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6

選舉的紛擾結束，但成敗檢討是否真正到位了？至少，在農業部門這一塊，隨著農委會主委負起政治責任請辭，確實需要停下腳步，冷靜思考這二年多新農業政策與基層農民之間的距離，到底存在著一種甚麼樣的關係；但政治面的衝擊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如何回到農業改革的原點與初衷，此刻絕對是最佳時機－提供一個讓台灣農業競爭力提升、農民收益得以提高的產業環境。

良好的產業環境與現實的市場競爭

對一個政府的政策制定而言，特別在農業這麼一個「弱勢產業」，單單是要擺脫「凡事靠補助（並非指責補助，而是補助的方式與對象，始終無法擺脫民代包袱）」的困境，去建構營造一個有力於產業發展的環境，絕對是一項高難度的政治工程；但弔詭的是，農業部門又不能純粹政治性思考，也不能純學術理論架構，這也是台灣農業部門治理的另一罩門。

但農業與其他產業、部門不同的是，農委會帶有更多的「專業性」與「計畫性」─從農委會的前身農復會，到精省之前的農委會，都是專家主導計畫，形成農業發展的各項計畫─如今，農委會更像是一個應付預算分配的行政機關，如今的農委會大大喪失了它過去的專家計畫主導性的「治理特性」，成為預算分配重於計畫主導的官僚體系。

農委會及其所屬二級機關，一方面要站在政策制高點，另一方面卻又要疲於面對來自各方民意的壓力，基本上已經沒有太多餘力可以擘畫中長期的農業發展方向；特別是在氣候變遷下、在智慧農業的風潮下，相信農委會上上下下找不出幾個專責單位，可以好好研析、調查、蒐集、彙整，提供上級首腦決策使用。這不是幫農委會官員開脫，也不是幫政務官說話，而是制度結構性問題使然！

而台灣農業治理的高度，顯然因為這些結構性因素使然，逐漸背離原點初衷而不知！因此農委會因龐雜的官僚作業體系，對於開創更適合產業創新的農業發展環境，力有未逮；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競爭市場環境，同樣也充滿無力感。要解決這一問題，回到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民收益的目標，參考國外成功經驗，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台灣農業的學習對象，是建構農業產業環境的成敗關鍵

很多人說，台灣農業最適合學習的對象不是日本，而是荷蘭、以色列；前者擁有最先進的智慧農業解決方案，後者是育種與農業灌溉系統的先驅。日本當然與台灣國土民情最為接近，但仍不乏有外行人士評論認為，台灣農民為何當不了美國式的大農，非得朝日本精緻小農路線？！事實上，不論日本、美國、荷蘭或以色列，包括畜產大國丹麥，每年不知有多少的學術考察單位出訪，帶回成千上萬字的報告，但真正落實的又有幾項？

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情況下，絕對不是「硬複製」他國的農業成功經驗，更重要的是認清自己國家農業發展的困境；而筆者認為，台灣農業發展最大的困境還沒來臨，一旦加入CPTPP後，才是挑戰的開始。也就是說，台灣農業發展，既有內部農政部門體系革新，又有來自農業強國叩關國內市場大門的雙重壓力；認清這二大內外部因素，才知道我們該向哪個國家取經學習，哪些又才是適合台灣農業發展的他國強項。

從育種到市場營銷到食品安全

這是建構農業產業化的鏈結。台灣仍保有強大的育種權與研發能力，但後續追兵已至；生產管理應該是目前台灣農業發展最弱的一個環結，向後連結的農產品運銷通路，這也是一個為人詬病之所在；最終，擺上消費者餐桌前的食品安全管控，尚未臻完善。

這每一項問題，當然都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毛病；但真正的問題仍在於，我們自己的農業發展發向的大戰略是什麼？特別是，當大型財團以農企業為名介入農業經營的時候，彷彿一夕間，農業成為一項熱門的創新產業。但這樣的一頭熱是否正確？農業的大方向仍需掌控在農政部門的制高點─很多先進國家已經把農業生產和環境生態、農村永續發展並重─鄰國日本所推動的「里山主義」更是集綠色主義與在地主義於大成的一項創見；我們要問的是，台灣農業發展的大戰略下，要走出甚麼樣的農業特色？

這也就是本文一開始所強調的，回到農業改革的原點與初衷的真正意涵；農業改革是一個滾進、曲折的道路，它很難有速成捷徑，更不是抄襲國外經驗就能一夕改變。那些紛擾的選舉過程中的種種農業議題，終究是要回到農業發展的核心來討論。如果只是為了「救選情」而草草推出的所謂農業「革新」政策，絕對是換不回已失去的廣大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