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6日是野百合學運三十周年。紀念的人不多，但這場學運卻是台灣政治史上與社會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事件。

台灣學運始於1920年代的台北師範抗議事件（今台北教育大學），導火線是學生不服日本警察與日本校方的管教，日本政府則是把學生的騷動視為當時抗日運動的一部分，而予以逮捕與退學。其中有幾個學生後來到中國大陸發展，成了台共發起人。

1949的四六事件也跟師範學校有關（今台灣師範大學），起因也是警察因細故取締學生，而引爆潛藏已久的不滿，當時學運領袖不少都是共產黨人，而鎮壓的本質其實就是肅清匪諜。

進入戒嚴時代，唯一的學運是保釣，等於受到國民黨當局默許，而這批學運領袖後來有不少人就成了國民黨領導菁英，此外也有人在思想與言論上逐漸引領時代，成了民主政治的啟蒙者與播種者，甚至也催生了鄉土文學與校園民歌。

1979的美麗島事件以後，蔣經國逐漸發現高壓統治不再那麼有效，於是有了鬆綁的跡象。台灣學運在沉寂了數十年以後，悠悠甦醒，而初試啼聲便是爭取校園自治，那是1985的事。台灣後來所稱的學運世代，就從這裡開始誕生，他們大多來自台大，並且逐漸從校園走上街頭。

1987解嚴，壓力鍋一掀，受過初步學運洗禮的學生於是召喚更多同學，加入行列，當然也跟當時甫出現的民進黨結合，展開學社運總串連，一起向國民黨政權發出民主改革的呼聲。當時台北街頭三天兩頭就有遊行與示威，而當中總有數十個學生參與其間，他們大都來自各大學的異議社團，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裡磨練膽識與眼界。

問題來了。1990年3月16日爆發的野百合學運，何以能把中正紀念堂廣場的一大部分占領？哪裡找來這麼多學生？

其實，學生突然勇敢起來，主要受到了前一年中國大陸六四學運的啟發，以及1980年代後期東歐民主浪潮、蘇聯改革開放與柏林圍牆倒塌的震動，並且出於對台灣政局的憂心，因為繼任總統的李登輝正受到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挑戰，而湧起了百倍千倍的動員能量。

野百合學運的領導階層，就是前此幾年那些參與校園自治與街頭運動的學運份子，但在底下靜坐好幾天的廣大學生，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走出校園，走上了社會運動的場合。

所以說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歷史意義，乃是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人，在歷經了鐵手鎮壓數十年以後，第一次卸除了心靈的桎梏，集體發出自由自在的吶喊。

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其實就是黨外與民進黨長年訴求的一部分，也就是落實民主改革，讓台灣的政治體制符合教科書對於民主體制的要求。

一個禮拜以後，李登輝接見學運領袖，也初步答應他們的訴求，於是學生們就高高興興解散，回歸正常校園生活了。

至於那些檯面上的學運領袖，在看過這麼大的場面以後，有人於是決心投入政壇，實現政治理想，也有人滿足於幾天的絢爛，不再過問政治，當然也有人拿不定主意，時而想要從政，想想又回到一般行業。

野百合學運的第二個重大意義，便是為台灣政治培育了一大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如今五十歲出頭歲，正要擔負領導國家的角色。所以說這幾年的藍綠政權交替，以學運角度來說，實為保釣世代與野百合世代的交替。

野百合學運以後沒幾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廢除刑法一百條等後解嚴政治改革工程相繼到位，而野百合學運所展示的洶湧民意，震懾了反改革勢力，是相當重要的助力。這是野百合學運的第三個意義。

野百合散場以後，台灣要等到十幾年後才又出現下一場學運，因為民主改革已經到位，這些學弟學妹已經不曉得接下來還有什麼可以爭取，直到台灣社會的另一波衝擊，也就是中國興起的因素到來，才又開始集結，而他們最先想到的，也是到中正紀年堂靜坐，因為學長學姊就是這樣做。野百合學運等於把學運技術細節都已寫好，讓來者可以仿效，這是第四個歷史意義。

至於野百合學運的不足，主要在於論述能力與思想深度。比如日本時代，熱血青年對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弊病都想要探究，於是被共產主義吸引，而保釣世代對教育與文化多所著墨，影響層面得以擴大。至於野百合世代，不管是學生刊物或檯面演說，基本上掙脫不了黨外雜誌的格局，對於民主改革以外的議題難以使力。

甚至可以這麼說，當學運世代逐漸攀上權力層峰，占據領導位置，整個台灣就成了另一個中正紀念堂廣場，就看他們接下來如何整合民意，發號施令，帶領比六千人多更多的群眾往前邁進。比較令人擔心的是，他們在學生時代唯一在意的敵人是國民黨，如今則是難纏許多，連國民黨都應付不來的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