會信貸條件二胎年息織的記賬單位;特別提款權亦被用於IMF與其成員國的融資安排。 “SDR並不是一種貨幣,也不是對IMF的債權,而是對IMF成員國的(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潛在求償權。”

中國“試水”SDR

編撰瞭今年2月出版的《人民幣國際化:成就、前景和挑戰》一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經濟學教授巴裡·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對財新記者表示,可以想象納入SDR會對投資者心理有一些較淺的影響——鼓勵全球央行和私人投資者將人民幣產品加入他們的資產配置組合中。但是這部分投資者通常已經對人民幣有一定的認知,因而人民幣納入SDR能產生的“意識到”效應並不會很大。“我仍然堅定地站在人民幣納入SDR的意義‘主要是象征性’陣營中。”他說。

SDR浮沉

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人民幣已成為中國的第二大支付貨幣,占比28.5%;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占比2.79%。人民幣還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六大國際銀行借貸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第七大國際儲備貨幣。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圍繞著人民幣加入SDR的討論,已經五年有餘。加入SDR,對於提升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價值、調整市場機構的配置,有哪些短期和長期的影響?由於加入SDR的貨幣需要滿足能夠自由使用、有足夠的市場寬度和對沖工具等條件,這對中國的匯率政策、外匯市場和債券市場將產生何種影響,一旦加入,相關的金融改革又將如何深化?在人民幣加入SDR的沖刺時刻,財新記者遍訪國內外金融專傢,詳細梳理瞭相關問題,以饗讀者。

社科院世經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認為,人民幣10年後能否成為超越英鎊與日元的國際貨幣,取決於:中國經濟未來10年能否實現6-7%的增長;中國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能否做大做深做廣做強;利率與匯率改革能否到位?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幹預能否持續下降;金融市場能否進一步對民間資本與對外資開放?中國能否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資本大舉外流可能成為中國系統性風險的扳機性因素。

奧尼爾認為,盡管納入SDR會帶來顯著的資產配置效應,但是繼續成功地推進利率市場化等國內改革是極為重要的。如果擴大人民幣的海外使用,但不進行相應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最後很可能事與願違(backfire)。

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中國業務局前局長黃育川看來,人民幣國際化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與此相連的改革。他對財新記者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當前存在技術性困難:人民幣的海外廣泛使用要求其在海外有足夠的流動性,這通常來自三個渠道:貿易逆差;開放資本賬戶、允許海外借人民幣債;以及海外援助。

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仍然不會希望出現大額國際收支赤字;對於資本外流,無論是輿論還是政策都有不小的反對;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傢,承擔類似美國水平的海外援助也還不合適。

3月30日,在與來訪的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部長盧(Jack Lew)的會面中,李克強直截瞭當地提出,希望美方盡快批準IMF份額及治理改革,希望美方支持把人民幣納入SDR。“這不僅有利於IMF,也有利於中國的金融開放。”

為瞭讓佈雷頓森林體系繼續運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創設一種補充性的國際儲備資產,作為對美國以外美元供給的補充。1969年,IMF創設SDR,初始價值被設為1單位SDR對1美元,相當於0.888671 克黃金。SDR相當於一種賬面資產,也被稱做“紙黃金”。

但是另一方面,讓人民幣自由下跌土地貸款新北板橋土地貸款又不利於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這一考量即使在人民幣進入SDR之後,仍然是投資者的重要考量之一,對人民幣國際化不利。

他認為,中國資產目前從收益率與主權評級水平來看,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問題就在於人民幣匯率。

人民銀行的態度開始變得很積極,一位IMF人士對財新記者回憶道,之前更多是說,加入SDR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都是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IMF經濟學傢孫濤曾撰文表示,從趨勢看,人民幣國際化不是簡單的人民幣走出去的問題,而是有能力讓內外資大進大出中國金融市場的問題。中國不但需要為近2萬億人民幣的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提供回流機制,更要為全球的投資者直接投資中國金融市場提供空間,允許內外資金大進大出。

除中國以外的國傢的金融資產約為250萬億美元,如果這些金融資產的5%投資於中國金融市場,則需要12萬億美元、約合75萬億人民幣的中國金融資產。應對這麼龐大的資金流動,客觀需要中國擁有規模巨大的、開放的股票和債券市場。顯然,盡管QFII、RQFII和滬港通等方式都是擴大資金進出和金融市場的重要舉措,但中國距離擁有美國那樣的吞吐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倒逼金融改革

相比人民幣納入SDR的象征、宣示意義,周誠君說,更重要的是,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人民幣乃至中國金融市場、金融體系要以更高的國際標準來要求自己,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動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場雙向開放。

至1973年,多數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先後被放棄,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IMF在討論是否需要繼續增加SDR分配時,考慮美國的收支逆差使全球儲備貨幣增加,SDR作為補充性儲備資產的功能不再那麼重要,決定不再增加SDR。

4月中旬,周小川在世行/IMF春季年會期間的IMFC(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發言中,用接近一半的篇幅闡述中國計劃如何讓人民幣成為一個更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他表示,評判SDR籃子貨幣的標準之一是該貨幣必須可自由使用,這要求“一定程度的資本賬戶可兌換”。

“開放的資本賬戶可提高中國發行人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並擴大中國儲蓄者的投資渠道,因此具有正面信用影響。但是,放開資本賬戶需要同時進行金融業改革,從而緩解影響中國信用質量的資本外流風險。”

IMF的SDR評估團的一位核心人士對財新記者解釋稱,當前SDR主要有兩大用途。一是作為一種全球范圍內的儲備資產;另一大用途是作為IMF的記賬單位,IMF放貸通常是以SDR計價,給受援國的資金多是以SDR的形式。假設IMF借錢給莫桑比克或希臘,他們會收到 SDR貨幣籃子的各個組成貨幣,各個貨幣的數量基於SDR貨幣籃子內各貨幣的權重。

快進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元的地位再次受到沖擊和質疑。為瞭緩解全球金融體系的流動性緊張,同時希望通過將SDR也分配給以往不曾分得SDR的新興市場國傢來更好反映他們的經濟地位,IMF在2009年創造瞭1826億SDR,根據每個成員國在IMF的份額分配給各成員國。這是歷史上的第三輪,也是規模最大的一輪SDR發行。全球各國持有的SDR總額借此達到 2041億。

同樣是在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瞭一篇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瞭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該文章在全球范圍內產生極大反響,並得到瞭歐洲一些國傢的支持——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將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亦得到IMF的部分支持。

但是在1971年,美國國內停滯的經濟增長狀況迫使美聯儲瞭緊縮的立場,像脫韁野馬一般向全球釋放瞭大量的流動性。這一改變瞭的貨幣政策立場與金本位下的固定匯率體系不再匹配:美元這一“貨幣錨”過於疲弱。尼克松總統宣佈美元價值與黃金脫鉤。

受此促動,IMF工作人員於2011年9月發佈一份題為《擴大SDR貨幣籃子的標準》的報告,其中指出,IMF采用的“可自由使用”(FU)標準主要包括兩大元素,“(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和“(在外匯市場上)廣泛交易”;並建議,衡量“廣泛使用”的指標,應該包括該貨幣在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二級指標為:外匯儲備中持有該貨幣的國傢數)、在國際債券證券(debt securities;指債券、短期債券即notes、貨幣市場工具)中的份額、在國際銀行體系債務(banking liability)中的份額;衡量“廣泛交易”的指標為該貨幣外匯即期市場的交易規模。

在2010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IMF工作人員探討瞭可以如何擴大SDR的功能及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2010年也是IMF每5年一次的SDR貨幣籃子審核年。

庫珀則將目標望向更遠。人民幣納入SDR是否可能讓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重拾動能,尤其是在明年中國擔任主席國的G20會議上取得進展?如果該議程能成為明年G20的主要議程之一,並擺脫G20議程屢屢被危機“劫持”的命運,取得推進,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都將受益於全球貨幣體系對美元依賴的減輕。

“所以說,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是與 IMF內部的資金操作緊密相連的。”他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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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際收支調整機制的缺位,使得美國貿易逆差持續,人們對固定的美元對黃金比率的信心一點點被侵蝕。比利時裔美籍經濟學傢特裡芬(Robert Triffin)提出的這一問題被命名為 “特裡芬難題”:世界必須在全球貨幣流動性匱乏與對美元的信心喪失之間做選擇。

新聞來源http://finance.qq.com/a/20151130/042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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