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成為台灣總統大選的贏家，她的當選也完成了台灣內部的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5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時，最受外界關注的，自然是她的兩岸政策。蔡英文的兩岸政策非常重要，眾論者也將討論聚焦於此。
 
與此同時，本文認為蔡英文力推的「新南向政策」，為解讀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兩岸關係提供了一個歷史性角度，從李登輝的「南向政策」到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政策的延續性會將台灣引向何方？會將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和大陸關係引向何處？這個政策背後體現了何種台灣的意識形態？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李登輝南向政策的挫敗

李登輝執政時，大約1993年台灣就倡導「南向政策」（也稱「南進政策」），鼓勵台灣企業南下菲律賓、印尼、越南等東協10國投資，目的是避免大部分資金注入中國大陸，與大陸經濟過度融合，於是分散台灣資源。

誠然，「南向政策」基本上是一個以政治駕馭、指導經濟的做法，結果當大批台商響應政策，前往東南亞投資時，在1997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血本無歸，哀鴻遍野。與此同時，香港卻因為中國的庇護，躲過這一場浩劫。而2010年，中國大陸與東協10國達成協議，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彼此免關稅，反而比台灣早嘗到政策的甜頭。

2015年9月22日，蔡英文在民進黨黨慶年度例行的外交使節會議上，提出未來將推動「新南向政策」，在李登輝「南向政策」基礎上，從過去引導企業在東南亞投資為主，轉為多元、多面向的夥伴關係，並建立雙方在民間交流、文化、教育研究等多方面的連接。如她在「5.20」就職演講中所說：我們要和其他國家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擴大經濟規模，讓資源有效利用。「新南向政策」就是基於這樣的精神。我們會在科技、文化與經貿等各層面，和區域成員廣泛交流合作，尤其是增進與東協、印度的多元關係。

正如蔡英文就職演講中指出，「新南向政策」也與「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儘管她沒挑明，但所謂的「單一市場」當然是指馬英九執政期間在經濟上努力向中國大陸靠攏。

對於這一點，2010年4月，蔡英文和前總統馬英九曾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台灣稱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談判展開電視辯論。在這場辯論中，蔡英文提出她處理與中國關係時的核心思想，即「民進黨是走向世界，跟著世界走向中國」，國民黨「走向中國，再跟中國一起走向世界」的路線不同，不過，這個路線也只適用於經濟層面的論述而已，兩黨的不同走向是策略/戰略之分，但政治層面的「獨台」，兩黨似乎並無二致。

之所以稱此為蔡英文的核心論述，在於該思想對「蔡核心」執政團隊所制定的政策對兩岸政治、經濟的影響深遠，甚至為蔡英文處理區域關係奠定了基礎。正如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林若雩在其文《新南向政策：蔡英文總統全球外交戰略的重心》中所說，「台灣可以和東協國家進行產業合作，以文化上的優勢，反向操作共同開發中國大陸市場。」這裡說的「反向操作」就是「從世界走向中國」這一指導思想的體現。儘管論者傾向將「新南向政策」當做外交政策解讀，但實際上該政策內涵有二，其一，以區域經濟淡化、分散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其二，以區域主義代替兩岸關係。

更近一步來講，這也是主張以「台灣共識」取代「九二共識」的蔡英文延續2011年首次參加「總統大選」的政策思路，所謂「台灣共識」的態度是「和而不同，和而求同」，「和而不同」的內涵其實就是「台獨」。因此當蔡英文2011年在美國國會山莊歡迎酒會解讀何為「和而求同」時所說的「在不同立場中找出共同點」，就只能是政客編織的有關「程序正義」的民主美夢了，敢問在不同立場中，特別是「一中」與否的關乎主權問題的重要立場中，還怎麼尋找共同點？

在這種情況下，「求和」只能淪為政策課題了，體現在經濟、文化等層面，但問題在於，根本立場不同的前提下，如何和中國大陸談「和」？那既然不能跟中國大陸談「和」，就只能轉向東南亞了，相信這也是「新南向政策」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背景。

而這個大背景中，包含了著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轉向。在蔡英文的就職演講中，「中國大陸」和「中國」皆消失了。當蔡英文談到「透過和亞洲、乃至亞太區域的國家合作，共同形塑未來的發展策略」，「和區域內的成員，建立緊密的經濟共同體意識」時候，她說，「我們也願意和對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的相關議題，坦誠交換意見」——逐步取消中國大陸之於台灣的特殊性，除了在國與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層面，以「中國」代替「中國大陸」，長遠還將以「區域關係」代替「兩岸關係」。

儘管現階段蔡英文尚不能完全不理既有的中華國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但看其就職演說將「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和「兩岸關係」合併來說，可見本文的解讀距離真實不遠。

二、南向政策的後殖民意識

如果我們將視野稍微拉長，檢視整個「南向政策」的歷史脈絡，或許能看到更多的圖景。1940年，當納粹德國在歐洲佔領荷蘭、法國等地，並威脅英國本土時，日本政府認為形勢對己有利，便加快推行「南進戰略」和殖民侵略計劃。1940年8月，軍事內閣正式宣佈了《基本國策綱要》，進一步提出要建立「以皇國為核心，以日、滿、華的強固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確立包括整個大東亞的經濟協同圈。」可以說，在「帝國主義」的語境之下，「南進」作為帝國侵略的計劃被提出，而當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無疑承擔起為帝國提供資源的被掠奪者角色。

按照美國的土耳其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對「后殖民主義」的解釋，後殖民（post-colonial）指涉當今世界三個層次的社會狀況 ，其中就包括：是指一種全球狀態，亦即在西方殖民主義結束之後，在全球普遍存在的文化殖民主義或文化帝國主義狀況。所以，後殖民主義主要就是以先前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以及生活在第一世界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知識份子一種文化的論述，是他們的一種文化關懷和文化傾向。而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的執政領袖，於1994年復辟「南進政策」，被陳光興等台灣學者批評其企圖複製帝國主義的「次帝國文化」。這也就解釋了，李登輝為何提出「南向」/「南進」而不是「北進」或「西進」的原因。

可以說，「南向政策」除了是切割與中國大陸政經聯繫的策略，也是在美日文化、政經的影響下，將台灣再次拖入新帝國主義的殖民之下。與此同時，在美日另類殖民下的台灣，其執政者提出的「台灣中心論」，更吊詭地展現出帝國的慾望，即台灣作為「亞洲中心」，渴望以「次帝國」的姿態重現類似二戰時期，日本急欲實現的「大東亞共榮圈」藍圖。台灣同時作為被美日殖民和企圖殖民亞洲的糾纏之中，一度走不出「國族—國家」的框架和限制，混亂了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位置。

在這種情況下，對台灣內部，蔡英文提出「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既是我們的國家，也是一個有主權意涵的地方」，這就是台灣內部「台灣共識」的思想主軸，伴隨著2008年蔡英文當選民進黨主席後，與「公民社會」的社運團體交好和深切合作，鬧場「國共合作」，如2008年11月的「陳雲林事件」 ，示威者打出「打倒共匪，釋放劉曉波」的標語。

三、釋放台灣的國家與身份認同

蔡英文還在政治動員的層面，將「民主」從選舉民主中解脫出來，並賦予與大陸相似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涵義，只不過這裡的人民，指的是與「大陸人」截然對立的「台灣人」。而她所主張的「文化台灣」和「自由台灣」，也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到了一個空前高漲的狀態。

這種認同的操控背後，顯示「台灣的意識形態」已經成功運作。儘管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信誓旦旦地保證要「打造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團結的民主」，但事實上，自國共內戰結束以來，在「內戰（中國）和冷戰（美國）」的雙重作用下，「反共主義」作為台灣最主流的意識形態，在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中達到高潮，奠定了國民黨無法繼續執政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台灣的執政者、學術界一直以來將意識形態妖魔化為一種僵化和教條的觀念，仿佛只有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才是意識形態。實際上，如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規律的「表象」體系（形象、觀念、概念），它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並且在鬥爭中確立其行駛。


英國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就認為，意識形態是利益和權力鬥爭的產物，充滿衝突和矛盾張力，但產生的意識形態表現為文化、典章、文學藝術等；它是使統治權力合法化的一套論述策略，是階級社會本身不可或缺的結構。

因此台灣的電視台才能在黃金時段播出充滿後殖民主義風格的連續劇「春梅」、「春花夢露」等，也包括《海角七號》（2008年）、《賽德克巴萊》（2012年）、《KANO》（2014年）等被質疑美化日本殖民的電影，這顯示了文化界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此種認識「政治正確」。

相反的，前述那句「打倒共匪，釋放劉曉波」的標語，以及2016年6月上旬發生的洪素珠辱罵老榮民為「中國難民」，要他滾回中國去的事件，不只引發全民的憤慨，蔡英文總統也在臉書上引用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的話說：譴責族群偏見，立刻停止散布。說明60多年來，「反共」依然是台灣主流的意識形態。國共內戰之後，身處冷戰結構中，台灣沒有檢討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持共黨、擁抱左派等反而成為政治不正確。

另外，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提出新政府未來執政的五個施政重點，點出了台灣意識形態的面向，即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和普世價值。在經濟結構和模式層面，擺脫中國大陸的單一市場，發展海洋經濟；強化台灣社會安全網層面，由政府主導和規劃，鼓勵民間發揮社區主義的精神，通過「審議民主」發揮本土的能動性，在「自己政府自己救」的「太陽花學運」思維下，維持兩岸的分裂對立；社會公平與正義層面，新政府繼續和「公民社會」合作，深化台灣的民主機制，作為資本主義十字軍的「普世價值」橫掃台灣，制衡機制在哪裡？

至此，我們基本上清楚了蔡英文及新政府未來對國內和對外（包括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政策，也了解到台灣依然無法擺脫美日的經濟、文化影響下，找到新的喘息機會，特別是蔡英文打破馬英九政府「親美、和中、友日」的動態平衡之後，台灣的生存空間，似乎並不樂觀。

四、「一帶一路」帶動的兩岸關係

作為台灣最大的「敵人」，中國大陸的動向值得我們多說兩句。2013年9月，習近平訪問中亞五國，在哈薩克提出「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2015年3月，中國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路線圖，作為國家發展的宏觀戰略，落腳點是作出新的國際機制與規範的發展，這是中國主動作出的國際戰略佈局。

「一帶一路」提出之後，中國便採取兩種外交操作模式，即「北方外交戰略」與「南方外交戰略」兩種不同模式，逐步在國際社會建立影響力。具體來說，「北方外交戰略」是以「大國帶動多邊主義」，並從「安全到經濟」領域推動安全戰略的操作過程，「南方外交戰略」則以「小國推動多邊主義」，進而從經濟領域推動安全建構的過程。後者包括從APEC的成立，到東協的發展，及持續推動的「東協十加三」、「東協十加一」、「東亞高峰會」、「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和「中國與南太平洋論壇」等。

中國打通這條「南方路線」，對於沒有加入亞投行的台灣來說，將增加推進「新南向政策」的難度。同時，在中國此種國際視野和戰略佈局下，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也顯得螳臂當車。儘管蔡英文總統善於演講，也不得不在就職演講中承認台灣民主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何評估政策效果？想必不僅是決策和執行過程中，多大程度照顧了人民的訴求，也更非讓台灣的政策更符合「多元、平等、開放、透明、人權的價值，讓台灣的民主機制更加深化與進化」。執政者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讓人民感到活得有尊嚴，生活質量得到實質改善。

換言之，民主機制做得再好，社會經濟、民生持續下滑，政權的正當性也無從建立，這些需要實實在在的政策，說到底，政權的正義不是靠「轉型正義」建立，無論誰當權，擁有選票的台灣民眾，也有權把不稱職的執政者請下台。

五、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

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沒有承認九二共識，但她是以「九二會談」所形成的「既有政治基礎」，其中包含4個關鍵元素，第一是，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第二，是「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三，是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是台灣的民主原則以及普遍民意。
   
蔡英文這4項「既有政治基礎」，簡單的歸納，就是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以及台灣的普遍民意。這4項原則被大陸都包含在「九二共識」裡面，蔡英文與其提出這麼多項的主張，還是不如一句「九二共識」這麼簡單的詞彙。

「九二共識」長期以來是對馬英九意識型態鬥爭的利器，但馬蔡兩者之間對中國政策差異不大。馬英九對中共操作的是「一中各表」，重點求經濟發展與外交空間，以時間換取中華民國的立足，統獨發展留給歷史去處理，所以不碰和平協議，政治上與軍事上仍保持著敵意，落時先經後政，人民福祉優先的選項。
   
蔡英文強調「九二歷史事實，但不承認這個歷史事實是具有共識性。」長期以來透過社會運動，操作去除一中框架與台灣意識認同的塑造這是關鍵。在兩岸關係的方案布局與馬英九沒大差別，政治上與軍事上仍保持著敵意，落實先經後政，與經濟上的「維持現狀」。
   
但蔡英文與馬英九所不同的乃是不惜付出代價，也要「認同塑造的持續性」，這也是馬英九留給民進黨活動空間，實現島內意識整合關鍵所在。對中國大陸而言，可以這樣說，兩黨的基本政策，共相是「敵意的政治、軍事」與大陸的分割；異相是「一中各表、民生福祉」與「沒有一中、認同塑造」的差別。民進黨長期以來的觀點，令蔡英文難以開口九二共識，除非她要付出民進黨所控制的社會公民團體，也就是她的權力基礎。

六、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經濟合作

經濟合作的意義，經濟可以是市場性、自由性，但是合作必是一種共利性、政治性，現代的經濟情勢，連經濟學家都直呼難以預測，根本原因便是國家過度擴張凱因斯理論的適用性，經濟政策介入自由市場甚深，尤其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使用，可以這樣的斷定，現代的經濟是屬於政治經濟學的年代，而非純經濟、純自由市場的現況。
   
所以在蔡英文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的情況下，尤其兩岸尚處在「非和平」困境下，相互不信任的政治衝突隨即到來。 政治關係聯繫經濟關係，對台經濟發展不可小隙。
   
未來兩岸關係又可能怎麼走呢？依照大陸「全球局勢戰略縱橫」的看法是「台灣要準備地動山搖」了。怎麼個地動山搖呢？主要是大陸有可能不再繼續對台讓利，而且還會重新進行軍事演習。
   
如果大陸方面真的把兩岸搞得「地動山搖」，那麼兩岸經濟合作必然會終止。台灣經濟沒有大陸經濟的挹注，那麼閣揆林全說全年經濟無法保1的事實應當會發生，而且可能又要變成負數。
   
那麼蔡英文主政以後，如果因為「九二共識」議題讓兩岸處於危機狀態，台灣經濟恐怕要處於比金融海嘯更低迷的狀態，這是執政者應勇於面對的問題。

七、比較與影響（1997vs.2016）

 1997年李登輝對大陸實施「戒急用忍」政策，當時台灣的經濟基礎還超越大陸經濟，並且金融管理也較東南亞國家健全，所以既使1997年曾經發生「東亞金融風暴」，台灣的經濟仍然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但是，從2000年大陸經濟開始走向完全逆轉之勢，相對於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政策，卻是走向守勢之策，到2008年陳水扁交出政權，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馬英九政府已經無法抵擋全球金融海嘯的狂潮，台灣經濟完全要依靠大陸經濟的挹注，既使如此，馬英九8年的執政，台灣經濟還是一直處於低迷的狀態，但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形成依賴的關係，以2015年的進出口統計資料，2015年兩岸貿易額為1153億美金，佔進出口權重22.67%，出口712億，進口441億。如果計算香港在內，進出口權重30.4%，台灣順差為271億，加入香港366億總順差為637億元新台幣。

兩岸經濟的現況，告知兩個事實，一是大陸市場與台灣生產，逐漸形成產業鏈效果，政治困境將傷害正規商人的利益。二是深化的兩岸經濟市場關係，彼此傷害很重，但台灣的傷害會更深，這也是目前的現況。以目前國際經濟復甦緩慢，未來台灣經濟增長，保1%難以樂觀。但加上兩岸關係的衝擊，負成長是及大可能。  
   
台灣是外貿導向經濟主體型態，兩頭在外(原料與市場)，且市場集中在中、美、日、港這幾個地區，因此要以新南向政策取代大陸市場的影響，亦非短期性的經營便可轉移。春江水暖鴨先知，外資已有開始撤離徵兆，作出避開政治風險的動作。

八、大陸經濟戰略在台灣的效果

台灣的民意是分裂的，陸委會在2016年3月份的民意調查，「其中約有73%的臺灣人不認同中國大陸所堅持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與此同時，約87%的臺灣人支持與北京的關係維持不變（廣義維持現狀）。」這份民意調查，符合前面的分析。
   
馬英九放棄輿論權，令民進黨塑造「主體認同」的判斷，或許他有更深層的想法，但不統、不獨、不武政策，已經斷了他的深層思維，主體認同的結果，從現象來看，也成為他的政績一部分，民意想要大陸的經濟果實，但政治上處於分離的狀態，這也是國民黨被批評喪失黨魂，馬英九獨重經濟，卻又落入自由經濟理論陷阱，拉大了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滿，經濟政策前後失據，不但葬送國民黨的前途，也讓大陸所謂的香花，在台灣反而轉變成為了毒草。
   
只要中共主導的經濟活動，包括了RECP、服貿、貨貿等經濟政策，都被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被新政府在野時視為毒草。而台灣民意也顯示出這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落林正丈曾經指出中國的策略幻想，也就是想以經濟政策達到政治目的，終將難以實現。經過8年的實踐，答案也呼之欲出。

九、兩岸經濟的新願景

新政府的智庫已經在為政權保衛戰進行設計。在台灣主流的意識型態已經不是問題下，接著便是延續政權正當性進行經營，關鍵便是執政的治理效能下著手，未來台灣經濟下滑，歸咎大陸經濟打壓的說詞準備，已經在名嘴口中出現。
   
在此現實的情況下，大陸除非不顧率台灣百姓在第二條的民意反應，粗造的形成經濟戰略退卻，那正中新政府的語言，大陸經濟打壓的結果。
   
所以僅能從有利於兩岸人民的觀點出發，方有不被政客利用的機會，兩岸應先回歸正常的經濟發展渠道，尚未發生的部分，如前述所提，可以觀察氣氛後再議，主動權可以回歸給台灣，不必因為政治目的讓利，反形成糖衣毒藥或令人想到以商逼政，效果打了折扣，傷害了兩岸人民的和氣。
   
如何回歸正常的經濟發展，也就是兩岸經貿發展，回歸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以成本效益、優勢互補，產業價值鏈需求，淡化政治聯想的常規貿易實踐，例如，虱目魚契作的終止，如果是因為大陸百姓，吃不慣它的土味，市場打不開來，不具備競爭力，無法獲取利潤，停止契作理所當然。

但對於台灣鯛魚的生產，若有競爭力，除非保護大陸鯛魚農市場所需，否則就正常的實施貿易活動，不必政治介入，影響交易。諸如觀光業也是如此，大陸可以以現狀為基礎，不必增加也不必減少人數，回歸行政作業的常態化不必干擾，但可以說服百姓。這樣回歸，可以凸顯兩岸貿易的可預測性與真實性，降低經濟行為以外的聯想。
   
兩岸關係必須要有戰略忍耐的高度決心，經濟戰略僅是兩岸關係的一環，但經濟戰略行動若脫離常規經濟知識，忽略了經濟文化(含心理)底蘊，行動將會一無是處。

（本文刊登於澳門九鼎月刊，2016.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