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正準備要大量興建四樓公寓以前，台北市還是個平房的城市。寫信的地址，都寫的是什麼路多少號，沒說幾號之幾。後來有樓房了，地址的寫法就變了。

平房，然後每家的廚房，燒的是煤球。不燒飯炒菜的時候，煤球爐的餘溫，還用來溫著煮水的水壺。當然，有電話的家庭極少極少。我家附近都是稻田，稻田邊立著一個孤零零的電話亭，那種畫面，真是很宮崎駿。這個電話亭的位置，差不多在於今日信義路與敦化南路的交口。

那是一個地處熱帶的城市，但很少人家有電冰箱。夏天吃冰，只能吃店裡或攤子的冰，像刨冰。若家裡有冰箱，是那種木頭外表的，不插電，只能從外頭買冰塊回來，放進箱子裡去冰別的東西。

路上汽車也不多。私家車尤其少。公共汽車、軍隊的吉普車則多見。腳踏車就多了，但也不見得是人人買得起，也就是說，如車被偷了，那真的會像電影《單車失竊記》那樣的恐慌極了。三輪車則很普遍，是用勞力餬口的一種工作，四十年代末早有了，一直要到六十年代起，才由「計程車」來取代它。

家庭與學校都有體罰。父母親打小孩，老實說，滿普遍，但稱不上家暴。那時也沒這個概念。老師打學生，凶狠的，老實說，還真凶狠。我們都被教鞭抽過，也真痛，但那是老年代，孩子的精神素質比較厚實，不會往心裡去，打過就忘了，不大有恨老師的。也沒有所謂的「日後留下了陰影」這種情況。

在家中的體罰，叫「棒頭出孝子」。在學校裡的體罰，則是「恨鐵不成鋼」。

那個年代，極重視升學。小學畢業，要考初中。初中畢業，要考高中。高中畢業，要考大學。便為了這些「要考上好學校」，於是要管教極嚴。另外，就是補習班林立。學生進補習班，便為了考上好學校，以備日後獲得好職業。八十年代初，美國的電腦業有極高比例是台灣留學出去的，和早年的聯考教育有關。

當年的補習班一條街，現在還看得到，便是南陽街。離火車站不遠。補習下了課，要吃東西，此處小吃也很多，牛肉麵在六十年代的興旺，與這裡也有關係。

六十年代的娛樂，很靜態。看小說與聽廣播劇成了居家式的娛樂。看小說，不大會買，多半是租書店租來看。這是不少文藝愛好者或日後寫作者少年時吸取養分的絕好地方。主要是看武俠小說或言情小說。當然看巴爾札克或托爾斯泰，或《亂世佳人》，也多半是租的。租書店，打開了人們的文藝眼界。尤其是言情的眼界。像金杏枝、禹其民，是租書店最歡迎的作家。寫《塔裡的女人》、《北極風情畫》的無名氏當然也是。平鑫濤早年辦的《皇冠》雜誌，租書店是它最好的棲地。後來皇冠出版社捧紅的作家瓊瑤，當然也是租書店的明星。然我小時候，在租書店看的，多是費蒙的《賭國仇城》。算是文字版的film noir。

聽廣播劇，也能教人癡迷。廣播電台的發達，很幫助國語的推行。台北人普通話說得好，不管他籍貫是安徽、是四川、是浙江、是福建，都能把普通話說得中規中矩，便有不少是因為聽廣播。收音機，打開了人們的文藝耳界。除了廣播劇培養了人們對故事情節的探索興趣，流行歌曲更是撫觸了大夥內心的吐訴。〈五月的風〉、〈晚霞〉、〈永遠的微笑〉、〈小小羊兒要回家〉、〈情人的眼淚〉，我們一遍又一遍的聽，熟得不得了，是自己放唱片的嗎？當然不是。是來自各家各牆的收音機。

後來台北的流行音樂產業如此世故，作曲人、寫詞人、製作人如此豐強，五、六十年代的收音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1962年，「台視」成立了，是台灣第一家電視台，於是娛樂的項目更豐富了。

因為台視，捧紅了一個教燒菜的節目，這位教燒菜的廚師，叫傅培梅。由於她的《電視食譜》，使台灣這個島上大江南北的人更認識了彼此省分的菜。尤其是本省同胞更開闊了他吃菜、做菜的眼界。

其實在傅培梅之前的五十年代，三民書局就出過好幾冊《媛珊食譜》，寫書的人，叫黃媛珊，她是京劇大師齊如山的兒媳婦。黃是廣東人，但嫁到北京的家庭，她不但會做粵菜，會做北方菜，其他各省的風味，她也毫不含糊。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優勢，大家對大江南北的風俗，皆樂意擁抱並將它融合得很好，就像普通話的例子一樣，一說上，就要說得很到位。

正因為大江南北、各地的薈萃一爐，使得台北的餐館菜肴十分豐富。而中南部上台北讀書的學子愈來愈多，開始接觸了外省食物，開始多嘗了北方麵食，並且開始吃上辣了。

牛肉麵在六十年代於台北如此興盛，和眾多學子之外食也頗有關係。

各省的菜裡，其中以川菜最成為流行的庶民館子菜。因為價廉物美，像15元的菜牌下有：螞蟻上樹、魚香茄子、麻婆豆腐。20元的菜牌下有：回鍋肉、宮保雞丁。30元下的有：蝦仁烘蛋、蔥爆牛肉。於是四人去吃，各點一個菜，白飯任你吃。每人吃得像一桌小筵席，卻所費不多。

八十年代以後，日本全國最喜愛的一道中菜，是「麻婆豆腐」。他們的麻婆豆腐經驗，不是來自四川，是來自台北的四川菜餐館，而那時間是從六十年代開始。

六十年代，有一樣東西從日本傳到台灣，便是泡麵。這是由一個移民到日本的台灣人發明的。台灣最早的泡麵，那牌子叫「生力麵」。

說到食物的大江南北，不能不說街頭巷尾開的賣豆漿、燒餅、油條的早點店。這種典型的全民式早點店，早自五十年代就蔚然成風，但六十年代是它的黃金年代。而台北郊外的永和鎮，便因有兩家生意超級興隆的豆漿店，於是後來各地開店者皆喜自稱「永和」兩字，好像永和就是豆漿店的同義詞一樣。其實各處街頭巷尾皆有佳鋪。

桃源街的牛肉麵，永和的豆漿，還有武俠小說，這三樣東西是六十年代台北文化的重要記憶。如去問七十、八十年代的留學生，他的台北記憶，一定不會遺漏以上三項。六十年代的確是武俠小說的黃金年代。金庸的書那時還不准進來，台灣的武俠作家，是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上官鼎、東方玉等，及稍後的古龍、柳殘陽。據說，早年寫一部二、三十冊的武俠小說，就可以買一幢房子。

古裝武俠片，亦是六十年代的顯學。香港邵氏出品最多，最重要的導演是張徹，編劇是倪匡。當年由王羽演的《獨臂刀》系列，不知迷倒了多少年輕氣盛的學子。

還有一種片型，在六十年代初，也極風靡，便是「黃梅調」片。尤其是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把整個台灣迷得天翻地覆。大街小巷都在唱它的插曲，飾梁山伯的凌波來台灣時，竟有無數的老太太搶著要送她金鍊條什麼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音樂與歌詞太過動人，太多人都看了不只一遍，歌也能朗朗上口。這部片子對太多人的音樂與文藝薰陶教育，絕對太大太大。而黃梅調這種地方戲曲，又比京劇、粵劇、梆子、秦腔等更平易近人，卻又南北融合，造成它的親和性溫暖了無數緬懷故園鄉土的渡台百姓。

古裝片，一直是最永恆的題材。武俠片、黃梅調，或鬼片。1964年日本導演小林正樹拍了一部《怪談》，震驚了台灣的電影界與藝文界，大家說：「我們是產生過《聊齋》的民族，但為什麼國片拍的鬼片就拍不出人家那種水平？」

事實上，不只鬼片，人家的劍道片、武士片，都比我們的武打片超越太多。台北看日本片一向有淵源，早期對日本文化的接觸與對日本美學的吸收，可以說是極充分。問太多知識分子或學者，哪怕經歷過抗日的苦難歲月，對日本之怨恨無法很釋懷，然而說到日本電影，仍是相當讚賞。

1972年，與日本斷交，從此不准日本片進口。那些看慣日本電影的人，突然一下子沒得看了，倒有些失落呢！但日本黃金年代的電影，像稻垣浩的《宮本武藏》，像黑澤明的《七武士》、《用心棒》，像小林正樹的《怪談》、《切腹》，甚至小林旭演的《南國再見》、《東京飛龍兒》，山本薩夫的《牡丹燈籠》（1968），中村登的《愛染桂》（1962），勝新太郎演的《盲劍客》，松山善三的《卿須憐我我憐卿》（1961），早就看在眼裡、深深烙印在心中矣。

可以說，日本的風俗與日本美學，台灣人早就頗深得三昧也。

六十年代是大興土木的年代，尤其是四樓公寓。如今的台北是樓房滿布的城市，這也是六十年代的功勞。人們住進了公寓的樓房，開始進門要脫鞋了，那種穿著鞋子在屋裡走來走去的歲月從此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