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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3 09:45:58瀏覽1814｜回應4｜推薦16 | |
| 開始讀網上版的愛德華‧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99藏書網，席代岳翻譯)。其實書架上已經有套買了快30年的英文版，開了頭，卻一直沒有勇氣往下繼續奮鬥。
前後看了三個版本的羅馬史，其中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斷斷續續看了四遍，總算稍微對這段橫亙一千二百年的歷史，有了大致的架構。對始讀者而言，最大的挑戰其實蠻荒謬的─人名的翻譯。這個，不論是英文版或是中文版都有一樣的問題。 羅馬人的名字很長，特別是貴族。個人名，家門名，家族名，然後，如果是曾經成就過某項事功或希望「如何被後人記得」的大人物，還會有被公認的「綽號」─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就專指那位在非洲打了大勝仗，征服迦太基的名將。而進入帝政時代之後的皇帝名字更麻煩，除了「凱撒」、「奧古斯都」等表示官位的正式名稱外，還會把「我將遵循哪一位皇帝先哲的施政」的自我期望，放進登基後的名字裡。 這就是看古典史學家─像吉朋，所寫的羅馬史一開始的最大挑戰。如果沒有一點基礎，你很快就會在眾多「安東尼」之中迷失─到底是埃及豔后的情夫，是苦學勤政的哲學家皇帝「五賢君」之一的奧里略，還是暴戾荒唐，最後死於非命的謝維勒王朝的「卡拉卡拉」皇帝？ 過了「名」的檻，你才總算能開始享受這段豐富多姿的歷史。我曾在一篇評論文字裡談過：讀羅馬史，總有「茫茫大塊洪爐裡，何物不寒灰」的感覺─因為期間太長，人事太多，讓人有不知該從何處起始，又在何處終結的挫折感。 的確，如果從西元前753年傳說的羅馬建城年代起算，到西元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攻下東羅馬帝國的最後據點君士坦丁堡為止，羅馬的國祚甚至超過二千年。這期間他們經歷了王政、共和、帝國；從貴族寡頭+直接民主統治，到東方式的專制君主政體；從綜合希臘羅馬埃及迦太基小亞細亞各地「三十萬神明」的多神教，到定於一尊的基督教–東正教排他一神教；從階層分明但充滿流動性的奴隸社會，到官僚 + 基督教會神權的複合政體；從自給自足的內陸農牧部落，到整合整個地中海區商品經濟的大 Pax Romana 圈。 人類史上每一種制度，幾乎都可以在 羅馬史上找到蛛絲馬跡─無論是成功的喜悅還是失敗的痛楚。 像民主。其實這並不是現代的發明，而毋寧是最古老，最符合人類先民生活型態與社會組成的政治制度。由最賢能的、我們認識的、大家公認的人擔任領袖，不是最最令人安心，最讓人能心悅誠服？ 吉朋在他的鉅著裡，描述的古日耳曼人社會就是如此。吉朋說，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區，政府採用民主政治形式，但這種政治形式與對人民的保障，與其說是「經由普遍而明確的律法」決定，不如說是由「血統」、「勇氣」、「辯才」，與「迷信」所形成的偶然性的優勢而加以制約。 「血統」、「勇氣」、「辯才」，還有「迷信」？這些，是民主政治的要素？ 吉朋接著說：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為了共同防衛而採取自願參加的方式組成政府。為了達成目的，每個人必須捨棄私人的意見和行動，服從大多數人的決議。在部落的戰士會議上，每個人都有發言權；理論上來說，所有意見都應被充分討論，並做出最明智的決定。 吉朋說：但日耳曼人在達致決定時，不但快速而且會運用激烈的手段。他們「習慣肆無忌憚地發洩情緒」，逞一時之快而漠視未來可能的後果，心中滿懷憤怒，表現出藐視的神色，根本不理會法律與政策的約束；常用毫無內容的牢騷，表達他們對「懦弱的提議」的不滿。等到一位口若懸河的演說家，鼓動大家要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奮發圖強─不論是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還是要從事甚麼危險而榮譽的行動，於是全體與會者都會用矛敲擊著盾，發出巨大的響聲，以表示對此意見熱切的讚美。…..此時最值得擔憂的，便是心智不堅定的群眾被不合理的言詞與大量的飲酒所催動，拿出武器來宣示他們憤怒的決心，並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 這是二千年前日耳曼先民的民主，也是二千年後美國國會大廈前的民主。 我是民主的堅定擁護者，但最好的擁護並愛惜一件事物的方式，便是直視它的黑暗面，並預想可能會發生的最糟糕的狀態。這樣，在民主的主旋律悠揚傳播的時候，我們可以及時修正一定會有的雜音─通常它們是來自於根深蒂固的人性或動物性。 民主不是宗教，不需造神。一人一票的制度，是表象，而不是民主的精髓。空有表象其實是危險的─這個，從目前發生在匈牙利與土耳其的事情，就可看出「民粹+普選」，是如何正在毀滅民主。 還有，偉大的制度自有它的生命力。我們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熱切地尋找「內部敵人」，試著用「團結一致」的手段「維護民主」與「國家安全」。 這是以前共產黨與國民黨都用過的，也好像所有「偉大的黨」都嗜用的，日耳曼式民主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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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