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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消費主義」與「網路政治學」觀察台灣主流民意
2021/01/28 16:16:28瀏覽471|回應0|推薦1

近年來隨著「政治消費主義」與「網路政治學」的興起,台灣的民意取向越來越被「去中心化」,其中包含「中華民國圖騰」的消失,「台獨圖騰」也難以完整的建構,使得台灣的政治認同還在漂移之中,主流意識無法建立,只要興起一種新的主流運動,認同的圖騰就會跟著轉向。

簡單的類比,2018年「韓流」興起之後,「九二共識」一時之間似乎成了台灣的主流意識。但是,2019年初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中提出「兩制台灣方案」,經過民進黨的扭曲談話意涵,以及接下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的催化,「九二共識」一下子就被等同於「一國兩制」。特別是在「網路政治學」的不斷操作之下,台灣民意快速漂移,讓原本聲望趴在谷底的蔡英文,快速活了過來,並在2020年1月11日的總統大選中,贏得817萬的史上最高票。

只是,到了2020年的11月下旬,蔡英文因為「開放萊豬牛」、「關閉中天」等兩項不得民心的政策,讓她的聲望又快速的跌破50%,也讓民進黨又對2022的「九合一」選舉感到不安。

而在民意的「擺盪效應」中,「中華民國」與「台獨」的認同,也跟著轉向,從民意調查中可以發現,不管是支持「中華民國」或是「台獨」,都已經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維持現狀」反倒是一直維持最高的支持度。

那麼什麼是「維持現狀」呢?所謂「維持現狀」其實也是一種投機的「商品」,就像直播「網紅」不斷推銷的商品一樣,在單一價值採購者傾向少數之下,只好向多數傾向的商品移動,所以「維持現狀」是一種不做選擇的「搭便車」商品,這也是在政治動員與政治集體主義中最常出現的結果。

壹、什麼是「政治消費主義」?

美國學者卡茲(Meredith Katz)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定義為「政治化的消費行為」。在研究受眾與政治相關的取向和特點(譬如選民政治參與程度、經濟消費能力、種族等)之後,傳播相關訊息的人員會對症下藥,使用品牌行銷及政治公關之類的手法,令受眾認為自己的實際或虛擬消費行為是在選擇支持某種價值。

「政治消費主義」可以引導「抵制商品」或「購買行為」。例如,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之後,蔡英文以總統的高度直接扭轉成「九二共識」的內涵,讓「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劃上等號,由於「一國兩制」在台灣早已經被汙名化,導致原先在「韓流」中再度提升為可接受的「九二共識」,也跟著被汙名化。「九二共識」所代表國民黨兩岸政策,也開始遭到台灣選民的抵制。

更為顯著的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更具體的標示「黃店」的門外大排長龍,而「藍店」除了被罷食外,更常成為示威者的攻擊的目標。

而類似的行為只是政治和消費主義結合的眾多例子之一,政治偏好能影響消費者的行為,而反過來,在消費行為染上政治意義時,亦會影響到一些企業的政策。這樣看來,對商品採取有意識的抵制或購買行為,與常見的政治行為如投票、參與社運等其實大同小異。它為消費者提供了另外的出路去闡述自身的政治身份、對時事議題的態度,以及在政治局勢中採取何種立場。

當然,若要解釋「政治消費主義」中消費者對於商品的消費行為,則還需要運用到行為心理學中的「趨近」(approach)與「規避」(avoidance)兩項原則。它描述人類對正面積極的線索做出趨近行為,會為了支持政權或企業而購買商品;相反,則會因為負面消極的提示,而做出抵制的行為。

政治消費主義中,受眾會受到來自意圖瓜分政治市場、為了搶佔市場份額並獲得市場主導權的各方勢力所進行的訊息、輿論及宣傳轟炸。這主義具備了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特色,把消費主義與政治相互結合。

而「政治消費主義」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台灣學者莊佳穎就認為,「政治消費」是一個當代台灣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也是一個發展中研究國族建構和民主化的另類觀點。其中包括兩項意涵:

一、作為一個正在發生的文化現象,台灣的政治消費文化乃是政治邏輯和商品化邏輯,相互交疊於文化實踐領域中的台灣特殊政治文化。

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研究國族建構和民主化的另類觀點,「政治消費」觀點試圖從當代台灣社會的脈絡出發,將台灣(國族)認同建構過程,放置在台灣急速發展的民主化過程中所共同發生的消費社會的無限擴張脈絡之上。

另外,「政治消費」將研究聚焦於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會運動發起者與政治迷/支持者/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文化實踐場域,藉以捕捉台灣認同和民主化是如何在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會運動發起者、政治商品與政治迷/支持者/社會運動參與者之間的文化生成過程中形成。

因此,理解台灣政治圖騰的轉換,跟「政治消費主義」現象的關連,可以有以下幾個基本觀察點:(1)進行對於台灣「政治消費」文化的命名及描繪,提供一個思考當代台灣民主參與和(國族)認同建構的另類觀點;(2)與古典國族主義研究和民主政治研究對話;(3)反省首次政黨輪替、二次政黨輪替和當代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中,政治消費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等。掌握這幾個關鍵點,這也是「政治消費主義」近來會成為研究台灣民主化與政治認同的顯學之因。

貳、什麼是「網路政治學」?

2001年,美國學者Marc Prensky基於對於網路世代的觀察,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從傳播學角度將現代人劃分成「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 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兩者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於「能否」使用網路,而是「如何」使用網路。

「數位原民」是指伴隨著網路成長的世代,「數位移民」則是上一個世代,出社會後才碰到全球網路普及化。「數位原民」習慣使用具有「多元」、「雙向」、「即時」、「去中心化」這四個特性的網路作為傳播工具,連帶也影響到他們的思維方式、習慣「去中心化」,透過各種資訊比對,以及訊息快速流通來認識世界。

「數位移民」則是慣於使用「單向」傳播工具,如電視、報紙、廣播,大多有「確認訊息傳播者」的天性,通常是透過自己認同、習慣的管道或是親身體驗來建構自己相信的「真相」;「數位移民」,既然是「移民」,當然也使用網路,但顯然大多數都是用舊思維使用新工具,只是將網路當作另一種單向傳播工具。

而Tim Jordon提出「網際權力」(Cyberpower)的概念,並定義:「網際權力是在網際空間以及網際網路上,建構文化與政治的權力形式」。它是由三個相關領域組成:個人、社會與想像。

「個人」的網際權力由化身、虛擬階層及資訊空間組成,然後導致網際政治活動。權力在這裡就像個人所有物一樣。「社會」的網際權力是由科技權力螺旋與資訊流空間構建而成,然後產生虛擬菁英。權力在這裡乃為統治形式。「想像」是構成虛擬「理想國」及「地獄國」組成想像的網際權力。

在這個「網際權力」之中,個人的網際權力表示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擁有隱藏身份、性別錯置、角色扮演等權力,並且有權能夠選擇、發起、組成、或參與各種虛擬的社群。

這就像目前在相當流行的網路聊天室,每個人都可以自訂一個ID,選擇某一個聊天室,並且透過文字交談、表情符號、暱稱,以及簽名檔等來描述自己,或者與其他成員交流。然而,一旦成為社群中的一份子,個體的權力便會受到制約,必須遵守該虛擬社群的規範。

此時,虛擬的網路社會與真實的社會之間出現連結:「由於網路所倚靠的是真實世界的科技發展,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掌握科技的菁英,在網路的虛擬社會中也同時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例如,在台灣每一個電子布告欄(BBS)站台中,都有相關的限制與規定,而掌握這些規則的人(站長/版主),則擁有比一般成員(鄉民)更多的網路(或科技)權限或能力。同時,站長與版主通常又都是主機的擁有者或維修者,因此無論是在現實或者是虛擬的社會中,都能處在支配的位置。

這也是為何「網紅直播主」與「粉專」在選舉中會越來越受到政治人物重視之因,這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粉絲的「網際權力」,也制約著他們的粉絲。由於有「網際權力」的存在,他們對受眾的影響力,可能要超越傳統的報紙與電視。這顯然也是民進黨執政者,願意花更多的經費去建構自己的「網軍」之故。

參、台灣統獨板塊的變動性

觀察台灣的「政治消費主義」與「網路政治」互動行為,對政治圖騰所產生的影響,有必要從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檢驗起。

台灣在進行民主化的過程中,李登輝就界定「民主化等同於本土化」。而「本土化」概念的建構,也呈現在二分法的操作中,試圖把它轉化成一種意識型態的認同。例如,本土化被化約成「獨派=本省人=反殖民(反中)=反一國兩制=民主=台灣第一=愛台灣」;而「非本土化」就等同於「統派=外省人=外來的=殖民(認同中國)=支持一國兩制=反民主=出賣台灣利益=賣台」。

這兩種概念的對立性,被建構成無法相容的權力主體,所以選擇一邊,就會負面化另一邊。但是這種意識型態權力的建構,並沒有促成台灣更獨,只是消耗了部份傳統支持統一價值的群眾認同心理。雖然如此,也因為統獨之爭,讓更多人排斥急統或極獨,也使得雙方的政治板塊,一直處於政治光譜最兩端的位置,誰也無法取得最多數。

這顯然也是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李登輝為首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主流派」,結合民進黨操控「新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推動有關。

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並不想放棄原有的權力,所以還是要堅持「統一」(國統會、國統綱領為指標)的立場,以及統一所代表的「九二共識」。而民進黨想要躍身為執政黨,就必須選擇自己的政治圖騰與社會權力結合,才能有機會壯大自己。

但是,為了快速達到執政的目的,民進黨在1999年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輕易的讓渡了「台獨」的立場,並接受了「中華民國」為「國名」的訴求,這一讓步,民進黨達成了執政的目的,卻不可能再收回權力,甚至也無法轉向完全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這也是為何雖然經歷了兩次的政黨輪替,但是蔡英文也只能走到「中華民國台灣」,即使把「中華民國」從護照和華航的班機標誌上變小,就是不敢完全變無。

既然「中華民國」與「台獨」兩邊市場不能有獨佔性,所以儘管「政治消費主義」與「網路政治」不斷的操作,最終還是無法讓政治消費者做出完全的選擇。這也是在藍營的政治場域,雖然飄揚著國旗和國旗裝,但是「中華民國」就是無法完全取代「台獨」,反之亦然。

這方面,如果從長期民調的數字觀察,更可理解其中的變化,過去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試著以量化方式,畫出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趨勢。「我是台灣人」跟「我是中國人」的認同,在1995年時形成交叉,「我是台灣人」認同傾向,首次超過「我是中國人」。而在2007年時,「我是台灣人」與「我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認同傾向又首次交叉。

而後,「我是台灣人」認同傾向逐年上升,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一個頂峰,2015年後「我是台灣人」大體維持在55%左右。原先高於台灣人認同的「中國人認同」,1997年後逐年下降,目前皆維持在5%以下。

這個以「台灣人的單一認同」已超越「台灣人/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或許有助於打造台灣的單一國族認同,卻不必然指涉出「台獨建立國家」這個選項。原因在於,國族認同是一種人們心中的「終極價值觀」(consummatory value),既然是價值觀,本質上即為情緒性跟爭議性的,很容易讓人在討論重要政策之時,變得激動之外,議題、討論內容隨之失焦,更遑論「工具性」的討論,核心價值觀沒有確立,焉能聚焦?

而這個「終極價值觀」不必然涉及獨立建國與否,若以台灣而言,它可能是討論國家現況何去何從,也可能是如何擘劃對中國的經貿政策等,且這種價值觀必須是幾乎接近「共識」,至少是「大部分人儘管不喜歡,但還能接受的價值觀」。

但是,民眾要做出政治選擇必然是困難與陣痛的,所以「不做選擇」變成是大家不想很快去面對難題的最佳選擇,套一句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所用的「逃避自由」概念,「逃避選擇」反而是台灣在當前過多的「政治消費主義」與「網路政治」疲勞轟炸下最好的選擇應對策略。

所以,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過去支持「維持現狀」者總計有57.5%,高於傾向獨立的25.7%與傾向統一的10.4%。這項調查結果顯示,「獨立」並非是台灣目前的共識,「維持現狀」才是。要注意的是,此處提及的獨立,主要是意指「破除中華民國或說現狀框架,建立一個新的、形式上的政治實體,也是一般人所認知的台獨」。

另外,根據台灣民主基金會於2018年所做的一份民調,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導致中國武力攻台的話,會有55.0%的民眾願意,或非常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35.9%的民眾不願意。但是,如果中國為了統一而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話,則有將近七成(67.7%)民眾願意,或非常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39歲以下年輕人的自我防衛的決心更高,甚至突破70%。

不過,若是把問題換個方式,改成「請問您認為台灣人願不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認為不願意者有44.9%,認為願意者有41.8%。儘管根據民調結果,有67.7%人表示願意為了在中國「武統」的情況下,為台灣而戰,但卻對於其他人願意與否較無信心,而大多數人心知肚明「獨立導致戰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是因為台獨而引起中國武統,願意一戰者又更少。證明台灣人在思考獨立與否時,更傾向於考量成本的理性思考,獨立若是在沒有戰爭的前提下,才會是「最優先」的選項。

至於到2020年的情況,由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所發表的民調,到10月24日為止,雖然外有中國頻繁的軍事演習和軍機擾台,但是願意選擇與中國「和平相處」的民眾,仍然高達90.4%。而選擇願意跟中國大陸繼續「對抗衝撞」只有2.6%。更有意義的現象是,願意支持民進黨「宣佈獨立」者,只佔13.6%,遠低於「與中國大陸修復關係」的23.8%。

也難怪這份民調做出來以後,雖然民進黨看到願意為台灣而戰的比率高達6、7成,而感到相當滿意。但是看到支持台獨者卻如此之低,跟年初總統大選中蔡英文贏得的817萬張選票不成比例,讓民進黨對未來的發展,也感到不安,這也讓蔡英文不得不喊出「沒有永遠不離開的支持者」,讓執政者都要有所警惕。

肆、為何台獨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從以上政大選研中心、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的調查可以發現,「逃避選擇」確實是台灣民眾在選擇困境中最佳的選擇策略,這也是「維持現狀」一直會佔有大多數的原因。純粹支持「中華民國」和純粹支持「台獨」,都不是台灣政治市場的主流價值。

所以,不管藍、綠,只要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中華民國或台獨),再透過「政治消費主義」的操作,必然會把有「選擇困難症」的選民拉向自己的一邊,而策略上當然清楚的標明「我這家店」賣什麼肉?對方又是賣什麼肉?則是最好的策略。

而這個「肉」要找到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者。例如,過去民進黨堅持「廢核四」,要把台灣建構成一個「非核家園」。如今,國民黨訴求堅持不要「萊豬牛」,要建立一個安全的台灣,不僅在戰略上選擇以往民進黨善於利用「新社會運動」走上街頭,這次國民黨人也願意放下身段,選擇作一個配角,配合工運團體的「秋鬥」,跟著到街頭反「萊豬牛」。

更明顯的是,國民黨團終於敢在立法院潑灑豬的「雜碎」,開始學做反對黨,把以往民進黨在立法院中的抗爭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就是一種「進步策略」,反之也是一種「不讓步策略」。「讓步策略」是強者所為,「不讓步策略」卻是弱勢者的策略,這也是在「政治消費主義」中對「選擇困難症」的民眾最佳的示範效果,群眾喜歡看熱鬧,民眾也喜歡「錦上添花」,弱勢者變強,民意的支持度當然就會變強。

這點可以看出,民進黨執政一直有事沒事就挑釁中國大陸,就是要讓自己變強,絕不讓台灣人民看到自己在中國的「文攻武嚇」下變弱。同理可證,國民黨想要重新再起,「師夷之長以制夷」絕對是當前最佳的選擇策略。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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