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豐 刊于《中国财富》2011年7月号


我本來以為長大後就是要當農民，跟父親那樣。

1975年秋，父親有天傍晚從田裡回來，要我把水牛牽到牛車旁。

「阿豐，來，我教你駕牛車。」父親叫我把牛牽到牛軛旁，讓牛站著，平行於連結牛軛的木架。「好，現在你拍拍牠的肩膀，牠自然會走進木架中。」

我拍了拍，牛不動。我委曲地回看父親。

「你要使力拍，還要大聲喝！」父親明明笑筋浮現，可又忍住，猜他是顧全我的十二歲尊嚴。我大吼，牛進去了。

「現在你抬起牛軛，到膝蓋高。」我照做，來我們家五年的水牛側頭，用牠的右角撩起軛，熟練地讓它滑下脖子。

「很好！最後一個手續，很重要！你把牛軛左邊那條索，繞過牛頸下面，綁在牛軛右邊。」我彎身拉索，牛的右眼瞪著我。

「好，上車！」父親把牛繩遞給我，「你來駕。」

父親坐旁邊，「其它的就跟你平常放牛一樣。」我很開心，覺得正式與父親一夥了。「轉彎最要注意，一定要等牛身過了彎，才轉！」父親指著前面即將與我們平行的大圳，要我轉彎過橋。

「這樣知道了吧，你讓牛順著彎走，車身就轉不過。」我深有領悟地點頭。

「敢一個人駕嗎？」父親說他與母親明天一大早得趕去田裡引水、修田埂，晚了圳水會被別家搶走，「等日頭爬上東邊大山，你就把車駕過來，好嗎？」

「好，我敢！」我神氣著。

我想我長大後要做農，像父親那樣。

第二天早上，太陽剛把山頂鑲金邊，我就把牛牽到牛軛旁；父親已把犁與底肥先放車上了。「這一車東西若沒送到，父親他們就沒法做田了。」理解了父親的設想與這趟任務的緊要，我心中緩緩雄壯。

那個清晨是我的成年禮了；牛與車，我緊握繩索，風景踏著牛蹄的節奏向後滾動，秋天拂面，父親在南邊，遠遠的荖濃溪畔，我變大人了。

我想我長大後就是做農，像父親。

之後的人生就平凡了。一年後國小畢業，被送到鎮上的明星國中就讀，課後的時間幾乎都在補習，三年後考上高雄市的明星高中。像父親教我做農事，讀書的事我也照著做。但空洞不斷滋長，我想瘋狂運動會好些。我當上了排球校隊隊長，但沒有用。空洞不斷膨脹，我想上了大學會好點。沒有用；撐到大三我就退學了。那個空洞一度很頹廢，坐躺在裡面聽搖滾樂、讀現代主義文學，正好。

不忍心母親難過，當完兵我乖乖插班回大學。小我兩歲的妹妹秀梅，勇敢得多，大一那年她就鑽進內心，像游泳時從水面潛向河床那樣，找到那空洞，給了它一擊。她跑去臺灣中部的鹿港參加反杜邦公司設廠運動，當然書也不唸了。父親不僅沒反對，居然還給了她五千元盤纏。那是臺灣戰後第一宗社會運動，且是在解嚴前的1986年。父親當時是怎麼看那件事，又為什麼不對秀梅退學搞運動不生氣，我沒來得及問他。

1987年，我退伍前一年，父親因體內農藥殘餘過量爆病身亡，五十四歲，比我現在才多幾歲。

反杜邦運動之後，秀梅與她的社會主義同志進行全島串連，試圖培訓農民。我剪掉長髮，加入妹妹的行列。但民進黨成立後大量集結各種新生力量，社會運動在價值上快速民族主義化、手法上逐漸民粹主義化，真正以弱勢者為主體的進步運動愈來愈難以為繼。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鄉--美濃。

1990年，我們回到出生地，參與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徐正光所主持的「小商品的政治經濟學」計劃，於南臺灣客家農業地區進行農戶訪談與基本資料蒐集。父親不在的美濃寂寞許多。全鎮種了半世紀的菸草，面積大幅萎縮，導因於1987年臺灣被迫向美國開放菸酒市場，以換取世界貿易組織的門票。妹妹與她的同志們曾經組織大型遊行，抗議美國。

美濃的農民嘗試種其它經濟作物。先是咖啡，農民被苗商拐騙，花大錢買了號稱從巴西空運來台的咖啡樹苗，結果後苗商閃人，根本沒人收購，帶頭的農民走投無路，自殺。接著是菊花，花商透過農會找農民契作，靠山的幾個村子立刻變花海。為了延長光合作用以使花枝俊俏，晚上燈火通明，星空暗淡。收成時花商故意壓低價格，農民收越多賠越多，乾脆放著，任愛花的小女生隨意採。

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當道，過去被政府照管、保證價格收購的菸農也開始要獨力面對市場了。以前作物與農民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現在農民被打散、趕入自由市場，菊花挑燈侍候，夜夜行軍，正是90年代美濃三農處境的寫照。藉著研究之便，我們訪談農民，試圖釐清問題，找出行動的可能。同時我們與留鄉的知青合作，開辦調查營隊，邀進步學生下鄉探討三農問題。

我心內的空洞不斷縮小，還是可以聽搖滾樂、讀現代文學，但多了勞動者觀點。訪談農民的收穫是多面向的：既是政治經濟學，又是社會人類學。另一個重要面向，是語言。從一開始魅於農民語言的魔力，到領略它們的節奏、情緒、隱喻等技法構造，似乎是父親教我駕牛車以來，真正的向農民學習。

才開始搞清楚美濃農民社會的政治派系，水庫議題就來了。

90年代初，資本去管制化、國營企業私有化等經濟自由化工程啟動還不到十年，南臺灣的製造業脫逃殆盡，具有支撐力道的產業只剩下鋼鐵業與石化業。加上替代性產業的缺席，使得原本應限縮的重化工業整裝再出發。國民黨政府推出更大型的濱南工業區計劃，內含大鍊鋼廠與輕油裂解廠，預計每日消耗32萬噸水，佔大高雄地區每日用水量的1/6強。為解決原已窘迫的供水問題，水利部門計劃在美濃興建臺灣第二大水庫。

當少數士紳得到訊息時，美濃水庫計劃早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預算躺在立法院，93年春將進行審議。我們被熱心的士紳找去與鎮長討論對策之際，時序已是92年秋。基於政策公開的立場，我們建議鎮長要求水利部門召開公聽會，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與地方各界代表参加。是年底的公聽會上，官方說法不敵專家學者針對民主程序、地質安全性的質疑，以及居民、知青維護文化、生態完整性的反對聲浪。之後新的社會能量迅速累積、蔓延，我們串連其中，承擔行政與宣傳工作，在四個月內組織了數百人，前往立法院陳情，要求删除水庫預算。

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樁反水庫運動：水庫做為現代化的先鋒與發展象徵，首度受到挑戰。94年4月，我們結合農民、士紳、小企業主與知青，成立「美濃愛鄉協進會」，更有計劃地進行各種組織工作。水利部門雖一時慌亂，連續兩年被我們得逞，但水庫畢竟牽動著南臺灣的經濟命脈。工業部門及重化工業資本家的不滿聲四起，水利部門遂積極進行反制。

他們在兩個重要層面進行反擊。其一，他們贊助學術機構舉辦多場水資源研討會，由主流學者指陳南臺灣水資源供給不足危機，以及興建美濃水庫的政策正確與工程安全。其二，他們鼓勵支持水庫計劃的地方人士成立倡議團體，宣傳水庫對美濃的各種效益，並安排上千美濃居民參觀其它地方的水庫建設。他們的工作迅速收效：97年底的鎮長與縣議員選舉，當選者均為支持或不反對水庫計劃者。如此成果使得國民黨政府信心飽滿，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現為副總統）遂在98年4月宣佈：美濃水庫一年內動工興建。

運動節節敗退之際，部份反水庫人士也開始質疑由知青所主導的愛鄉協進會是否太訴諸於文字、太過於溫和。他們乾脆另外組成「反水庫大聯盟」，針對反制團體的運作，採取直接的衝撞行動，並發動地毯式民意調查，想證明美濃的反水庫民意遠超過50%。

面對內外形勢的交迫，我們正視自身的侷限，不斷反省、討論，凝聚了幾個共識：（一）對內關係上絕不能與反水庫大聯盟形成主導權之爭；（二）運動不能走向「不要在我家後院」的困境；（三）最重要地，這是一場與大社會對話的運動。

做法上，我們定出了幾個工作方針：（一）互派代表参與對方的決策會議，搭配、補強彼此的行動，以與大聯盟形成不僅是「互為主體」甚至是「互為客體」的合作關係；（二）針對鎮內的各種人民利益團體，如老人團體、觀光促進團體、地產團體等，進行說明工作；（三）以南臺灣弱勢族群、生態環境以及整體水資源與產業政策的觀點，重新審視美濃水庫計劃的合理性，並以此連結學術圈內的進步學者，區域內的族群團體、環保團體與地方政府；（四）向各政黨中稍有進步意識的立法委員，說明我們的訴求，爭取支持。

99年5月，美濃水庫預算審議期間，我們與大聯盟動員近兩千居民前往立法院陳情，期間並有多個環保團體、工運團體、學運團體到場支援。在最後的表決階段，我們守在立法院每一個門口，低姿態地向出入的委員喊話。在半數立法委員的支持下，水利部門不得不删除預算中的工程項目，只保留評估經費；美濃水庫從此走入停建的階段。

運動期間，我一直想建立文化工作隊伍，藝術性地記錄、表現並傳達運動的內涵與意念。有一些記錄片與視覺藝術工作者願意幫忙，但由於作品難以連貫，雖有些基本成效，但難以產生戰略性的影響。

94年春，一位就讀於淡江大學的美濃青年歌手林生祥回來找我們。他的樂團「觀子音樂坑」要在校內辦場演唱會，想把門票收入捐給反水庫運動。「觀子音樂坑」以客家山歌為基底，寫了幾首以美濃及反水庫為題的簡單歌曲，每有運動場合，生祥總會儘量趕回，幫忙提振士氣。

之後我去美國讀社會學研究所，生祥入伍當兵，進一步的合作直到97年再度會合後才可能。我們合辦幾場社區型的民謠演唱會，並邀集同好開辦「客家八音研習班」，不僅學習、研究客家八音的社會文化意涵與音樂特性，還去拜訪臺灣其他語系的民謠傳統。通過這些過程，生祥逐漸願意以更深刻的社會文化觀點，面對他的音樂與生活。98年，運動形勢嚴峻。我向生祥提出以反水庫運動為內涵、合寫音樂專輯的構想，激起了他的創作興趣。我寫詞，他寫曲，我們開始密切地討論創作構想與細節。那年秋天，生祥決定回鄉定居。

99年1月，我們整理我家菸樓作為錄音室，生祥邀集一些樂手朋友前來練團。由於我父母親在當地菸草生產的勞動編組上屬第七小組，我們把錄音室定名為「第七小組菸樓錄音室」，並學習美濃菸農為支應勞動力與生產條件不足所發展出的勞動力交換方式，把這支音樂隊伍定名為「交工樂隊」。

4月，在反水庫隊伍準備前往立法院之際，我們自力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並把樂隊帶至立法院門口舉行專輯發表會。「唱山歌」專輯總共有八首創作曲，內容涵括：村落遷徙與河流的歷史，運動的過程、主張與心理思想的轉變，農民和青年参與運動的故事，以及撫慰同志、惕厲士氣與團結等等。使用的音樂元素包括客家農民語言、客家八音與山歌、恆春民謠以及搖滾樂等，也為使作品與居民及傳統文化的呼應更強，樂隊重新學習月琴、嗩吶、三弦及八音打擊樂器。

「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受到運動群眾的熱愛，運動界及藝文圈內有不少肯定的評論文章。為有更大的宣傳效果，我們報名参加2000年的金曲獎非流行音樂類，入圍四項，最後得到最佳作曲人及最佳製作人兩個獎項，引起更廣的注意與討論，樂隊也更有自信與企圖。我們展開全島巡廻，深入村落與校園，不僅與各地朋友分享作品、介紹客家音樂，也藉之說明反水庫運動的緣由與訴求。

但水庫只是美濃所面臨的眾多問題之一，跟臺灣千百個鄉村一樣，美濃也有著嚴重的三農問題。始於80年代末的經濟泡沫化與製造業外移，逼使都市裡大量的農村勞動青年失業回鄉。他們回到農村，馬上面臨再就業、婚姻與心理調適的掙扎，由此並衍生出東南亞婚姻移民現象。95年夏，愛鄉協進會為嫁來美濃的東南亞女性開辦「識字班」，並協助她們解決在新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我参與其中，開始了解、關切全球化下農村青年男女的命運流轉。

99年底，我向樂隊成員提出「菊花夜行軍」專輯的構想。創作前我召開工作坊，為他們解說全球化下的三農問題，並帶他們去訪談農民，同時領略農村各種勞動聲音地景。「菊花夜行軍」有十首歌，講一位農村青年阿成的故事。阿成在90年代的泡沫經濟中，從都市返回農村。他在父母的不信任與憂心中重新學習務農；他貸款種植經濟作物菊花，感受市場與價格操之在人的殘酷與茫然。他聽從仲介的安排，前往東南亞娶妻，而他的妻子阿芬來到臺灣後透過「識字班」的媒介，開始交新朋友、了解新環境。

在音樂上，生祥進一步實驗客家山歌與60年代搖滾樂對話的可能，編曲上我們運用或模擬農村聲音地景--路上的人車、田裡的耕耘機、送葬的隊伍、收音機裡的蔣經國講話等等，甚至請農村婦女、初嫁至美濃的東南亞女性，擔任其中兩首歌的主唱。在歌詞寫作過程中，我研究客家童謠，將之運用在歌詞敍事結構上。「菊花夜行軍」專輯中關於東南亞女性以識字班為媒介建立生活脈絡的一首歌--「日久他鄉是故鄉」，後來在臺灣各地為東南亞女性開設的識字班中普遍傳唱，一度還被笑稱為她們的國歌。

通過「我等就來唱山歌」與「菊花夜行軍」兩張專輯，我與生祥建立了幾個創作共識：（一）體裁上以弱勢者、邊緣者為主角，投射其處境、發抒其觀點；（二）音樂上以民謠為基礎，並展現傳統民謠與當代社會對話的可能性；（三）敍事上採用農民、工人的語言，以產生垂直的社會對話；（四）功能上為各種進步運動發聲，幫助它們跨越各種社會界限。

當然，除了美濃的運動，秀梅與我仍繼續參與國內與國際的反全球化運動。父親給的那筆運動盤纏，想是夠我們用一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