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03/21 07:21:03瀏覽1333｜回應8｜推薦73 | |
| 外國人稱中國是“詩的國度”；上個世紀的文學大師林語堂也認為：“平心而論，詩歌對於我們生活的滲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普遍認為的那樣是對之既感興趣卻又無所謂的東西”。但國人對此不一定領會很深，認為不過是外國人的恭維之言和文人的過甚其詞罷了。但是當捧讀《夾右詩抄》，尤其是為其評注、思考之後，方對吾國是“詩的國度”之說有所徹悟。例如，像夾邊溝農場那樣，把一群人置於非常的形勢和環境之下，中國人的反應是：在無奈的生活裡，盡管這群人並不是詩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會呵壁問天，操起筆來寫詩；而外國人在同樣的境況中大概不會這樣做。
《夾右詩抄》現在保留在集子裡的約70首詩，對應的詩人約有50多位。詩稿在保存的過程中，流失了大概也有此數。另外，關武強在夾右中以個人的見識，並不公開地蒐集這些詩篇，恐怕也是東鱗西爪不無遺漏。再說，像關武強這樣的“殯葬隊”，明水灘就有三個，關武強就是盡了最大可能也只能收集到三分之一。所以現在的《夾右詩抄》只會是“夾右全詩”的一小部分，保守地推測，“全詩”也要在三、四百首以上，詩人也將有三百多個。也就是說夾邊溝和明水灘“圈下”的3000右派中有三分之一是“夾右詩人”！ 依據儒家的理論，人之寫詩原是“本於心”——這就是在明水灘漆黑的窯洞裡，夾右們開動供血不足的大腦，搜索枯腸寫出大量遺詩的原因。但是離開了夾邊溝，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在常態的喜怒哀樂氛圍內，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寫詩，3000個正常人中連一個 詩人也不見得能出現。這情形可能是因為在一般性的生活裡、即使是在幸福的生活裡，也沒有那麼多的“本於心”的寫詩衝動吧。 與“詩 的國度”相一致的、並且更加民族性的是，古今志士仁人在成仁取義的臨決時刻作詩、填詞的現像。所以“絕命詩”或“絕命詞”可能在世界上是中國獨有詩體。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統兵抗擊北軍（元軍），兵敗被俘後渡過了三年牢獄生活。這期間他寫了許多著名遺篇，如《過零丁洋》、《正氣歌》等，傳誦700余年，至今影響不衰：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代方孝儒的《絕命辭》也相當著名。方孝儒在惠帝時為侍講學士，成祖篡，使草詔書不從被殺，留下《絕命辭》雲：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如果要做一些中外對比的話，有一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名人死亡詞典》可借為工具書。該詞典中有包括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大帝在內的近千位名人（主要是西方名人）之死的情景。他們生命終結的形式多種多樣，除正常死亡外，有很多是死刑者和瘐死者，其中也不乏詩人和文人，這些人在臨死前呼喊豪言壯語者是有的，但是作詩的極少，作絕命詩的更無。只有法國詩人謝尼埃差強人意，他曾經為大革命搖旗吶喊，但不久意見相左，於1794年被“國民公會”送上斷頭台。在中國義士、烈士應該寫絕命詩的時刻，他寫下了最後一首詩： 還有最後一道光芒，還有最後一絲和風， 霞日仍然那麼美麗；雖然身旁就是刑台， 雖然或許將輪到我，但我依然詩興猶濃…… 如果能把文天祥之死收入此《名人死亡詞典》必是一款重要的補充。史載，1275年元將張弘範襲執天祥於廣東五坡嶺。左右命拜張，天祥不屈。張親釋其縛，以客 禮見之。1276年張弘範押天祥北去元都燕京。時任元世祖忽必烈朝丞相的孛羅，可能就是爾後以《馬哥‧孛羅行紀》一書聞名於世的意大利人馬哥‧孛羅（但也 可能是另一個叫孛羅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史焉不詳），在樞密院召見文天祥。天祥不跪，昂首向孛羅道：“天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哪代沒有？我今被執，願求早死。” 孛羅讓坐，面帶諷刺道：“可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拱讓新君後，復又逃跑的嗎？”——這是暗指1274年文天祥代表朝庭往皋亭山與元將伯彥談判，被扣留，元軍趁機襲宋都臨安並陷之，後天祥在鎮江被救脫險，繼續保宋抗元這件事。 天祥正色道：“孛羅丞相，你以為我出使伯顏軍前是去投降臣服嗎？相反，是因為伯顏拘我不遣，方有賈余慶、劉巴、謝堂等賊臣獻國之事。我得脫險是得天、得民之助，怎能說是逃跑呢！” 孛羅道：“逃跑也好，脫險也罷，你的君國一天天淪喪，你也當知大局識大體，擁戴新朝才是。” 天祥道：“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已罔效藥石，但孝子豈有不盡力療治之理？我盡心盡力了，如不可為，這是天命。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上是元丞相孛羅對宋丞相文天祥勸降不果的一段。過後天祥在獄中作《正氣歌》以明志：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丘，/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凡60句。後代史家贊《正氣歌》道：名言快論都從正氣中流出！ 元世祖愛才，始終欲用文天祥為相。但天祥不屈。囚三年，終殺於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非常從容，對吏卒說：“我的事已經完成了。”然後向南拜，就刑。俄而，世祖赦免的詔書就到了法場，但是遲了一步，天祥已死。在衣帶中見有一紙絕筆自贊（極類夾右詩人在中山裝衣袋裡夾藏遺詩的情節）。其贊文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南、北人聞者，無不流涕。到了清末，民主革命女革命家秋瑾在她的家鄉紹興被捕。知府貴福給她紙筆寫供詞。秋瑾提筆聽著屋檐的滴雨倍感深秋似的悲涼，便寫下一個秋字。貴福等她再寫，她又續寫六字，成一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貴大人看了道：“這絕命詩便是謀反的意思。”遂打入大牢，經浙江巡撫張曾揚批復，於1907年7月15日被殺於紹興軒亭口，時年28歲。 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紀，其先烈的奮鬥史和絕命詩更是鼓舞著一代一代的革命後來人，指引他們走向各個戰鬥、生產和建設的崗位。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我們是天生的判逆者， 我們要把這顛倒的乾坤扭轉！ 我們要把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們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麼希罕？ 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 我們願—— 願把這牢底坐穿！ 滿天風雨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 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這些“就義詩”、“絕命詩”、“獄中詩”等等，已經溶入了幾代人的血液裡，駐留於大腦中，成為永恆的詩篇，成為遺傳的基因。 “ 革 命烈士遺詩”和“夾右詩抄”兩個詩魂如果邂逅相遇，後者當然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與前者相比，他們完全居於相反的地位：“夾右詩魂”心裡發虛、腳下無根。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沒有把握，懷抱哀怨，傷時憂世；他們處於被否定的地位，卻又看不到否定之否定的曙光；他們沒有皇皇之陣、正正之旗，他們不能堂堂正正表 白自己，他們沒有為自己辯正的話語權。 烈士的遺詩使人熱血沸騰，而夾右遺詩令人心寒意冷，愴然淚下； 烈士的遺詩豪氣干雲，而右派的詩只有自悔自責、自餒自棄。 他們的詩不能直抒胸臆，不敢大義凜然。 他們的詩不僅發出靈魂的吶喊，而且發出生命的留戀。 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和高大形像，有的是人微言輕與自卑自賤。 他們的詩不成浩然正氣、不為千古絕唱，而是為扭曲的心靈釋放扭曲的思想。 他們的詩不敢、也不佩有什麼高遠境界，他們不過是保住了（某種封建性的）忠與孝。 他們的詩總是和閻羅王、森羅殿、地獄和鬼門關聯系著，如果這真是他們的下場，他們相信上帝會繼續犯錯，把惡人送進天堂！ 他們也有憤慨，但是最大的忿怒也僅敢以閃爍其辭和借題發揮來加以微弱的抗議，略表一點逆反心理；他們也有不平，但是遇到再大的不平也只能以削低自己的尊嚴和驕傲來填充屈辱的深淵。 他們的詩沒有視死如歸的氣魄，相反是想保命而不可得； 他們的詩顯然不能使人肅然起敬，但或讓人引發不平之鳴！ 然而夾右遺詩和烈士遺詩起碼有兩點相同：其一是這些詩篇都是以生命寫就的；其二是，烈士遺詩是永垂不朽的，而夾右遺詩也決不會是速朽的、說不定也能入雞林之國傳至千秋萬代。 夾右的最大悲劇：不是被敵人、而是被他們所獻身的階級和他們所忠誠的黨與領袖送進了夾邊溝；反而又將他們歷史地定位在與自己效忠的事業對立的恥辱柱上。因此，他們痛心疾首，他們感覺自己成了喪家之犬、過街之鼠。假定歷史能回頭，夾右們不是“圈”進了57年的夾邊溝，而是坐進了48年的白公館或渣滓洞，可以想像，他們也將能夠寫就“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這樣慷概激昂的革命壯歌。但是歷史給了他們相反的安排，他們只能寫下“報國門緊閉，盡孝回鄉難”這樣的悔恨。這實在是顛倒陰陽，非常不公，也是非常無奈的事！ 讀夾右詩，一個最深切的體會：這些詩作沒有身歷其境、沒有大劫當頭的第一反應，是寫不出來的；如果不是當即命筆，即使是當事的幸存者，在事過境遷之後、在死亡已經遠離之後、在生命重又開始之後、在回憶“故園三十二年前”之後，靠思索、靠冷靜、靠理智再補寫、再“第二次創作”，是絕對不能復現這些怒如虓虎、慘如鬼哭的詩句的。 在各種文學形式中，詩歌是歷史上最先形成的一種。關於文學藝術的起源，一直爭論到現在。西方有所謂游戲起源說、（多餘精力）發泄說等。儒家的理論是“詩言志”、“本於心”，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種意識形態的觀點認為文學起源於勞動。相傳黃帝時代《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就是反映制造弓箭和狩獵活動的。這是中國最早、最古老的詩。 《呂氏春秋》古樂篇記遠古部落的舞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雖然葛天氏的“歌八闋”僅存篇目而失歌詞，但是從《遂草木》、《奮五谷》、《依地 德》、《總禽獸》等名目來看都是與農業、牧業、狩獵等勞動生產有關的，而歌舞道具的運用則是“操牛尾”，又是和農耕有關，均說明了勞動生產實踐和文藝活動之間的因果關系。 帝《彈歌》與“葛天氏之樂”大概都是五千年前的作品了，要說得很清楚怕也難。然而看夾右詩歌的緣起，“悲憤出詩人”的因果卻是明明白白的。夾右的悲憤首先是來自精神的壓力，其次，但更為重要的，是生命和生存的壓力。 已見於前文：夾右三千人，可能出了300個詩人，但是在太平盛世，3000個識文斷字的人中也不見得會有一個人寫詩。這就說明了問題。更聯想到1976年 驚天動地的“四五運動”期間湧現出的感天動地的“天安門詩詞”，重溫“驚悉總理逝人寰，天崩地裂心欲懸”、“蒼天與我同悲悼，哭我中華失棟梁”、“欲悲聞 鬼叫，我哭豺狼笑”等雨淚泣血的詩句，說一句可能引起爭議的話：沒有詩的時代也許才是太平祥和的時代！ |
|
| ( 創作｜連載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