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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的安全戰略-兼論籌組海軍之議(一)
2017/06/16 00:01:21瀏覽25|回應0|推薦0

 


本篇論文發表逾2008年9月28日青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中亞論壇」,由於當時並未放到我的部落格上,現在找到舊資料補貼上來。PS.青雲科大已經改回「健行科大」,「中亞所」已經關閉。
 
哈薩克的安全戰略-兼論籌組海軍之議
 
                                              王崑義

 摘要
 
哈薩克作為中亞國土面積最大與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決定了它在中亞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哈薩克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立足歐亞、稱雄中亞。而哈薩克貫徹國家戰略的籌碼,便是境內蘊藏的豐富能源,哈薩克西鄰全球最大的內陸湖-裏海,根據美國能源部粗略估計這個地區擁有2000億桶的原油儲存量,因而引發的周邊各國對裏海所有權的爭議。為了捍衛裏海的油氣資源,哈薩克在2003年提出組建海軍的計畫,並獲得美國、北約及韓國的相繼支持。本文將從戰略的觀點來探討哈薩克的國家戰略,以及哈薩克組建海軍背後所隱藏的戰略意含。
 
關鍵字: 中亞、哈薩克、裏海、石油、伊朗、北約
 
壹、前言

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相繼從前蘇聯獨立出來,但是國際社會對中亞各國的發展前景普遍感到悲觀。國際觀察家認為中亞地區不斷增加的失業與貧困、殘破不堪的醫療與教育體系,將使得中亞國家最有可能成為民族衝突、激進勢力蔓延的動亂地區。

哈薩克在前蘇聯版圖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和國,其領土面積達271.73平方公里,位居前蘇聯第二位,僅次於俄羅斯,居中亞之首。就地裡位置來看,哈薩克地處歐亞大陸,位居中國與俄羅斯兩大國之間,南與烏茲別克、土庫曼與吉爾吉斯等三個兄弟國家相鄰,西臨裏海(Caspian Sea),這樣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哈薩克在中亞地區的國際政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1]

哈薩克獨立之後經過多次選舉與政府改組,逐漸形成「大總統、小政府、弱國會」的政治體制。現任總統納札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獨立之前就成為國家首要領導者,掌握了最高領導權。隨著政治權力的穩固,納札巴耶夫運用總統威權推行自由經濟改革,而且強調經濟成長與穩定優先於政治自由。雖然政治體制因而顯得十分專制與僵化,但卻使哈薩克的經濟成為中亞五國中復甦最為快速的國家,透過企業私有化與引進外資,大幅改善哈薩克的經濟。

哈薩克擁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近年來,國際油價的高漲確保了哈薩克經濟的穩定成長,使之成為中亞甚至於整個獨立國協中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儘管哈薩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沒有辦法恢復到蘇聯解體之前的水準,但多少也進入穩健的成長期,不但讓哈薩克有能力抵禦在1997年俄羅斯與亞洲爆發的金融風暴,哈薩克的國民平均所得也遠高於其他獨立國協國家,2003至2006年平均國民所得達到2164美元,僅次於俄羅斯的2621美元。[2]

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在2006年提出「2013年前進入世界前五十個具競爭力國家的戰略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納札巴耶夫總統在2007年提出題為《新世界中的哈薩克》國情咨文中明確提出國家全面現代化的戰略。[3]然而要達成這個目標並非馬上就能完成,反而充滿相當多阻礙因素,包括:如何在中亞轉變的地緣政治版圖中,在大國之間求生存、中亞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安全問題、裏海的爭奪等。

其中裏海的爭奪議題,可能成為哈薩克能否達成這個國家戰略目標的關鍵。裏海位於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與中亞之間,儘管至今仍舊無法正確探測出裏海石油蘊藏量,但是普遍認為這塊區域是繼波斯灣與西伯利亞之外的全球石油寶庫。[4]隨著國際能源價格的高漲、波斯灣與西伯利亞的能源遭到強國所掌控等因素,裏海這個新興的能源產地逐步獲得世人關注。因而引發了裏海周邊國家,對於裏海法律地位與的能源分配的爭執。為了確保哈薩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哈薩克國防部在去年三月發表了至2025年的海軍建軍計畫,這項計畫立即獲得了美國、韓國與北約的支持。但是這些國家究竟是真心支持哈薩克建立海軍,還是想在裏海利益上分一杯羹,無論如何都可能引發了一場裏海的「新大博奕」。[5]
 
貳、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
 
傳統以來戰略(strategy)的概念一直被視為是一種「將軍之學」,也是運用在軍事領域的決戰之策,所以普魯士的將軍老毛奇(Helmuth Carl von Moltke,1800-1891)就曾說:「戰略就是一位將軍想達到預定目標時,對於他所使用的可能工具實際運用的方法」。[6]老毛奇的說法似乎是代表那一個時代的共同觀點,比他更早期的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1780-1831)也曾說過:「戰術是在作戰中使用武裝部隊之學;戰略乃是運用作戰以達成戰爭目標之學」。[7]而晚期的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也認為:「戰略為分配及運用軍事手段以達到政策目標的藝術」。[8]
   
然而,戰爭畢竟不是在真空狀態中進行,將軍也不是在停滯的狀態中指揮作戰,現實的戰略規劃必然和大環境緊密相連,因此,戰略更被視為是一個過程,一種不斷調整的,以便在一個偶然性、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佔優勢的世界上適應變動中的條件和環境的過程。為了符合這個過程的需要,「戰略」的概念逐漸被擴大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概念來運用,李德哈特就解釋說:「大戰略應當估算,也應當開發國家的經濟資源和人力,以便維持作戰軍隊。它還應當估算和開發道義資源,因為鼓舞人民的志願精神,往往就像擁有較有形的力量型態一樣重要。大戰略還應當調節各軍種之間以及軍隊和工業之間的力量分配。不僅如此,作戰力量只是大戰略的工具之一,它還應當考慮並應用財政壓力、外交壓力、商業壓力以及倫理壓力的力量來削弱對手的意志」。[9]
   
由於李德哈特把國家的資源與人力納入戰略中思考,「戰略」的內涵自此被擴大為「大戰略」的概念來使用,當然,「大戰略」的意義厄爾(Edward Mead Earle)更充分的解釋說:「戰略是控制和使用一個國家的種種資源,包括武裝力量的藝術,以求針對其實在、潛在或純粹假想的敵人來有效的促進和確保其至關重要的利益。最高型態的戰略—大戰略:它是將國家的各項政策和各種軍備整合為一體,以致訴諸戰爭時,要麼成為不必要的,要麼可能這麼做以求得最大程度的勝利」。[10]所以「戰略」至此已經不僅只是在戰場上角力之學,它更擴大到戰場以外國家資源的總體運用之道。
    
隨著戰略概念的逐漸擴大,當代戰略的研究更是被納入兩個重要的領域,一個是「國家」,成為「國家戰略」的概念;另一個是「安全」,而變成「安全戰略」的概念,最後兩者更被整合成為一個「國家安全戰略」的概念,這也使得戰略的研究更為充實。
 
當代以來「國家」(state)的研究已經不只是著重在土地、人民、政府與主權等要素上,在多元主義(Pluralism)的轉化之下,國家被視為是外在於利益競逐的仲裁者,國家在社會的其他團體中佔有最大的分配權力。而國家權力則反應來自社會中各種利益團體的壓力,它佔有主要的決定權力,而它的議題也是產生自社會的需求。[11]
   
由於「國家」內涵的轉化,國家在面臨各種政治團體的壓力之下,也開始轉變成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團體,可以在政治社會中追求自己的利益,也能在特定的行動結構領域中嘗試去達成它的政策目標。[12]也因此,「國家」遂被重新界定為是「具有特定立場與利害關係,在汲取、配置資源以實現自利時,會適時的展現其自主性程度的團體」。[13]
   
然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家又如何展現它的自主性呢?傑士普(Bob Jessop)就認為有兩個領域可以讓國家展現其自主性:一個是在普遍的社會中,國家能夠獨立行使其權力的領域;另一個是國家本身的能力或內在結構的權力,國家能夠滲透、控制、監督那些超越國家的社會力量。[14]為了展現在這兩個領域的自主性,國家必須發展一套特定的策略,以超越其他社會團體來展現其相對自主性的程度。
   
國家除了對內展現其自主性的能力之外,對外同樣也會展現其自主性的意涵,特別是在國際社會呈現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為了超越其他國家的競爭,它的自主性表現得更為明顯。當然,國家在外部環境所展現的自主性,不外乎是應付威脅與尋求利益兩個層面,威脅與利益是一體兩面的事,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念中,國家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必然引來安全上的威脅,而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對於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世界政府和裁軍的構想,以及其他類似集體安全或合作性安全等觀念,其成效是頗值得懷疑的事。

為此,「國家」對追求國家利益、國家目標與受到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必須做出應有的戰略判斷,才能夠維護國家的安全。在這些目的下遂又產生了「國家戰略」的概念,當然「國家戰略」是建立與運用國力,以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的目標。美國國防部就把「國家戰略」界定為:「在平時與戰時,能夠發展與運用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權力,以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與科學」。[15]所以,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權力等四項要素,變成是決定國家戰略目標的最重要因素。
   
由於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權力等四項要素是決定國家戰略規劃的重要因素,因此,一個戰略締造者必須能充分掌握這些要素,才能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威廉森‧默里等人在研究歷史上一些影響戰略締造成敗因素,就把它區分為
 
參、哈薩克的戰略安全環境
 
一、三股勢力合流
 
冷戰終結後,並未如西方世界所預期產生一個和諧的世界,更不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我們可能還在見證歷史的終結……西方民主普及,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終點」。[16]相反的,國際強權勢力的衰亡反而提供了民族主義復興的機會。中亞五國雖然脫離蘇聯而獨立,卻也相繼淪為極端勢力滋生的溫床,而分離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這「三股勢力」的合流,成為中亞國家共同面對的國家安全問題,其主要歸因於下列因素:
 
(一)民族矛盾加劇
   
俄國沙皇在19世紀後半期征服中亞之後,為了掠奪中亞資源開始向中亞大舉移民。蘇聯統治時期,為了開發中亞亦鼓勵各民族自由遷移,同時重新劃分中亞民族邊界與行政區域,因而形成今日中亞民族結構錯綜複雜的局面。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雖然從此脫離昔日老大哥的枷鎖,但是卻因為民族矛盾讓中亞猶如一座民族衝突的活火山。
   
首先是主體民族與俄羅斯族裔之間的矛盾問題。在蘇聯解體之前,移居中亞地區的俄羅斯人高達900多萬人,其中以哈薩克最多,達620多萬人,約佔哈薩克人口的四成左右。在蘇聯時期,俄羅斯人擁有中亞政治與經濟的主導地位,這些俄羅斯人多半居住在城市,在政府機關、學校、企業等擔任管理與技術工作,生活普遍優於當地居民,因而引發了中亞當地民族的不滿。在當地居民的眼中,俄羅斯人是掠奪者與殖民者。[17]

蘇聯解體後,中亞的主從關係就此反轉,原來擁有特權地位的老大哥,如今卻變成為外來的少數民族。長期受大俄羅斯主義民族政策的中亞各國,因而爆發嚴重的排俄情勢,使得當地居民與俄羅斯族裔之間的矛盾開始受到激化。1992年6月,哈薩克發生民族主義運動,哈薩克共和黨與民族民主黨在舊都阿拉木圖集會,要求「復興哈薩克民族」,其中一個訴求是解決俄羅斯人在哈薩克的問題。他們將矛頭指向哈薩克政府,因為當時的總理捷列是俄羅斯人。[18]
   
隨著中亞各國的排俄情勢加劇,許多俄羅斯人選擇遷離中亞、回到祖國。中亞國家獨立前五年內,有150多萬俄羅斯人遷離中亞,其中約有60萬人離開哈薩克返回俄羅斯,俄羅斯族裔佔哈薩克人口的比例也降至32%。[19]留在中亞的俄羅斯人不但失去了俄羅斯的國籍,也得不到所在國的國籍,不但社會與經濟地位大幅滑落,就業與子女就學也受到歧視。俄羅斯民族開始要求與當地主體民族的平等地位,使得哈薩克與俄羅斯族裔時常發生衝突。1993年12月,哈薩克北部巴浦洛達爾市爆發哈薩克與俄羅斯族裔的流血衝突;1999年11月,東哈薩克州的俄羅斯人提出建立「俄羅斯家園」的訴求,以爭取該州合併到俄羅斯。[20]

其次是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的矛盾問題。帝俄之後推行的中亞移民政策,因而形成現今各國民族相互交錯、相互融合的多民族局面。今日哈薩克由130個民族所組成,主體民族哈薩克人約有800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五成,其他包括俄羅斯、烏克蘭、日耳曼、烏茲別克、維吾爾、土耳其、朝鮮等民族。[21]然而中亞各國獨立初期,為了擺脫蘇聯突然解體後迅速升高的民族主義情緒,各國無不刻意強調主體民族的優越地位,給予主體民族特權、排斥其他民族政治權利,因而引發少數民族的不滿。哈薩克的憲法內容即鄭重宣佈:「哈薩克國家權力歸屬於獨立自決的阿薩克民族所有」,而哈薩克人僅佔全國人口的50%,但是哈薩克公家機關中擔任要職的哈薩克人超過80%。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的這般歧視,以及境內的邊界民族,由於勞動力過剩、耕地與水資源,時常為了爭奪資源各不時發生衝突,因而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22]
 
(二)宗教矛盾加劇
   
既然中亞地區呈現多民族型態,在宗教上自然也呈現多元化態勢。但是在蘇聯統治時期,各種宗教都受到嚴格的壓制。中亞國家獨立後,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中亞民眾不由得產生一股失落感,給予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死灰復燃的機會。
 
1、泛突厥主義
 
古代突厥人本是西元五世紀後半葉活動在準格爾盆地北緣的一支游牧民族,西元545年,突厥土門部統一突厥全族後擊敗柔然,建立突厥汗國。到了西元六及七世紀,突厥人進入中亞進而控制整個中亞地區。隨著之後阿拉伯與蒙古人的入侵中亞,中亞的突厥化因而與伊斯蘭化和蒙古化交織在一起。[23]
然而「泛突厥主義」並不是首先產生於土耳其與中亞。19世紀時期,俄國境內的韃靼民族知識份子利用文化認同意識,激發民族主義的團聚力,透過教育和語言改革,試圖將說突厥語的各民族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突厥民族」,以抵制沙俄政府。泛突厥主義之父是克里米亞韃靼人伊斯邁爾·加思普林斯基,他於1883年明確提出:俄羅斯、中亞、中國與伊朗的穆斯林應該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聯合起來。

在上個世紀初期與一次大戰期間,「泛突厥主義」曾廣泛傳播。1908年時,青年土耳其黨人曾嘗試建立一個突厥人帝國,取代在歐洲的失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隨著加思普林斯基等人被迫流亡土耳其、中亞的「泛突厥主義」跟著處於冬眠狀態中,於是被一些土耳其的知識份子接手,變成恢復昔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輝煌歷史的民族復興運動,因此「泛突厥主義」又稱之為「鄂圖曼主義」。

蘇聯解體後,泛突厥主義運動再度復甦。由於中亞國家除塔吉克之外,主要民族均屬於突厥語系,因此中亞各國當政者與反對派對於成立「突厥聯盟」大感興趣,建立獨立的「突厥國家聯邦」也成為中亞民族主義組織的主要宗旨。哈薩克三大民族主義組織之一的阿拉什就持有明顯的泛突厥主義觀點,宣稱其宗旨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突厥斯坦聯邦」。[24]

土耳其不僅大幅宣言突厥語國家聯盟的構想,更大力支持突厥語組織與各種以「泛突厥」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全方位擴大土耳其在中亞的影響力。1992年在土耳其舉行的突厥語系國家高峰會議上,土耳其總統厄紮爾大力宣揚突厥語國家聯盟的理念。同時在外交部屬下成立了「突厥國家合作與發展組織」(Türk İşbirliğive Kalkınma İdaresi Başkanlığı,TIKA),該組織隸屬總理府。但是隨著各國領導人開始從自身國家與民族利益出發,對建立泛突厥國家的興趣也隨之大幅降低。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就表示絕不能接受建立泛突厥聯合國家的構想,因為不希望擺脫一個「老大哥」,卻又來一個新的「老大哥」。[25]
 
2、泛伊斯蘭宗教主義
 
伊斯蘭教在中亞已有一千年多的歷史,信徒多達3850萬人,約佔中亞人口的七成。在蘇聯統治時期,蘇維埃當局在哈薩克設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對中亞的穆斯林進行嚴格的宗教信仰管制。蘇聯解體後,由於意識形態呈現真空,於是乎獨立後的中亞領導人無不利用伊斯蘭教作為復興民族的工具。除了清真寺與宗教學院如雨後春筍般激增外,社會宗教活動與具參政意圖的伊斯蘭政治團體亦明顯增加。但是中亞的宗教復興,卻淪為有心人士煽動民眾情緒的工具,同時由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鄰國伊朗向中亞滲透,造成極端宗教主義在中亞蔓延。[26]塔吉克在1992-1997年所爆發的內戰,即為地方政治勢力與伊斯蘭復興政黨就是否應該就實施政教合一的政體,在外來勢力干預之下所進行的內戰。[27]

一九九0年代末期,中亞的伊斯蘭極端勢力逐漸壯大,不僅成為中亞世俗政權的嚴峻挑戰,更形成了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離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合流的趨勢。儘管哈薩克國內的宗教狂熱不如塔吉克與烏茲別克來的激烈,納札爾巴耶夫也表示不會追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且將竭力遏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滲透,但是納札爾巴耶夫也承認宗教狂熱正對該地區的穩定更構成威脅。[28]1998年哈薩克南部出現伊斯蘭極端勢力創辦的宗教學校,鼓吹穆斯林兄弟聯合起來,以暴力手段推翻現有的世俗化政權。[29]
 
二、美國勢力大舉伸入中亞
  
中亞地區地處歐亞大陸的重要銜接地帶,加上豐富的油氣蘊藏,自然成為周邊國家覬覦的場所。冷戰時期,中亞是蘇聯的傳統勢力範圍,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因而不允許其他國家勢力進入該地區。蘇聯解體後,繼承的俄羅斯忙於處理國內殘破不堪的內政與經濟問題,無暇兼顧中亞事務,因而給予周邊國家與大國將勢力伸入中亞的大好機會。
誠如《新的大博奕:中亞的血與石油》(The New Great Game: 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一書的作者盧茲‧克萊佛曼(Lutz Kleveman)在2003年便一語道破裏海地區相鄰的中亞國家何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他指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該地區的領導勢力,其他新興區域大國,如中國、伊朗和日本,也開始進入中亞地區,與俄羅斯並肩而立」。[30]

過去由於中亞是俄國的戰略後院,美國一直苦於無從介入,所以美國對中亞諸國不太重視。蘇聯解體後,美國進入中亞的阻力降低,以及中亞的能源地位日益提高,美國在中亞五國獨立之初便立即對此一地區表現出高度關注。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1991年訪問了哈薩克。隔年,隨著伊朗外長委拉亞提訪問中亞,貝克國務卿隨即跟進訪問土庫曼、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31]1997年7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宣佈中亞是對美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地區,從此之後美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更加緊密。[32]

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利益取決於兩大因素:首先,中亞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控制中亞便能掌控歐亞大陸。美國透過支持獨立國協與裏海周邊國家獨立,在中亞建立親西方的民主國家,配合北約東擴,北可箝制俄羅斯、東可遏制中國崛起、南扼伊朗勢力進入中亞,更可以打擊區域內的反美恐怖組織。[33]其二,中亞地區擁有豐富油氣資源,掌控裏海能源能夠降低美國對於波斯灣石油的依賴,成為新的能源供應來源。因此,美國有必要確保中亞能源能夠進入西方市場,避免受俄羅斯所壟斷。

為了確保上述戰略利益,美國對中亞採取多面向經營策略。在政治上,透過恩威並施的手段,以敦促這些中亞國家實施市場經濟與民主改革,達到建立「民主同盟」的目的;在經濟上,美國以強勢經濟力量介入,以加強「經濟援助」、擴大「經濟合作」為由,以經濟利誘使中亞國家對美國產生依賴,進而掌控中亞、高加索與裏海的能源生產與運輸,如今在中亞投資能源產業的外資中,美國佔了30%;在外交上,美國引進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勢力,透過共同實施「提供希望計畫」援助中亞,共同遏止伊朗伊斯蘭基本教義勢力染指中亞地區;在軍事上,美國透過北約與中亞國家建立「和平夥伴關係」,利用在中亞國家駐軍、提供軍事援助的機會,確保美國的軍事存在。911之後,美國更順勢藉「反恐」之名在中亞駐軍,並試圖保持長期的軍事存在。

儘管哈薩克在反恐戰爭中的作用極為有限,但是由於哈薩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預計未來20年內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產國之一,因此哈薩克一直是美國最感興趣的中亞國家。[34]但是對納札爾巴耶夫政府來說,美國近年來在東歐與中亞進行「顏色革命」,卻是哈薩克必須謹慎面對的課題。所謂的「顏色革命」,是指中亞人民藉由柔性的群眾運動推翻政府,這類運動通常具有鮮明的顏色或以鮮花為標誌,如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這些「顏色革命」大多是美歐國家透通慈善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在獨立國協國家之間進行滲透,培育政治菁英、扶持反對派、支持民眾以街頭革命方式奪權,並建立親美疏俄的政權。所以「顏色革命」並非是社會革命,只是一種政治變動-不以新秩序取代現有秩序,而是某些人努力使政權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一種變革行動。
 
三、俄羅斯的東山再起
 
雖然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地位,但是獨立國協從沒有成為俄羅斯有效的控制工具。因此儘管中亞國家多數為獨立國協的成員,但是由於國力大幅衰退,使得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劇減,只能採取守勢作為。近年來,隨著能源價格飆升,帶動了俄羅斯的國力復甦,同時面對美國在中亞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勢,俄羅斯開始「轉守為攻」,提高了中亞與裏海地的經營力道。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主要包括:
 
(一)安全利益
 
中亞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首先,面對北約的積極東擴,中亞成為北約東擴的緩衝地帶;中亞地區緊鄰全球毒品的主要產區之一的「金新月地帶」(Golden Crescent),該地帶生產的毒品經由中亞進入俄羅斯國內,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如何阻止毒品經中亞進入俄羅斯國內,成為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的重要工作;長期以來,中亞地區作為俄國防範伊斯蘭極端宗教勢力擴張的重要緩衝區。[35]
 
(二)經濟利益
   
中亞地區蘊含豐富礦產及農牧產品,為俄羅斯企業主要的原料來源,俄羅斯每年從獨立國協的進口項目中,中亞佔29%。[36]中亞地區同時也是俄羅斯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俄羅斯與中亞國家之間的互賴經濟,對於俄羅斯的經濟成長、提供就業機會有重大的貢獻。[37]俄羅斯近來積極參與中亞裏海能源的開發與輸出,除了可以為俄羅斯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外,更可以避免因為與中亞國家在全球能源市場的競爭,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
 
(三)民族情感因素
 
如同先前所述,中亞地區擁有眾多的俄羅斯人。過去蘇聯統治時期,俄語系居民備受愛護,蘇聯解體後,俄語系居民受到中亞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敵視,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俄羅斯有義務保障中亞地區俄語系居民的生存權利與安全。[38]

面對美國在中亞一連串的外交攻勢,俄羅斯越來越感到美國入侵它的敏感區域。俄羅斯緊抓住中亞國家在軍事與能源供應方面的罩門,迫使中亞國家向俄羅斯讓步。在軍事上,俄羅斯試圖以《集體安全條約》、上海合作組織與亞洲相互合作與信任措施會議,建立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安全合作體系。除此之外,雖然俄羅斯向中亞國家移交軍事控制權,但是基於自身的安全需求,俄羅斯仍舊在部份中亞國家駐軍。對於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與軍方而言,都強烈支持俄羅斯應當在中亞保持有限度軍事駐軍的主張。[39]

在能源供應上,由於中亞國家均為內陸國家,缺乏對外出海口,因此能源控制長期以來一直是俄羅斯最有效的武器。俄羅斯政府利用其境內的蘇聯時期遺留的石油與天然線管道系統向中亞國家要脅,迫使新獨立的國家就此讓步。特別是哈薩克,其北部的用電完全依賴俄羅斯,而大部分的石油與天然氣需求也依靠俄羅斯,使得哈薩克經常被迫向俄羅斯讓步。[40]
 
四、伊朗的角色
 
回顧歷史,伊朗曾是中亞地區的領導者,波斯帝國曾長期統治這塊地區,使的波斯文化對中亞諸國產生深厚的影響。同時在伊朗境內擁有相當數量的土庫曼與亞塞拜然人。冷戰期間,由於蘇聯將中亞視為戰略後院,因此伊朗對於中亞的經營態度較為被動。蘇聯解體後,伊朗的外交決策者對於是否應該進軍中亞一度感到相當困惑,伊朗一方面想承認這些中亞新興國家的主權地位,以免被土耳其搶先進入,但是另一方面又擔心承認這些國家獨立,會掀起伊朗國內土庫曼及亞塞拜然人的獨立運動。

最後,經過一番利弊衡量之後,伊朗決定乘中亞伊斯蘭宗教復興之際,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伊朗的戰略決策者深知自身的外交形象不佳,同時由於中亞國家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有所顧慮,因此伊朗主要採取經濟滲透手段。伊朗與土庫曼簽署協議聯合開發卡拉庫姆油氣田,同時也與中亞各國展開農業科技上的合作。除此之外,伊朗也在文化與宗教上對中亞國家進行滲透,伊朗在中亞設置波斯語協會,期望藉此協會串聯其他中亞波斯語系國家。

另外,伊朗同時還幫助中亞各國修築清真寺,向各國派遣神職人員。經過多年苦心經營,伊朗與毗鄰的塔吉克與土庫曼建立了良好且穩定的關係。雙方在經貿、宗教、文化上的交流極為密切。伊朗從此逐步建立在中亞的影響力。[41]
伊朗在中亞的戰略意圖:首先,「輸出伊斯蘭革命」。伊朗正逐步取代共產主義成為反對西方民主價值鬥爭的領導者。伊朗把伊斯蘭國家的貧窮歸咎於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因此不能任憑西方國家為所欲為,必須拉中亞國家加入反對西方價值觀的行列。[42]

其次,鞏固中亞戰略後院。自從親美的巴勒維政權遭到伊斯蘭宗教勢力推翻之後,美伊關係就此陷入水火不容的狀態。美國便極力在國際上會孤立伊朗,如今伊朗的「前院」波斯灣長期受到美國所控制,如果中亞這塊「後院」跟著失守,伊朗便陷入腹背受敵的艱難外交險境之中,因此鞏固中亞國家的關係便成為當務之急。伊朗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2007年8月底對中亞國家進行訪問,無非是期望藉此鞏固雙邊關係。另外,還有遊說中亞國家在核問題上支持伊朗,避免中亞國家支持美國的制裁伊朗提案,甚至避免提供美國攻打伊朗時的軍事支援。[43]

對於哈薩克而言,伊朗向中亞擴張勢力未必是件好事。經濟牌的另一面是宗教牌,由於伊朗向中亞散播伊斯蘭基本教義思維,致使極端宗教主義在中亞蔓延。另外,伊朗與恐怖組織糾纏不清的關係,都令哈薩克當局感到無比威脅。
 

(一,未完,待續二)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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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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