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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學運三十周年
2020/03/16 19:32:52瀏覽2226|回應0|推薦10

今年3月16日是野百合學運三十周年。紀念的人不多,但這場學運卻是台灣政治史上與社會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事件。

台灣學運始於1920年代的台北師範抗議事件(今台北教育大學),導火線是學生不服日本警察與日本校方的管教,日本政府則是把學生的騷動視為當時抗日運動的一部分,而予以逮捕與退學。其中有幾個學生後來到中國大陸發展,成了台共發起人。

1949的四六事件也跟師範學校有關(今台灣師範大學),起因也是警察因細故取締學生,而引爆潛藏已久的不滿,當時學運領袖不少都是共產黨人,而鎮壓的本質其實就是肅清匪諜。

進入戒嚴時代,唯一的學運是保釣,等於受到國民黨當局默許,而這批學運領袖後來有不少人就成了國民黨領導菁英,此外也有人在思想與言論上逐漸引領時代,成了民主政治的啟蒙者與播種者,甚至也催生了鄉土文學與校園民歌。

1979的美麗島事件以後,蔣經國逐漸發現高壓統治不再那麼有效,於是有了鬆綁的跡象。台灣學運在沉寂了數十年以後,悠悠甦醒,而初試啼聲便是爭取校園自治,那是1985的事。台灣後來所稱的學運世代,就從這裡開始誕生,他們大多來自台大,並且逐漸從校園走上街頭。

1987解嚴,壓力鍋一掀,受過初步學運洗禮的學生於是召喚更多同學,加入行列,當然也跟當時甫出現的民進黨結合,展開學社運總串連,一起向國民黨政權發出民主改革的呼聲。當時台北街頭三天兩頭就有遊行與示威,而當中總有數十個學生參與其間,他們大都來自各大學的異議社團,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裡磨練膽識與眼界。

問題來了。1990年3月16日爆發的野百合學運,何以能把中正紀念堂廣場的一大部分占領?哪裡找來這麼多學生?

其實,學生突然勇敢起來,主要受到了前一年中國大陸六四學運的啟發,以及1980年代後期東歐民主浪潮、蘇聯改革開放與柏林圍牆倒塌的震動,並且出於對台灣政局的憂心,因為繼任總統的李登輝正受到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挑戰,而湧起了百倍千倍的動員能量。

野百合學運的領導階層,就是前此幾年那些參與校園自治與街頭運動的學運份子,但在底下靜坐好幾天的廣大學生,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走出校園,走上了社會運動的場合。

所以說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歷史意義,乃是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人,在歷經了鐵手鎮壓數十年以後,第一次卸除了心靈的桎梏,集體發出自由自在的吶喊。

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其實就是黨外與民進黨長年訴求的一部分,也就是落實民主改革,讓台灣的政治體制符合教科書對於民主體制的要求。

一個禮拜以後,李登輝接見學運領袖,也初步答應他們的訴求,於是學生們就高高興興解散,回歸正常校園生活了。

至於那些檯面上的學運領袖,在看過這麼大的場面以後,有人於是決心投入政壇,實現政治理想,也有人滿足於幾天的絢爛,不再過問政治,當然也有人拿不定主意,時而想要從政,想想又回到一般行業。

野百合學運的第二個重大意義,便是為台灣政治培育了一大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如今五十歲出頭歲,正要擔負領導國家的角色。所以說這幾年的藍綠政權交替,以學運角度來說,實為保釣世代與野百合世代的交替。

野百合學運以後沒幾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廢除刑法一百條等後解嚴政治改革工程相繼到位,而野百合學運所展示的洶湧民意,震懾了反改革勢力,是相當重要的助力。這是野百合學運的第三個意義。

野百合散場以後,台灣要等到十幾年後才又出現下一場學運,因為民主改革已經到位,這些學弟學妹已經不曉得接下來還有什麼可以爭取,直到台灣社會的另一波衝擊,也就是中國興起的因素到來,才又開始集結,而他們最先想到的,也是到中正紀年堂靜坐,因為學長學姊就是這樣做。野百合學運等於把學運技術細節都已寫好,讓來者可以仿效,這是第四個歷史意義。

至於野百合學運的不足,主要在於論述能力與思想深度。比如日本時代,熱血青年對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弊病都想要探究,於是被共產主義吸引,而保釣世代對教育與文化多所著墨,影響層面得以擴大。至於野百合世代,不管是學生刊物或檯面演說,基本上掙脫不了黨外雜誌的格局,對於民主改革以外的議題難以使力。

甚至可以這麼說,當學運世代逐漸攀上權力層峰,占據領導位置,整個台灣就成了另一個中正紀念堂廣場,就看他們接下來如何整合民意,發號施令,帶領比六千人多更多的群眾往前邁進。比較令人擔心的是,他們在學生時代唯一在意的敵人是國民黨,如今則是難纏許多,連國民黨都應付不來的共產黨。

( 在地生活大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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