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04/22 12:22:25瀏覽2990｜回應2｜推薦16 | |
| 2018年，歲次戊戌。一個聽來熟悉卻又遙遠的年頭。
除了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大戲外，讓我們把時間維度拉大，想像自己手上掌握著歷史的捲軸─就這樣卷一卷，以每三百年為一刻度，跳回古代的中國，看看過去一千二百年來的戊戌年，發生了甚麼大事。 時光倒回三百年，1718年，歲次戊戌。這一年清聖祖康熙皇帝，派遣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為正副冊封使，前往琉球國，冊封國王尚敬為「中山國王」。 天朝的認可對這個孤懸東海的小國來說，是莫大的榮寵，也是攸關它國運的大事。姑且不論琉球是否真心如同許多大漢天威主義者的想像，千里迢迢地進貢是因為仰慕中國：「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教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1793年，乾隆《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它長久以來扮演日中貿易與東亞南亞間貿易「中轉港」的角色，使它不得不計任何代價，都要得到中國官方的好感與許可。 另外，政治上琉球也需要中國。這個受盡日本欺淩的小國，在1609年「島津入寇」之後，已經淪為日本的保護國，在向中國稱臣的同時，也得向日本薩摩藩朝貢。雖然十七世紀下半，「琉球三偉人」之一的羽地按司朝秀，還主持了一次全面「華化」的革新─遵循中國朝儀，更定官制，任用華人充當各級官員，並在婚喪嫁娶、宗族家譜等方面酌參中國習俗；但他的目的，是希望在不激怒日本的前提下，在中日二大之間取得平衡。換言之，向中國靠攏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身的獨立。 琉球的二難處境由以下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官方寫了一系列的教戰守則，發給所有可能與中國接觸的琉球人，比如說詳細規定：如果發生海難漂流到中國大陸，上岸之前必須銷毀所有日文的書籍信件。在清朝冊封使到達琉球之前，館舍周圍便禁止出現一切可能聯想到日本的事物：日文書、寬永銅錢、樂曲樂器、甚至行人的服裝。以1866年為例，當中國最後一任冊封使到達琉球前，所有日本派來的官員都被集中住宿，所有日本事物禁止流通，日本商船淨空出港。官方甚至規定：如果發現清使有向日人集中地前進的跡象，必須快馬吹海螺報信哩！ 而這一切，只是為了維繫中國「東亞共主」的表像，不戳破小國的「二屬狀態」的表面功夫。 時光倒回六百年。1418年，歲次戊戌。在成為大明帝國南疆領土業已十年的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一位籍貫「紹化府瑞原縣藍山鄉」，有位名叫黎利的富豪，揭竿起義，自稱「平定王」，要恢復國家的獨立地位。 但他出師不利─第二年就險遭滅頂之災。在一次明軍的圍剿中，黎利眼看不敵，於是便詢問部下：有誰能「效漢高祖之紀信」頂替我？忠心的部將黎來臨危受命，「披禦袍騎戰象」，吸引明軍的注意力，因之殺身成仁。歡天喜地的明軍殺了假黎利後便樂的息兵罷戰；逃出生天的黎利則擇時再起，繼續轉戰各地，終於在十年之後大功告成。他就是越南黎朝的黎太祖，也是越南徹底脫離中國而自主的開始。 所以當時明軍裡那個主張「我們宰了那個穿皇袍的就回去休息吧」的傢伙，他的表面功夫的影響，還真是深遠哩。 時光倒回九百年。1118年，歲次戊戌。新興的女真族酋長，後來成為金太祖的完顏阿骨打，四年前起兵抗遼，每戰必勝。只是遼國太大，征服大業曠日廢時。這時候，南邊的宋朝主動送上門來了。他們建議：宋與女真約共攻遼。你們從北往南打，我們從南往北打，瓜分遼國。 當時宋與遼已經因為「澶淵之盟」而享有長期和平；二國邊境，干戈不興。可宋朝始終覺得受了委屈：「燕雲十六州」，是我們的，還在遼的治下；還每年幾十萬的銀兩綢緞「歲幣」向遼進貢。更重要的是：當初開國時被打得落花流水，宋太宗坐驢車落荒而逃的恥辱猶未洗雪。此時不打落水狗，更待何時？ 澶淵的盟約是怎麼寫的呢？「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基本上是一副誰違約誰就得被天打雷劈的意味哩！宋軍攻遼之前，遼遣特使奉表告哀：拜託大宋禮義之邦不要落井下石。被拒絕之後，遼使當庭哭罵： 「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字字俱在。爾能欺國，不能欺天！」 但表面上的「收復失土」的榮耀，蒙蔽了宋朝君臣的眼與心。結果宋軍不堪一擊，被已是殘兵敗將的遼軍打得大敗，基本上遼全境都被金國攻下。更慘的是：宋朝的軍事力量被金國徹底看穿了手腳。八年之後，金軍南下，北宋便亡在「靖康恥」之中。 看來三百年前、六百年前、九百年前的戊戌年，都是在與東亞國際秩序有關的金戈鐵馬中度過的。但一千二百年前的那次卻有點不同。 818年，歲次戊戌。大唐王朝的憲宗皇帝，千里迢迢將一節釋迦牟尼的指骨迎進皇宮，然後送到廟裡給大眾供養。第二年一月，一名小官韓愈，寫出了聞名的《諫迎佛骨表》，將之提升為文化尊嚴生死存亡的大事： 首先，他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意思是佛只不過是蠻夷崇奉眾多的神明之一罷了，有甚麼好尊貴的？其次，在佛教傳到中土之前，大家本來都好好的，皇帝們動輒享國享壽百年；但自從漢明帝時佛法傳入，就變調了！「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後來更糟：「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然而韓愈要的，不僅僅是拒絕佛骨，破除迷信；也不僅是為了老百姓「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老幼奔波，棄其生業」，國民經濟上的考慮。 重點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韓愈反佛：「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而且他講的話也不是中華道統─「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末了，他還「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我們在此慶幸：還好韓先生的建議沒被接受，否則少了佛教的浸潤，華人華語的文化就不會如此璀璨多姿了─命運、信仰、原則、真理、現實、平等、絕對、相對、有限、無限、因緣……如果沒有這些佛經裡的觀念語彙，我們的文化將何等貧瘠？ 1718，1418，1118，818。這四個戊戌無獨有偶，都與2018這個戊戌年有些牽連─大清帝國遙遠東方的一個蕞爾藩屬國首鼠二端，而中央政府選擇不加戳破，皆大歡喜；南方星火般的民變看來已被敉平，而那些死灰般的亂民在大明帝國眼裡，只是渺小到無足輕重的東西；百年強敵遼國即將亡國，大宋帝國高層只是覺得可以火中取栗多拿一點，為自己再加上「祖國統一」的榮冠。而「毀佛滅佛」，將大唐帝國衰微的原因歸咎為外來的思想，以之激起民族主義，從而維繫現政權的作法，更是近代以來東方西方的獨裁者慣用的方式。 我們之後在中國，不，在所有華人社會裡都可以看出戊戌的幽靈：凡是一旦對民族救亡出現集體焦慮，對社會前途覺得踟躕彷徨，對文化秩序感到灰心喪志─特別是在要「對人民/歷史交代」的時候，肉食者便會陷入這種對虛妄的執迷。他會提出高遠的理想，傳佈動聽的口號，誇大外來威脅的惡毒，強調英明領導的重要，掀起轟轟烈烈的運動，描摹風風火火的遠景。美美地熱鬧了一陣子，然後呢？ 然後只能是欺上瞞下，皆大歡喜式的表面功夫。就像1898那個戊戌，光緒皇帝在一百零三天內，頒下一百一十份詔書的，欲速則不達的紙上革新；或是更糟─像1958年那個戊戌，超英趕美「大躍進」那種餓死幾千萬人的大悲劇。 2018，另一個戊戌年。當野心家毀壞制度，往更大更荒謬的個人獨裁邁進，而民人大眾只習狃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虛妄與迷思，而繼續無視於結構性的缺失，與日往「官二代」「富二代」「紅二代」傾斜的分配危機，這社會也就離真正的災難不遠了。且容我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終章的一段評論，為這個戊戌年下個按語： 「表面上四海升平，無事可記，我們所熟知的經濟或政治模式卻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領袖的勵精圖治或是晏安逸樂，首輔的獨裁專橫或是調和鼎鼐，武將的富於創造或是習于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是貪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是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通通不能在自己的領域取得有意義的進展。因為，一人一事一物的優異表現，也就是所謂戰術上的成就，無法彌縫整體戰略上的、結構上的缺失。」 萬曆戊戌年，許多事情都還沒有發生，許多事情，也都正在發生。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