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336年 
　　伯裡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達人的戰鬥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這番自我誇耀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公元前5世紀時，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臘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裡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與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同義。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1】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2】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勞里昂銀礦也多少有關。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後決定建立海軍，建造了200餘艘最新式的三層划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後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戰爭的根源在於，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於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臘本土的城邦求援，並得到了積極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的對外擴張正穿越俄國南部，從北面威脅巴爾幹半島各國。小亞細亞諸城邦儘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給波斯帝國制服了。接著，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臘本上頑固抵抗的希臘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於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於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幾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臘人的士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臘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於勇敢地對付，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希臘人只要一聽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十年後，波斯人又捲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並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後，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臘人成為世界上最大帝國的戰勝者。 
　　希臘人的勝利有著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臘人免於遭到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其獨特的貢獻。這一點亦為柏拉圖所認識到；他寫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共同決心未能擋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們也許已可以說，希臘各城邦已混雜一團，希臘人混同野蠻人，其處境與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憐地雜聚在一起。」希臘人的勝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勝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划船投入戰鬥的划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裡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裡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裡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裡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裡，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於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於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願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裡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後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並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於雅典不斷向外擴張，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後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於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裡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麼也未能保全下來。」於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於擊毀長城；而雅典於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圍困、飢餓逼迫，只好宣佈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裡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鬥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於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勝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裡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跡」、「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誇張的說法。 
　　我們以後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讚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這是為什麼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裡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於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歷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1】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2】城邦的出現並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應該指出，城邦制並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於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於城邦的組織。約公元前302年希臘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後都給並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經濟。確實，希臘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後來自羅馬。但是，作為回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臘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臘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徵。這些特徵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著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像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隻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像我這樣的人，那麼，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著，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像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