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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18 23:31:19瀏覽1860｜回應0｜推薦2 | |
孫權─吳國「本土政權」的開創者 孫家的第三傑孫權，我稱他為吳國「本土政權」的開創者。 孫家的前二代，感覺都是醉心於「大中原」的人物：孫堅是以討伐黃巾發跡，又以戰勝董卓而揚名天下。而孫策呢，汲汲營營地爭到了江東的地盤後，就「陰欲襲許，迎漢帝」。孫權，則是在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建設復興基地」這樣的腳色。在孫策臨終顧命的時候，他告訴小弟弟及群臣的是：「中原正是天下大亂的時候，以我們吳越江東這塊地方的人力物力，大江環繞的山川之險，足以保境安民，等待最佳時機。諸君，你們要好好幫助我弟弟！」(「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生子當如孫仲謀 比起父兄來，孫權好像少了一點勃勃英氣，但卻多了些勤懇踏實的感覺。史書上說他「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形貌奇偉」，大概身材不錯，長相頗 man，但不是像孫堅孫策那一類的美男子。而這一個孫家的後起之秀倒也蠻有領導者的架式。史書上說他「性度宏朗，仁而多斷」；而且在智謀上，也被兄長所器重，「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而曹操在看了他的治軍能力後，也不由得慨歎：「生兒子就得像孫權這般，如果像劉表的兒子們那樣，簡直像豬狗一樣無能！」(附帶說一句，我覺得曹操這句話其實在罵自己的兒子們，因為不久前，曹操問他的謀士賈詡：到底該立曹丕還是曹植當太子好，賈詡就用了劉表兒子們手足相殘的例子來規勸曹操。) (原文：「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孫權的接班是早就被規劃好的。每次在請客宴會的時候，孫策總不忘回頭提醒小弟：這些人，將來都是你的文臣武將。大概這句話不只說給孫權聽，也說給宴會裡所有的賓客們知道：這個人，就是將來你們大家的主子。到了臨終之際，還不忘最後來個加持：「呼權配以印綬，『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這像是一個宣示性的話語，既象徵著孫策時代的終結，孫權時代的開始，也昭示吳國群臣戰略思想的改變：以後大家暫時別想逐鹿天下，先把江東穩定下來再說。 孫權拿到手裡的，絕對不是一副同花順的牌。就在他還在為哥哥哭泣盡哀的時候，老臣張昭就警告他「姦宄競逐，豺狼滿道」，內憂外患的情勢絕不容樂觀。 孫權所承接的這份資本，只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等郡，大概是今天浙江、江蘇的蘇州、安徽南部，與江西等一帶；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山區丘陵地帶，不是有著其他的割據勢力，就是盤聚著當地的原住民「山越」。而人心方面，也不見得樂觀，「…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這幾句話充分顯示了當時人才市場的狀況：良禽擇木而棲，如果吳國不能提供一個光明的未來，作為骨幹力量的士人們大可以轉投其他明主，不見得非吃孫家這一碗飯不可。 這個少年君王的第一砲打得又快又準：首先結好曹操，透過中央政府名義，得到了討虜將軍與會稽太守的名位，然後「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又有「魯肅、諸葛謹等始為賓客」。文武幹部都到位之後，他才「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花了二年多的時間，總算把「安內」這件事情做完，穩定了江東根據地。孫權，就像是接掌一個大企業的少主，安撫了老臣 (張昭、周瑜)，搞定了業務 (程普、呂範)，又引進了他自己的班底 (魯肅、諸葛謹)。接下來，該是他自己施展拳腳，攻城掠地的時刻了。 向荊州進攻，掌握長江中游 內憂既定，接下來孫權的眼光便朝向西邊逡巡。上面談到：欲據有江東，必須解決淮南及長江上游的安全問題。當時淮南地方受到戰爭的破壞嚴重，而且並沒有強大的割據勢力；相對的長江上游的荊州，地方富庶，又是殺父仇人黃祖所在，於情於裡，向西進攻都不可避免。於是從西元203年開始，江東軍與荊州軍沿著長江中游激戰，終於在五年之後的208年，攻下夏口 (今天的漢陽)，成功打開了荊州的大門。接下來，孫權就該向在荊州的劉表動手了。 剛剛穩定長江中游的孫權，此時卻碰到一個天大的變局：劉表去世，曹操來了。 江東政權的二大罩門 在江東地區，也就是長江下游立足的政權，有二個戰略地理上的困難需要克服：必須要掌握淮南地區(江蘇中北部與安徽南部)，才能確保長江天險的屏障與下游根據地的安全；必須掌控長江中上游荊州，才能免除敵人藉由長江航道，順流而下進攻的風險。(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敵在淮南，而長江之險，吾與敵共；敵在上游，而長江之險，乃制之於敵矣。」) 日後吳國的滅亡正是如此：晉將王濬在四川大造艦船，順流而下；另外大將王渾從江西陸路進攻吳都建業 (今天的南京)；多路夾攻，吳國末代皇帝孫皓只好「一片降幡出石頭」了；這是後話。 赤壁戰前的吳國 西元208年左右的吳國，大致上佔有今天武漢市以東的長江中下游。財賦資源集中在下游的江東，也就是蘇州及浙江北部一帶。但是國防的重點卻在長江中游。就因為這種政經上的分離，吳國政權頗有點精神分裂的味道：它必須自遙遠的吳越把軍需物資上送到湖北武漢一帶。這種運輸的勞苦還間接助長了地域情結，以後吳越出身與荊州出身的二派一直以定都問題互相攻防，還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這類「省籍情結」的說法。 至於吳國的首都，從軍事上的考量出發，自進攻荊州發動之後，便轉移到了在長江一線上的京口(今天的鎮江)。水運上的便利自然是考慮的重點。赤壁戰後，都城進一步上移到武漢，重點在於防備上游的劉備。至於營造建業(今天的南京)則是戰後三年的事。而定都在建業則更要推遲到二十年之後的西元229年去了。 總之，孫吳政權是以吳郡及會稽的世家大族支持起家的，吳郡的朱、張、顧、陸，與會稽的孔、魏、虞、謝等大族，他們關心的重點是江東家鄉的安危，至於逐鹿中原，匡復漢室，並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孫權初立，很能夠把握住他們的心理，以吳越之眾，長保江東，達成赤壁戰前吳國上下一心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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