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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8/13 13:19:30瀏覽81｜回應0｜推薦0 | |
| 失敗者回鄉 鍾永豐 刊于《中国财富》2011年9月号 1992年，我花了8年的時間終於把大學唸畢業。那包括第一間成功大學唸兩年半被退學，去外島當兩年兵，以及插班淡江大學二年級又多讀半年。畢業後跑回家鄉美濃做田野調查、搞運動沒薪水又沒身份，只好拜託遠房親戚介紹，在美濃南邊一所國中當代課教員。代課教員通常會被發配邊彊，派去教那些父母不愛老師討厭社會又嫌棄的三年級後段班，人稱牛頭班。經過兩年試煉，他們被認定考試能力最差、升學機會最渺茫。 我上他們的國文課，只有四、五個女學生靜得下來聽課，其他不是趴成一片，就是玩成一團。了解他們在教育體制中所遭受的錯誤對待，覺得沒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要求他們坐好聽課，我只是請他們放低音量，體諒前面有興趣的同學。但文言文很快就使她們眼神迷航了，我便明瞭她們之安靜聽課，是出於禮貌。 「我們聊天好嗎？」我不想為難她們，輕聲地問，不想驚動後面的吵嚷。 「好啊！老師你要聊什樣。」她們好像也沒有太多期待。 「妳們最常有的心情是什麼？」聊心情夠貼近生活了吧！我想。 「無聊！」、「不知道要幹嘛！」、「好想趕快畢業！」她們漫散地回答。 我認真地點頭，心裡也開始漫散了。 「寂寞--」靠邊窗的座位上傳出一個有點不屑又略帶挑釁的聲音。 那個女孩叫秀惠，上課不太跟旁人交談，也不抬頭看黑板或講課者。她低頭，垂髮，自顧自地寫自己的東西，有時望出窗外，心事重重。 我靈機一動，反問她：「那妳知道寂寞和孤獨的差別嗎？」 「孤獨是一個人，寂寞是沒有人。」她瞧了我一眼，把話丟回來。 她的話像兩個子彈射出，一中心窩，二中額頭；我愣在講台上。那是我從小最熟悉的兩種情緒：早上醒來時比我大的不是下田上工就是上學，有時覺得滿好，發呆也不錯，有時覺得內心的空氣被抽到真空，快窒息暴斃。習到這兩個字眼後我便一直琢磨它們的名下區分，後來擬出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解釋：孤獨時自我的輪廓完整，寂寞時自我則開始模糊。秀惠的語法不必用套裝哲學借屍還魂，精準，詩意多了！楞住的那瞬間，我心裡酸緊，想她的處境必定有我所沒體會過的複雜深刻，而且一定浸得比我久。 「說得真好！這是我聽過最棒的定義。」我回過神，真想用力給她鼓掌。 秀惠抬起頭，轉過三分之二的臉對著我看，表情略有繳械。 「而且其他同學也對自己的心情很有想法，那我們本週的作文題目就叫『我的心情』，好不好？」我興奮地環視大家。 出了校門我回復好事者的樣態。那時有關美濃水庫計劃的正反面議論已在地方上暈開，老人家在樹下、農民在茶桌上、民意代表在議事堂上，常常起爭執。我們幾個回鄉的年輕人被曾文忠老師--一位退休回鄉的美術教員，邀去商討此事。妹妹秀梅提議，這麼大的事，鎮公所應該召開公聽會，讓政府說明計劃內容，並邀請各方專家學者發表評估意見。曾老師說這意見「蓋做得」，鎮長是他學生，我帶你們去拜會。 鎮長叫鍾添富，近四十，人如其名，最近發了大財，被地方派系拱出來選上了鎮長。公聽會的事三兩下便談完了。地點？沒問題，我弄個大禮堂給你們。人？沒問題，我叫鄰長通通出來，十九個里，每里二十鄰，夠多了吧？好個地方諸侯霸氣！我們猛點頭，折服。 剩下來的時間呢？鎮長開始講他的故事。那幾年在南臺灣客家農村進行訪談或拜會，我最喜歡聽地方人說故事，因為裡面有太豐富的社會學辯證、文學歷程與人類學知識。我們幾個讀書人從外面回來，凡事新鮮，又一副與世無涉、凡事都有興趣的樣子，而且，我們的情緒沸點很低，隨便一個故事轉折，我們要不面露訝異，便爆聲大笑；因此，說故事的人通常會很有成就感。但地方人說故事的意願與能耐，就是有明顯的世代差異。 拜訪6、70歲沒離鄉過的老農民，你得很會問問題，而且得想辦法把有點學術味的問題轉成地方語脈絡，他們才勉強不會答非所問；一旦他們講順了，便是一部完整的戰後臺灣農業史。他們大多為長子長媳，在經濟現代化初期撐住農業家族，上承父母的權力意志，下則提供資助，讓弟弟妹妹唸更多書，以進軍非農業部門，反饋老家。更重要的，他們繼承父母的祭祀責任與文化慣習，而且操練不輟，所以是一部精彩的農村生活史。 30歲左右剛從都市回來種田的年輕農民，身上有太多未癒的挫敗、創傷--工作上、感情上的、家庭關係上的，以及惶恐的未來，同時還要忍受鄉人有意無意的訕笑、奚落；在聚會的場合他們經常低頭不語。他們剛去了印尼、柬埔寨或越南娶親，程序上得等上一年的時間，妻子才能取得簽證來台。即便我們後來為他們的妻子開辦識字班，他們肯定有加，但面對訪談，他們仍會眼神飄忽、閃爍其詞。 添富他們這一夥約在四十上下。1980年代中期他們回鄉時，正好碰上幾個政治經濟契機，左右逢源。首先是臺灣歷經二十年的快速工業發展，累積雄厚，加上台幣不斷升值，資本的投機化傾向愈來愈囂張，房地產、股票經常一日數市。地方政治上，老一輩的士紳紛紛老去，第一批現代化教育所培養的知識份子又被抽離農村，鄉鎮級政府的領導階層遂成真空。而在中央政治上，國民黨開始大量拉攏地方有力人士，以應付黨外運動的挑戰，活化凋零的統治合理性。 添富在都市打拚的70年代末也碰上「黑手變頭家」的好時機：臺灣的消費市場蓬勃發展，服務業產值急起直追。添富在善做生意的妻子協助下經營豬的內臟生意，看準上昇的人均肉類蛋白質消耗量，大賺特賺。可能是衣錦還鄉的心理作用，都市裡到處是銀行，添富就是不存，偏要拿回家鄉。每個月幾百萬地往農會信用部存，風聲一下子傳開，地方頭人都在探聽：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來路？錢用布袋裝！ 添富當上鎮長，炒地皮的、玩股票的、瘋酒家的馬上擁過來：又是另一波資本的狂歡。 時代儘管在變，有一個主題倒是歷久彌新：教育、離鄉與階級爬升。添富講發跡眉飛色舞，提到考試失利便黯然神傷。初中畢業那年，添富考不上高中、師範學校，被押去唸免試免費的陸軍士官學校。那有多丟臉你知道嗎？添富說每次放假坐巴士回家，他都算好時間，天黑後進村，下車後脫掉軍靴拎著，躡手躡腳走田埂回家。「大路不是我們這種讀書不贏的人做得行的！」多年後添富的羞辱感仍刻骨銘心。 這種以讀書考試為人生判準的社會價值觀，在臺灣社會是很普遍的現象；但在美濃客家，似有被極端強調的傾向。美濃超高密度的博碩士、公務人員、老師校長，向被奉為重視教育的地方典範，但隱而不說的是，讀書失敗淪為吸毒人口的比例，美濃也不遑多讓。這個社會所允許的人生多樣性，低得令人迷惑。 另一個回鄉的重要群體，是黑道兄弟；也是因為水庫議題，我跟他們有了接觸。鎮公所要辦公聽會的消息傳開後，正反兩方競相動員。從側面消息，我們知道美濃有好些重要人物早被收編，在水庫預定地買了大批土地，等待坐收徵收暴利。擔心地方黑道也被官方的超大利益吸附，變成水庫計劃的禁衛軍，甚至危及我們的性命，我提議爭取他們的支持。但，怎麼說服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說不定他們還討厭我們這種讀書人呢！沒辦法就打電話吧，我說。 美濃的黑道老大叫阿欽，當時是鎮民代表會副主席。我打電話給他，說我們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助理，想拜會他，他淡淡地應好，沒多說。赴約那天晚上，我們興奮異常，彷彿是要去看什麼奇珍異獸。阿欽副主席家裡沒什麼異常之處，人也禮貌客氣，不好引動話興。建築學背景出身的允斐注意到牆上有一幅像冰塊炸開的抽象畫，說副主席好品味，懂得欣賞抽象畫。阿欽表情歉然，說那幅畫長得像泰國蝦，夜市買的。大家哄堂爆笑，真的把氣氛炸開了。 妹妹秀梅大膽問他是哪裡人，阿欽說是龍肚東角；我們隔壁村，同一個學區。那你認識某某人嗎？認識，他是我叔叔。哦，那我祖母跟你們同宗，你要叫姑婆。阿欽又露出投降的表情，笑說美濃人牽來牽去都是親戚。祖母娘家算是重視門風的家族，出了好幾位有名的老師、校長，怎麼會出一個大黑道？我與妹妹心裡納悶，但誰敢問？怎麼問？ 其實聊天聊順了，答案都在裡面。連上血緣線後，地緣線就不難了：我們從某幾位親戚的故事開始，交換家族記憶，連結地方情感。從小就叛逆的妹妹似乎從阿欽的家族背景中嗅到某種連接，突然切進一個問題：副主席，在一個老師這麼多的夥房中成長，是種什麼樣的經驗？阿欽臉上閃過一陣輕微的扭曲，他說上小學直到中年級他的成績都還在前幾名，可是有一次貪玩後發燒，名次掉到後半段，別房的長輩取笑他，也不知道怎麼搞得，體內的反骨就爆開了，從此不僅不唸書，還開始打架。阿欽話速加快，初開始是牛車，現在是摩托車了。 「那你後來為什麼要回來？」我也好奇了。 「雲飄久了，不下雨不實在；人飄久了，不回來也不實在。」阿欽的聲音變淡變慢，似乎要把情緒收回來。 「聊這麼久，還沒請教有什麼事情要我處理？」阿欽回復民意代表的神色。 「也沒什麼啦，就是這個月十號，我們辦了一場美濃水庫公聽會，希望副主席能來參加，聽聽各方面的意見。」我也言歸正傳，交待了宗旨。 「這事很重要，我一定參加。你們為地方用心，很難得。」 那場發生於1992年12月10日的公聽會不只開啟了美濃反水庫運動，也奠定了我與添富、阿欽的情誼，後來我甚至成了他們在政治路上的諮詢對象。更重要的是，從他們的生命史，我開始對那些回鄉的失敗者產生詮釋性、脈絡化的理解，並試圖在往後的創作中，把他們的故事寫進歌。「菊花夜行軍」專輯的主角阿成，其實就是他們的綜合體。當然，裡面也有我自己失敗回鄉的故事。 那堂國文課後第二天，秀惠的作文就交了，全班第一個。最後一段所寫的，是我在創作上的主要意念，如下：「我們的心理也是有自專，但如果那些有種族歧視的老師們，傷了我們，我們也會生氣，班上同學有自己的前途，不會唸書並不表示沒有前途，沒有什麼用了，在這三年來，我們心裡有很多的不平和心聲，但卻無法說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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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生活｜大台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