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著東拉西扯地交代了二篇，時間於推進到了唐太宗東征的貞觀十八年。

十二月十八（戊午）日，北遷的突厥人集體不甩俟利苾可汗李思摩的領導，決定全體向唐朝中央要求遷回原本居住的黃河南岸的勝、夏二州之間的地區。唐太宗同意了他們的請求，然而群臣都認為：

「陛下才剛派兵出發遠征遼東，如今卻又將突厥人安置在黃河以南、距離京城長安不遠的地方，這樣他們怎麼不會成為我朝後患呢！因此臣等都希望陛下能留在洛陽鎮守而不要親征，只需派前諸將東征即可。」

唐太宗說：

「這些外族也是人啊，他們的喜、怒、哀、樂等各種情緒也與我中原的人沒有多大的差別。身為君主的人要憂慮的是無法施加德惠、恩澤給百姓們，因此不必對少數不同種族的人多加猜忌。只要勤施恩澤，則就算是四方的少數民族也能夠讓他們如同一家人般的相處生活；若是多加猜忌，那麼即便是親如骨肉的人最終不免會變成仇敵。

當年隋煬帝因為暴虐無道，很早就喪失了人心的支持，使得他東征高句麗時，百姓們寧可自斷手腳成為殘疾也不願為他上戰場，同時也逼得原本奉命運糧的楊玄感帶領那些運糧的兵卒於黎陽起兵造反。像這一類的事情就不是外族所引起的禍患。

朕現在征伐高句麗，都是徵求自願從軍打仗的勇士，並沒有強迫百姓參軍，而且招募十人有一百人應徵，招募一百人有一千人應徵，那些沒有能如願獲得錄用者都還會顯露出失望、埋怨的神情，這豈是隋朝東征招致百姓怨恨的情況所能相比的！

突厥人因國滅而貧困勢弱，我大唐願意收容並養護他們，估計他們感恩的想法應該也會如刻骨銘心般的深入骨髓之中，如此又怎麼輕易肯成為『麻煩製造者』呢！再說這些突厥人的生活習性、嗜好等方面本就與薛延陀人相近，但他們並沒有往北投奔薛延陀汗國，反而願意南下歸順我朝，由此更可看出他們的真情實意了。」

然後，唐太宗回頭對一旁參與議政的黃門侍郎褚遂良（字登善）說：

「你負責掌管《起居注》，紀錄朕的日常言行，就替朕記上朕現在說的話：

『從今往後十五年，朕可以保證不會有突厥引發的禍患。』」

而俟利苾可汗李思摩既然族人決定不跟隨自己，就輕騎入京朝見謝罪，唐太宗勉勵他後，任命他擔任右武衛將軍。

----- 待續 -----

改編自 《資治通鑑》

原文：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節錄）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貞觀十八年（甲辰，公元六四四年）

（十二月）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

「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剪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

自是數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眾不愜服。

戊午，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以為：

「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

上曰：

「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亂。

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

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顧謂褚遂良曰：

「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

俟利苾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