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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伏在血液裡
2018/03/18 14:45:25瀏覽1785|回應1|推薦10
李敖先生辭世,容我引述陳芳明教授的《埋伏在血液裡》,為先生壯行色。陳教授的文字,端凝但有情,厚重卻生動。六千多字,值得一再玩味。以下且擷取摘錄部分重要內容。(引號內均引述自《埋伏在血液裡》)

作為民主的先行者,李敖以一己之力向整個黨國體制發起衝鋒,但「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熱著心腸看他表演,卻沒有人鼓起勇氣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識份子還更具批判力道,並且更為激進堅強。」

一旦出獄,「受盡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帶任何血跡淚痕,也完全不浪費絲毫時間,就立刻提筆與國民黨決戰。他的姿態好像只是遠遊歸來,輕撣衣袖上的塵土之後,又開始埋首工作。曾經落在他肉體與心靈的每一道殘忍鞭笞,現在都折算成頑強的字字句句予以還擊。自由主義者的甜蜜復仇,絕對不是庸俗的以牙還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論創造更豐饒的自由。」

雖然有著國族的堅持,「李敖的思想內容與自由精神,絕對屬於臺灣。當他站在北京演講,以調侃嘲弄方式對共產體制批評時,自由主義者的氣象在那時刻變得特別莊嚴。他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都是在臺灣釀造。無論他同意或反對,我都覺得李敖是徹徹底底屬於臺灣。當他從中國回來時,還有人認為李敖已經老了。這自然是很可笑,那樣批評的人其實從來都沒有年輕過。懼於批判,怯於戰鬥,是沒有資格年輕的。」

「我錯過胡適的歷史,卻趕上李敖的時代,也就沒有失去什麽。在李敖的生命裡,我見證無情的政治斤斧錯亂地留下深刮的傷痕,由於至大且钜,那已不是一個世代能夠輕易拭去。歷史的力量不斷把他推入政治場域,即使已過七十,李敖還是被迫必須繼續戰鬥下去。臺灣社會終於還是沒有開闢一個環境,讓思想家回到思想,讓文學家回到文學。人文心靈的荒蕪,使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都失去了意義。我在海外的黑夜裡,曾經閱讀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臺灣,李敖文字帶給我的騷動,還是讓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歷史是如此反覆,政治是如此無常,當我看不到健康社會降臨臺灣時,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裡。」

全文如下:

《埋伏在血液裡》

到今天血液裡仍埋伏著的叛逆之火,燒完了青春,燒完了中年,剩下的餘燼微溫還可拿來暖和向晚的歲月。

曾經是一位怯懦退縮、優柔寡斷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鍛造出粗壯的意志,於今想來仍然覺得難以置信。這種轉變當然極其冗長緩慢,但我相信生命裡總有一個起點。每當追問自己的精神轉折時,一九六○年代的窒悶氣息不覺又回到複雜的記憶,心情頓時又落入灰暗、閉鎖、不快的氛圍。就像里爾克詩裡的那隻豹,焦躁地來回走動,定睛望著柵欄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鬱的年代悠長且難耐,僥倖還有一絲稀薄的空氣微微流動。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間,青春得以存活下來,叛逆的情緒也跟著引燃起來。經歷過六○年代的許多青年大多會同意,不絕如縷的一絲空氣應該是吹拂自一個書香聖地與一位傳說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屬於一個世代所共同懷念的文星書店,以及書店的旗手李敖。

作為一個旗手,李敖是我那個時代的一種願望,一種行動,一種叛逆的象徵。他的叛逆帶有桀傲不馴的架勢,也具有雄厚的歷史知識訓練。患有健忘症的臺灣社會,似乎已經拭去當年他曾經開拓言論版圖的記憶,甚至也遺忘他為這樣的行動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靈魂鏤刻下來的印記,是不可能輕易忘懷。

李敖大我十二歲,同樣屬豬,是我台大歷史研究所的前輩。一九六五年我到達臺北讀書時,他的名聲已在朋輩之間廣泛傳誦,幾乎可以用滿城風雨來形容。年齡的遲到,註定我必須錯過許多熱鬧的事件。帶著落後的心情,縱然只是抓到歷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夠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時代絕情地對他關閉時,我確切知道,他仍然走在歷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導我走到一個思想的路口。

時代轟然關閉的,是李敖主編的惹人議論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鎮的城堡文星書店。我在那年九月就讀輔大歷史系,常常把自己關在圖書館,為的是補修錯過的功課。我總是請求圖書館員取出過期的《文星》,讓我坐在黃昏的落地窗前閱讀,直到夜晚的來到。在高中時,我僅沉迷在文學讀物,從未有機會接觸如此豐富的雜誌。每期封面標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的雜誌,確實盡職地開啟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從《文星》初識了自由主義。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臺灣社會的存在。在藝術上,我領受了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暗潮洶湧。從南部小鎮北上的青年,終於走上通往生命啟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讀《文星》的時刻默默發生。

李敖以一個灼熱靈魂的姿態進駐到我的思考。什麽叫做生命追求,什麽叫做心靈開放,都成為我日後汲取知識過程中的偏愛。有一種驅力不斷在我體內膨脹翻滾,那時候並未察覺,自己的人格與性格已開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著迷的並不止於雄辯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於他堅持的自由主義精神。這是我思想成長的一個斷裂點,是我與年少時期正式揮別的時刻。在此之前,我的身體帶著沉重的枷鎖,馴服地聽命於所謂黨國的制式教育。李敖文字使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內心竟埋藏一座蓄勢待發的火山,濃稠滾燙的岩漿早已在血管裡急速流竄。我必須承認,沒有經過李敖的點撥,我的身體可能會變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靜止,內心躁動的我,一直在尋找恰當時機與恰當出口。我終於引信爆發時,已是在十餘年後遠離臺灣的異域。回望臺灣時,我的行動證明已是遲到的。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強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於創造時機,也勇於開闢出口。自由主義傳統在臺灣有一段相當挫折的歷史,主要原因在於威權體制過於傲慢,而知識份子過於脆弱。這種脆弱,並不能完全苛責知識份子,畢竟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必須依賴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改革意願強烈的中產階級。國民黨能夠在五○年代以後的臺灣如入無人之境,就因為從未遭遇來自中產階級的抗拒與要求。李敖在中產階級還未成熟、資本主義猶在萌芽的時刻,就以具體行動向國民黨挑戰。這位孤獨的戰士,應該已經預見一個困難的命運正張開雙手等待。

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熱著心腸看他表演,卻沒有人鼓起勇氣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識份子還更具批判力道,並且更為激進堅強。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閱讀第九十八期的《文星》時,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別劇烈,血液似乎也到達沸點。那時,李敖所寫的〈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十八歲的青年,可能還沒有足夠知識經驗去判斷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但是卻清楚可以讀出李敖在寫下那篇聲明的字字句句,簡直是一記一記鐵槌擊打在沉默無聲的臺灣社會。

李敖的自由主義思考,無疑是來自胡適的啟蒙。但是,他的行動格局,胡適是無法相互比並。他們沒有任何師徒關係,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卻共同承擔一個畸形的政治體制。同樣受到歷史環境的限制,胡適終其一生都與當權者保持密切往來,李敖則選擇站在政治權力的對立面。這是臺灣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宿命,無論立場如何不同,最後都無法遁逃權力的壓制。胡適過於貼近國民黨,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繳械。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協哲學。在五四時期爭取個人自由解放的胡適,受到國民黨的羞辱、扭曲、傷害,最後被迫隱身沒入歷史地平線。李敖前進的方向,全然與胡適背道而馳。他拒絕容忍,當然也不甘沉默。在黨禁報禁的高度思想檢查時代,知識份子都寧可閉門讀書,唯李敖毅然開門迎戰。對手無寸鐵的書生,國民黨從來沒有放棄過監視、囚禁、撲殺的機會,何況是面對倨傲挑戰的知識份子如李敖者。在三十歲以後,李敖的命運變得悲涼而悲愴。

在正確的年代做錯誤的事,或在錯誤的年代做正確的事,基本上都帶有悲劇性格。李敖的行動,遠遠走在時代之前。因此,他的實踐全然不能以正確或錯誤來評斷,較為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他從來所做的事都屬於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他所處的時代,也不能說正確或錯誤,只能說他的生命情調與行事格調全然不合時宜(out of place)。

第一次我從海外回到臺灣,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李敖五十四歲,我四十二歲。闊別這麽久之後,舊時的友情已是蕩然無存。作為異議分子所得到的待遇,唯我存心了然。那個夏天我去拜訪李敖,更可理解他這輩子在臺灣所嘗到的荒蕪與孤寂。住在城市高樓的李敖,行跡近乎隱居,但是他的社會介入卻比許多知識份子還來得深刻。

他看來是從容自在,時間與苦難未嘗在他的前額留下絲毫痕跡。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談話相當謙和有度,與他犀利的文字判若兩人。留存在我內心的一九六○年代李敖形象,與眼前這位溫文爾雅的主人似乎銜接不起來。那年文星書店被迫關閉之前,幾乎臺北的青年學生都傾巢而出,為的是搶購最後庫存的「文星叢刊」,也為的是對這樣標記著自由主義精神的城堡致敬。書店櫥窗張貼著標語:「酒店關門我就走」,語意非常不明,卻隱約帶有一份揮別時的瀟灑。在特務鷹犬的環伺下,一個面臨關閉命運的書店,還能保持如此雲淡風輕,大概也只有李敖做得到。 「文星叢刊」是我那世代的風尚。就像現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機,當年人手一冊閱讀李敖主編的雜誌與叢刊,也是一種時代的儀式。叢刊的個性,其實就是李敖的個性,寬容,開放,但不失批判精神。在我知識追求的旅途中,許多初識的作者都是在文星遇見。不管是雜誌還是叢刊,開啟了我歷史教育之外的現實視野。集合了陣容整齊的作者,建構了封閉年代的最佳心靈,非李敖莫辦。在現代主義運動的大旗下,無數在日後被視為經典的作者、詩人、舞者、音樂家、畫家,都通過了文星這道閘門。在那樣的行列裡,李敖的實踐與行動,無需援引抽象理論,就全然是自由主義者的格局。

李敖的言論最能檢驗那個時代當權者能夠忍受的程度。他的衝決網羅,並非只是在求得個人思想的解放,也是在護航整個社會求得心靈的釋放。我從未標榜他是英雄人物,但是從大學時代到研究所時期,他的文字隱然在為我定製一個指標:任何文字不能引起議論或爭論,就不足以干涉政治氣候。李敖的故事,是一個時代的共同故事;李敖的結局,也是一個歷史的共同結局。處心積慮要終結他言論的愚蠢統治者,能夠想出的聰明手段,便是訴諸冤獄來消音。羞辱知識份子的尊嚴人格,才能抬高國民黨的統治性格,這是臺灣歷史的戰後命運。

李敖坐牢,是整個世代思想坐牢的縮影。每思及此,我總是感到氣憤心痛,以至不知如何自處。我後來閱讀《李敖回憶錄》,才得以窺見他在獄中遭到的淩辱刑求。那種失去理性的虐刑,正好反映統治本質的醜陋與野蠻。讀了他充滿人性的文字,才覺悟到他曾經也有過堅強與脆弱的時刻:「……在多少個子夜,多少個晦冥,多少個『昏黑日午』,我禽淚為自己打氣,鼓舞自己不要崩潰。」他寫下這段令人不能卒讀的字句時,國民黨正處於崩潰前夜。我去拜訪李敖,絕對是為了向這位重新站起來的自由主義者致敬。我有太多的理由,必須交代清楚。李敖坐牢時期,正是我遠離臺灣的時候。七○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臻於高潮階段之際,我常會假想,如果李敖沒有缺席,會不會使民主言論更具活潑精彩?這是沒有答案的提問。不過,他在八○年代出獄後,就立即與黨外雜誌結盟,造成的氣勢令人瞠目。

我那時正自我囚禁在洛杉磯主編《美麗島週報》,遠隔海洋,居然也可以感受到他擘造的風雲飄海而來。受盡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帶任何血跡淚痕,也完全不浪費絲毫時間,就立刻提筆與國民黨決戰。他的姿態好像只是遠遊歸來,輕撣衣袖上的塵土之後,又開始埋首工作。曾經落在他肉體與心靈的每一道殘忍鞭笞,現在都折算成頑強的字字句句予以還擊。自由主義者的甜蜜復仇,絕對不是庸俗的以牙還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論創造更豐饒的自由。

他的文字是時事的,也是史詩的。十年軟禁與監禁,並未使他的戰鬥意志稍退。為了使自由精神的氣象更加開闊,他毫不避嫌與黨外運動組成聯合戰線。他不是不知道黨外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不理解運動陣營內部的恩怨情仇。但是,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李敖寧可超越自己所抱持的中國情懷,而伸出合作的手。在他身上,我真正體會了自由主義精神的高度與寬度。在洛杉磯時期,我每週都同時收到數份黨外雜誌,李敖的政論隨處可見。注滿血性的文字,再一次測試著威權體制在日薄西山時的忍受程度。在權力與文字的對比之下,前者是侏儒,後者是巨人;國民黨果然流露衰老疲態,李敖反而變得無比蒼勁。

從來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我逕行轉載他的文字。在那段時期,國民黨內部正陷於權力鬥爭的無政府狀態,臺灣社會也跟著落入失序脫序的情境,李敖的思考呈現得特別清晰。他每次出手,都能擊中要害,又狠又準。他的戰鬥力量,強化了黨外運動的氣勢。一九八二年發生了李師科搶劫銀行的案子,警特單位一片慌亂,到處逮捕無辜百姓,既隨意又惡意。一位尋常民眾王迎先,竟至於遭到淩虐致死之後,李師科才落網。對這位搶劫犯,臺灣媒體輿論無不鳴鼓攻擊,毫不留情。李敖在這時候發表一篇文字〈為老兵李師科喊話〉,獨排眾議,寫出流落在臺灣退伍老兵的悲慘生涯。這篇政論透視了歷史迷霧與政治迷障,為受盡權力欺淩的外省老兵吐出悲憤心聲。喪失改革能力的國民黨,當然也失去了歷史反省能力;它唯一能夠為自己辯護的方式,便是坐等著審判別人。我轉載這篇文字時,引起海外讀者的議論。我必須承認,李敖的政論是週報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離開洛杉磯後,開始為黨外雜誌撰稿,自然是效仿李敖的介入精神。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之前,我義務為他創辦的《自由時代》系列刊物撰寫政論,無非也是跟隨李敖為自由主義傳統辯護。我的文學啟蒙始於現代詩的愛戀,從來沒有預見自己竟會涉入政治運動,而且幾乎已到達不歸路的邊境。這樣的生命轉折,當然有許多看不見的力量在推波助瀾。在各種力量的衝激之間,使我感到甚至是骨髓也會產生顫慄的,無疑是來自李敖的文字。

李敖也許知道我在海外擅自轉載他的文字,但我可以體會他的寬容與善意。我在一九八八年撰寫謝雪紅傳記時,知道他手上擁有一冊法務部繕寫的二二八史料,那是屬於內部流傳的檔案。我託人向他轉達要求影印時,從未謀識的李敖,相當慷慨地把原版轉贈給我,他反而留下影印本。他的豪華手筆,確實讓我開了眼界。

我向他致敬的那個夏天,李敖已經和黨外運動決裂。我去拜訪他之前,許多朋友警告我必須慎防戒備。我第一次體會到在臺灣交朋友竟然是如此辛苦,從而也理解到民主運動的格局變得如此狹窄。我所理解的民主運動,也就在於整頓威權體制在臺灣人心靈遺留下來的扭曲與傷害。這樣的歷史巨創,卻未在民主運動中得到治療,反而習慣以扭曲的立場看待自由與民主。我受到的傷害完全不能與李敖相提並論,但是對於他的挫折感,我的體會日益加深。

如果活在一個健康的時代,李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家與思想家。就像殷海光那樣,也有可能成為上乘的哲學家。嚴酷的政治環境,卻都把他們刺傷成為政論家。殷海光原是可以寫出深刻的哲學作品,竟在一個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窮其一生致力於爭取言論自由。李敖受到的傷害還更巨大,在他的生涯裡臺灣失去許多重要著作。年少時期就誓言寫出《胡適評傳》的他,繳出第一冊之後,便被迫去開拓發言的空間。他的計畫中,還有一部《中國思想史》的工程猶待建構。在人格與人權徹底被剝奪之後,他不能不走上政治的道路。

我尊敬李敖,一如尊敬殷海光,因為對於自由的信念從未在生命裡稍嘗放棄。凡是他確切相信的,便捨身追求,不會因為時代的轉變、政權的轉移,立場就會動搖。李敖終於成為政治人物,應該是臺灣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在他的內心深處,必然還活躍著一位思想家或歷史家。以他的格局來判斷,如果活在五四以後的中國,也許已經投入激烈的革命陣營。

看到他在電視主講「笑傲江湖」時,我知道一位寫歷史的大師正在消失。如果像他那樣頗具氣勢的寫手,都選擇了說歷史的工作,我只能興歎消費社會的吞噬力量是如此龐大。當他也被迫走入立法院的深門時,我更加能夠認識臺灣社會的不寬容。戒嚴體制已經瓦解,威權文化已經式微,民主開放的時代其實沒有到來。我曾經天真地假想,政權更迭之後應該可以創造一個從容思考、從容寫作的環境,李敖也能夠回到書齋完成他的未完成。我的假想,全然出於一廂情願。

在一九八○年代,李敖曾經為民主運動寫過一篇文字〈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鼓舞了許多充滿政治憧景的年輕世代。今天如果以這樣的檢驗來衡量權力在握的民主運動者,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夠符合標準。二十餘年來,剩下的戰鬥者唯李敖一人。以統獨立場來檢驗李敖,那是思想簡單、思考慵懶的評斷。以臺灣之名,淪落至貪腐境地;以民主之名,傷害自由至深,反而比起國民黨還不堪。

李敖的思想內容與自由精神,絕對屬於臺灣。當他站在北京演講,以調侃嘲弄方式對共產體制批評時,自由主義者的氣象在那時刻變得特別莊嚴。他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都是在臺灣釀造。無論他同意或反對,我都覺得李敖是徹徹底底屬於臺灣。當他從中國回來時,還有人認為李敖已經老了。這自然是很可笑,那樣批評的人其實從來都沒有年輕過。懼於批判,怯於戰鬥,是沒有資格年輕的。

我錯過胡適的歷史,卻趕上李敖的時代,也就沒有失去什麽。在李敖的生命裡,我見證無情的政治斤斧錯亂地留下深刮的傷痕,由於至大且钜,那已不是一個世代能夠輕易拭去。歷史的力量不斷把他推入政治場域,即使已過七十,李敖還是被迫必須繼續戰鬥下去。臺灣社會終於還是沒有開闢一個環境,讓思想家回到思想,讓文學家回到文學。人文心靈的荒蕪,使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都失去了意義。我在海外的黑夜裡,曾經閱讀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臺灣,李敖文字帶給我的騷動,還是讓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歷史是如此反覆,政治是如此無常,當我看不到健康社會降臨臺灣時,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裡。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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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8 16:34

今早剛跟一朋友因為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17002145-260409     在skype上談民主

我說 人民素質未到 勉強實行民主是一場災難

他說 我對民主制度完全失去信心,我不相信一般民眾能清楚一個合格領導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