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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軸心時代與中國的崛起
2015/11/15 19:31:09瀏覽35|回應0|推薦0

 

摘要

軸心時代的概念是由雅斯培所提出的,他主要是用來概括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所同時出現的文化突破,這個包括中國、印度、希臘等地區的文明超越,讓人類開始擁有覺醒意識,也能夠意識到整體與自我存在的意義與限度。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的起源,被視為是人類再次創造的「新軸心時代」。

 
但是資本主義所奉行的自由放任原則,卻導致市場被專橫的扭曲與壟斷,於是文明本身所帶來的不文明結果,就遭到許多人的批判。當代全球化的發展,也為中國帶來崛起的機會,中國領導者一直強調中國的崛起絕對不走德、日崛起的模式,也就是不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去攻擊未發達的國家,所以,中國是否能夠走出一條和平崛起的道路,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發展。

關鍵字:軸心時代、文明超越、資本主義、理性化、和平崛起

壹、什麼是「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Axial Period)的概念是由雅斯培(Karl Jaspers)在1949年所寫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他用這個概念來概括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所同時出現的文化突破,這個包括中國、印度、希臘等地區的文明超越,雅斯培視為是人類開始擁有覺醒意識,能夠意識到整體與自我存在的意義與限度,從而結束了持續幾千年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從這個時代起,世界歷史獲得了統一的結構。 就因這種超越與突破,決定以後西方、中國與印度等這些地區與國家不同的文化型態。
   
有了過去文明突破的經驗,雅斯陪也認為近代科學文明,再次實現了人類的超越意識,隨著科技的發展,更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樣態。只是這一次的超越卻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來,它對人類價值的改變,並不亞於第一次軸心文明所帶來的變化。從人口增長、技術創新、城市發展以及國家形貌的蛻變,一種新的巨變,確實讓近代人類的生活與角色,超越了前軸心文明所創造的價值。
   
然而,近代軸心文明的創造,正如前述,它是由資本主義在背後推動,做為資本主義動力的市場經濟,從15世紀到18世紀,人類生活空間快速的、不斷的拓寬,而這之間是以市場進行串連,也就是市場越過空間呈現出的連鎖性變化,使得世界各地市場被串連起來。 因此,市場實質性的聯繫、聯營網絡、買賣與運輸,它構成一整幅人類生存空間的新圖像。
   
這種由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稱的「看不見的手」的資本主義動力,很長的一段時間,被視為是一種真理,但他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卻導致市場曾被專橫的扭曲與壟斷,於是文明本身所帶來的不文明結果,就遭到許多人的批判。
   
博蘭尼(Karl Polanyi)就說:「人類經濟因素是埋藏在許多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中,這些非經濟的制度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因為對於經濟的結構和運作而言,宗教和政府的重要性。因為對於經濟的結構和運作而言,宗教和政府的重要性可能與貨幣制度或減輕工作辛勞的工具與機器不相上下」。
   
博蘭尼所說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主要是包括:霸權均勢制度、國際金本位、自律性市場制以及自由主義國家制度等4種制度,而這4種制度也是構成19世紀文明的基本要素,它更是營造了英國「百年和平」的基礎。
   
只是英國百年和平的崩解,博蘭尼認為是從金本位的崩潰開始,它構成一個大變動的近因是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使得其他制度在進行挽救這項崩潰的過程中被犧牲。相反的,湯恩比卻認為是從霸權本身的崩潰開始。他說:「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所建構的列強是虛幻的,沒有哪一個霸權可跟另一個霸權相容。每一個霸權卻曾對社會整體的生命發揮過持續的影響,所以就某一個意義而言,它可以自認為是一個樞紐,整個社會都環繞著它在旋轉;而每一個霸權也都渴望取代整個文明社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體,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如此,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是如此。

因此,文明的衰落源自於一種「自覺的失敗」,它是自殺性,而不是任何外力謀殺的。也就是說,文明的成長是一連串生命突破的表現,文明的衰落則是由於生命突破的終止。

貳、軸心價值與文明的衝突

為了拯救文明的危機,湯恩比把它寄望在宗教的身上,這個宗教並不泛指宗教的信條、儀式、規制或奇蹟,而是指一種終極的精神,一種無限的神秘超越,這猶如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發展一樣。在韋伯的歷史意識中,人類是生活在價值四分五裂的世界裡,在充滿各種價值之間,人類面臨了一種信仰破碎的命運,因此,「理性化」的發展是人類重構秩序的可能途徑。
   
只是,當韋伯提出理性化的概念時,解決人類文明的危機,他卻選擇寄望在「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s)的出現。在他的觀念裡,魅力型領袖崛起於群眾之間,他不受傳統的扭帶、責任拘束,也不受官僚組織理性規範的節制,在狂熱的力量迸發燃盡之後,常規化的力量開始抬頭,於是繼任者需由選舉產生,他的跟隨者也將變成一個組織,同時官僚式的常規挾其形式理性,又再度居於領導的地位。
   
或許就因為韋伯把人類理性的發揮,寄望在魅力型領袖的破壞之上,使得20世紀初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差一點就將資本主義的文明徹底毀滅。畢竟,人類歷史在增強理性化的過程中,不斷的出現一次又一次地被傳統型領袖及宗教在文化上龐大的力量所挫敗,並使其向後倒退,而魅力型領袖也並未有這樣的格局,這是因為經濟始終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此經濟行為徹底的理性化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國家,挾著政治與軍事力量向外擴張,意圖把理性化帶到非西方社會,卻導致霸權因市場的爭奪,而掀起帝國主義的戰爭,它不但摧毀人類的理性文明,也把人類社會帶入到毀滅的邊緣,兩次大戰的危機或許就是最好的註腳。

還好,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美蘇兩大霸權的崛起與衰落,並沒有隔絕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統一性,人類第二次軸心文明也並未因此而結束。埃森斯塔(Shmuel N. Eisenstadt)就以「現代性」的概念作為串連各個文明的臍帶,他說:「在近代社會裡,基本教義派運動主要是在某些特定的社會發展流行起來,而這些社會又形成於某些特定的一神教社會和文明,其中包括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個別基督教社會文明。在這些社會裡,雖然政治系統經歷了現代的、後革命的轉型,但它仍被看成是實施超越的烏托邦理想的主要場所,即便這種理想在現代帶有現代式的世俗色彩,情況亦復如此」。

也就是說,在霸權的勢力範圍之外,仍存有許多不同的文明,它是維持著在霸權對峙過程中,文明不被中斷的一股力量。雖然他們維持文明的方式,不見得是以西方的制度為依歸,但是埃森斯塔認為在現代性的基本前提下,這些社會也發展出了非常強烈的現代政治取向或特性。

於是,多元現代性作為二戰以後軸心文明的重構,它沒有被西方世界所壟斷,反而因為出現了一個非西方化的趨勢,切斷了現代性與原有西方模式的聯繫,也讓非西方社會取得了對現代性的發言權。面對這種情形發言權的爭奪,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是悲觀的認為冷戰後由於世界的距離拉得越來越近,民族間的互動日趨頻繁,一方面加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亦加強彼此的差異性與內部的共通性,民族間的仇恨因此就自歷史的深處爆發出來。 這就造成了西方雖然處於權力的高峰,但遭到不同文明的挑戰仍難以避免。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實質上是從地緣政治架構出來的,也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伊斯蘭教在地緣政治上的對立性,而這條文明斷層線發生的衝突已經持續了1,300年。當冷戰期間的政治及意識型態被文明間的斷層線取代之後,它自然成為危機和流血衝突的引爆點。

在杭廷頓的論點中,他更進一步把伊斯蘭世界與儒家世界的中國連結起來,認為儒家-伊斯蘭的軍事結合已經形成,這項結合是藉由成員之間獲得所需要的武器和技術,以與西方的軍事力量抗衡。 於是,在杭廷頓的世界觀中,一個西方與東方的大對抗隱然形成。
   
杭廷頓就以這個文明衝突觀,為冷戰後的美國建構出一項新的大戰略,以做為美國繼續領導西方世界的「統一戰線」,這裡面隱含著民主、人權這些西方自由主義者所認為具有普世主義性質的價值觀,也讓後冷戰時期美國處理國際事務有一個正當性的藉口。

可以說,西方對其他文明進行干涉,才是一個不穩定和多元文明世界的潛在衝突的最主要來源。因此,文明的解釋在杭廷頓的論述中就變成一項工具性的價值,也是美國居間操縱或是宰制的對象。而不像雅斯培所論述的是一種理性的、具有超越意義的價值。這個結果是杭廷頓的觀念,並沒有脫離西方中心主義的優越性,或是替美國霸權建構一個領導性角色的企圖,他所遭到的批判當然就源源不斷。

只是,杭廷頓這項以文化為核心取代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戰略觀,在還未實現之時,另一股以經濟力量為後盾的全球化運動,卻已經大舉的擴展開來。這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世界的力道,並不亞於資本主義初興的時期,特別是它以市場作為聯繫的特質,彷彿是資本主義的再興,而它做為美國領導全世界、整合非西方社會的動力,恐怕要大大的勝過文明衝突的價值論。

參、全球化運動

「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化的西方世界向全球擴展的過程,它不但加強了不同地區、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和相互依存,更是突出市場競爭機制和當代資訊網絡的主導性作用。對各國而言,它既意味著更大的貿易機會、更多的投資吸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開放的國家經濟體系和更有效的綜合國力提升方式,也隱含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選擇和無情淘汰的殘酷邏輯。
   
相對的,在「時空壓縮」(time-space)的觀念中,全球層次的資本流通以及新技術的傳導,一個以即時的(real time)、跨越邊界的巨量金融流動運作方式,正促成全球統一的資本市場出現。
   
因此,可以說全球化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發生,它包括了經濟、技術、貨幣和金融等市場活動的發展,儼然是資本主義開始產生時的再度呈現,所不同的是過去的蒸氣機被電腦網路給取代,但有關商品、資本、技術和人才的流動,在本質上卻有其同質性,全球化可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延續,也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代稱。
   
然而,經濟全球化其實只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它類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使用的世界體系概念,把所有的社會、政府、企業,甚至文化、階級、家庭、個人都納入一個工作分配的體系當中,而這個分配體系是藉由資本主義才得以實現。
   
只是,華勒斯坦所認知的這個跨越空間的世界圖像,卻存在著全球性社會不平等的架構,它包含了三種等級,即核心地區、半邊陲與邊陲地區,它們被整合到一個單一生產的體系之中,形成一種層層控制與剝削的關係。而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它沒有絕對的政治統治,只要有一個核心在生產,並在商業和財產上凌駕於其他,就可獨霸一方。
   
華勒斯坦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早期工業文明的社會,它不同於過去現代化論者所使用的話語,也就是那個曾經被指涉為進步、理性的現代社會,以及另一個落後的、不理性的傳統社會的二元對立性思考架構。
   
但是這個現代化,卻在二次大戰後由美國所領導的資本主義成長的凱因斯時代,曾為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帶來了30年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因受到內外因素限制的打擊,在難以遏制通貨膨脹的情形下宣告危機出現。其中主要的是兩次石油危機、美國發生大量的貿易逆差、跨國企業的迅速成長與南北國家貧富差距的擴大等,使得冷戰以來一直維持美元穩定的「布雷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為之瓦解。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它所支撐的固定匯率政策被廢棄,意味著國際金融秩序的鬆弛,這就造成1970年代以後國際貨幣和金融越來越不穩定。美國在失去了國際貨幣的領導權之後,改採通貨膨脹與浮動匯率政策,這不但使美國的實力相對下降,也威脅到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
   
可以說,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已經成為各國匯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它通過對利率的影響,決定了國際資本的流量,反過來這又會影響匯率和幣值。因此,從國際金融的角度而言,各國經濟是聯繫在一起的,因利率差異引起的資本和資產的流動,往往可能損害國內政策的自主權。
   
1980年代由於雷根政府採取擴軍與減稅的背反政策,使得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惡化,造成經濟力量的衰退與保護主義的盛行,尤其是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greement)簽訂以後,日圓大幅升值對亞洲新興國家以及東協各國所帶來的經濟波及效果,也迫使長久以來處於經濟低迷的歐洲決定成立單一市場,相對於美國與加拿大也共組北美自由貿易區,全球經濟隱然呈現了北美-亞太-歐市等三大經濟區。
   
199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逐漸向知識產業的方式移轉,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稱這種現象為「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KbE)它是指建立在知識和資訊的生產、分配與使用之上的經濟。而知識經濟是相對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另一個新概念與生產模式。
   
同樣的,美國內部所興起的「新經濟」,其主要特點包括:一、是以經濟為基礎,用知識取代物質成為主要經濟因素。

二、是以資訊為主導,建立一個以電腦、通訊、軟體內容為主體的新工業體系。

三、是全球化,也就是資訊網路的運用使「地球村」越來越小,資本、生產、管理、商品、勞動力、資訊和技術等在全球範圍流動。

四、是企業經濟網絡化,它使得企業內部形成一個互聯的網絡。 這個現象柯斯特(Manuel Castells)就稱為是「資本主義重構及從工業主義轉向資訊主義的組織化現象」,也就是資訊化經濟獨特的地方,是由於它轉變為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技術典範,使已經成熟工業經濟所潛藏的生產力得以徹底的發揮。
   
為此,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說:「全球化運動正在影響著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地位和能力,主權不再是一個全有全無的事物,國家邊界與過去相比,正在不斷的變模糊。 而貝克(Ulrich Beck)也認為,全球化是指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路的運作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打壓和穿透的過程。 由於全球化的穿透力強,因此過去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世界,被認為也無法固守在自身的領域內,反倒是全球變成一個單元。這就造成了樂觀主義者普遍認為,未來的世界勢必將造成國家終結、第三世界終結,而歷史也會終結的論點。
   
只是,當西方學者把全球化運動塑造成西方新的意識型態的同時,美國做為世界的單一霸權,正好可以接收並推廣成世界的主流價值,而這個主流價值卻被美國內涵為西方式的自由貿易體制,加上民主、自由、人權保障的政治價值,於是這裡面就出現權力與利益的雙重性。

也就是,那些參與全球化的次民族,由於界線的混亂和身份的模糊化,導致他們必須重新喚起文化回歸的意識,除了界定自己在全球化運動中的角色與身份外,並且界定自身的權力與利益,這就造成另一種地域性的、本土化的意識型態在盛行。

肆、全球化與中國的崛起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和它所支撐的固定匯率政策被廢棄,以及全球化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它導致1997年發生了「東亞金融危機」,但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由於中國政府捍衛人民幣不貶值,讓外資對於中國政府的執政能力為之一亮,因此,第一次把東南亞的直接外來投資,將近有70﹪北進到中國大陸投資。同樣的,在2008年美國本身波及出來的「全球金融海嘯」,也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抵擋金融海嘯的波及,於是又造成另一波資金潮轉向中國大陸。
   
全球化所造成的兩次金融危機,在中國政府還不太參與全球化運動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反而獲得相當大的利益,這也是促成中國崛起的重要資本。那麼中國政府又怎樣看待「中國崛起」呢?
   
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3年12月10日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提出中國將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被外界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一項重要承諾,也是中國今後戰略工作的思路。顯然,中國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人多、不發達」的中國要發展,如果是採取資源消耗型並且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外部資源的模式,就勢必會與其他國家發生嚴重衝突,也會走回18、19世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舊路上去。

綜合當今時代的趨勢和國際社會的總體內在客觀的制約因素,中國若走上這樣的崛起道路,即使能夠僥倖的達到發展的目的,也不會是持久的,甚至是會立刻盛及而衰。因此,中國政府認為更應該注意採取內斂的姿態,走集約式、內延擴張式的崛起道路,才能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意義。

當然,「和平崛起」概念的推出,稍早是在2003年10月,中國大陸在海南島所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時,當時溫家寶在會議的演說中就使用到「亞洲崛起」的概念。而在會議裡中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則接續以「中國崛起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指出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必須要堅持三個重要戰略:

1、「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

2、「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大膽借鑑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堅持弘揚中華文明。
   
3、「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因素、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
   
另外,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也指出:「和平崛起就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下,既參與全球化獨立自主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表明中國不是靠對外擴張和軍事對抗崛起,而是在市場競爭中與各國實現共贏。中國一方面要大踏步的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利用國外的資金和資源,另一方面也要全面開放中國的市場,讓國外資金進來,給世界各國提供一個發展的機遇。由於中國的這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把它稱為和平崛起」。
   
從這樣的陳述來看,「和平崛起」在當前中國的觀念中,既具有經濟發展的意義,也有國際戰略的價值。他們希望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能繼續轉向「和平外交」的建構,讓中國的崛起變成是國際間的正面形象,而不是負擔。

伍、結論
  
從舊的「軸心時代」到「新軸心時代」,人類社會走了超過一千年。而藉著工業革命崛起的「新軸心時代」,到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人類只花了兩、三百年的時間。
   
如果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從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欺凌,也有100年的時間,才把帝國主義從中國排除出去。如今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超越日本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只花了30年的時間。所以,人類發展的腳步是越來越快,在西方先行發展以後,中國更是後來居上。
   
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運動中崛起,並且承諾在崛起之後,也不走德國與日本崛起的模式對外進行軍事侵略,這也是中國在崛起中廣泛受到各國歡迎的因素。

只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則認為,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必須要有內外50年的和平穩定的環境。 這種內外50年的和平環境,當然是需要中國自己去創造,否則東海的日本,以及南海的美國,隨時都可能進行挑釁,而破壞中國崛起的和平環境。

因此,中國是否能履行自己的承諾,不走德、日發展的道路,這是中國周邊國家最重視的承諾。唯有中國堅持履行「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才可能再造另一個新的「軸心時代」,這才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本文發表於北京大學主辦「中華文化復興論壇」,2015年11月12-13日,為節省篇幅,所有的註解全部刪除)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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