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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4/20 04:59:41瀏覽479｜回應0｜推薦5 | |
幾週前，有這個機會聆聽李登輝前總統的演講，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聽他的演說，感覺跟我以前透過報紙、電視等媒體所認識的李先生差不多，主張還是那個主張，言談間充滿了台灣獨立的意識，但與此同時，我卻又隱約覺得與其說李登輝是一個信仰堅定的台獨主張者，不如說他更多的讓我想起家裡一位曾經在日據時代留日而後來又在國民黨黨部工作過的長輩(這位長輩的故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有提過，請參考【台灣人民的歷史情感很複雜】http://blog.udn.com/pshisuci2011/7143987)，在他們身上我同樣深深感受到一種因為身分認同經過多次變更而產生出的價值混亂；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站在講台上的那位年逾九十的老者，相當程度反映了他們那一代在日據時代成長、受教育，已經相當程度日本化的中上階層出身的台灣青年，在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之後，那種突然身分改變所造成的震驚與失落，這種迷失感似乎是一輩子的，至少對我的長輩而言是如此，這或許就是李登輝先生常講的「台灣人的悲哀」吧。 在演講後的問答時間，有個應該是屬於「深藍」的民眾對他提出質疑，結果招來滿場的噓聲，這是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主張「一個中國」的中國人，在台灣這個社會，已經幾近於被徹底邊緣化了。記得在我剛要出國的時候，台灣人民的身分認同正在經歷另一次大幅度的改變，當時台灣意識剛剛崛起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仍然處於與傳統的中國意識在台灣的社會中作激烈競爭的態勢，但過幾年當我回來的時候，台灣認同已經大獲全勝，而中國認同則顯然是輸掉了這場比賽；感覺在短短的幾年內(當然實際上醞釀期要比這長的多)，一般民眾的國族認同，快速的從中國人轉換為台灣人。曾幾何時，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談中國的「終極統一」，似乎都已經成為社會上的禁忌；雖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繼續在台灣的各個角落飄揚著，中華民國仍然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卻又已經不是中華民國了。行筆至此，我稍微能夠體悟到我家裡那位長輩因身分的迷失所造成的價值失落，而居然有了與李登輝先生同病相憐的感覺(或許是錯覺吧)，想到此，真讓人不由的傷感起來。 眾所皆知，中華民國是在1911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成立的，它是亞洲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但它在中國大陸短短38年的歷史卻是充滿荊棘坎坷的，先是軍閥割據、南北對抗，而後又遭遇國共分裂、日本侵略；儘管在對日抗戰中撐到最後而艱苦慘勝，並與美蘇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主要盟邦一起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爭取到讓中國至少在形式上重新成為世界上的主要強權之一，但旋即因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而撤退到了剛剛從日本殖民統治者手中接收過來的台灣。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可以很簡單的定義為在中國內戰下兩個互視對方為寇儲的敵對政權之間的鬥爭與對抗，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解放台灣」，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則朝思暮想的想要「反攻大陸」，但橫在台海之間的美國第七艦隊則依台海天塹將兩岸因內戰而分裂的局面固定化與永久化；中共無力在美軍的阻擋下跨海完成中國的統一，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一方面獲得美軍的保護，另一方面卻也同時使得台海局勢成為美蘇冷戰大棋局的一環，並遭受美國政府的制肘而相當程度喪失了自主憑藉軍事力量重返大陸的可行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越來越多的人對「反攻」的希望產生了動搖，尤其是在1964年中共成功研發出核武器之後，可也沒有人敢向老蔣總統提出這種質疑；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則藉由中共政權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在「大躍進」與「文革」中的失政，徹底將其妖魔化，以鞏固與之對抗的正當性，這在台灣人民對於「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已經產生嚴重懷疑的當口尤為重要；從此中共的瘋狂暴虐、極端不人道、不把人當人看的邪惡專政形象深植台灣人心(這裡僅在說明當時在國民政府的宣傳之下，一般台灣人民對中共政權的刻板印象；至於毛澤東時代的真實中共與國民黨的宣傳之間有多大差距，是否真是如此殘暴，則不在本文所要討論的範圍之內)，「恐共症」從此滲透進了大多數台灣人民政治細胞的DNA中，成為一種幾近於不可言喻的原始恐懼，也很自然的成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抗拒被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最根本原動力；必須不客氣的講，這個中國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過去數十年的兩岸對峙中，由國民黨與共產黨聯手塑造出來的。 到了1970年代以後，隨著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華盛頓與台北斷交而轉承認北京、美軍撤出台灣等種種一切不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內外局勢發展，促使在台灣所有願意把眼睛張開認清現實的人們都能理解到，軍事上的「反攻大陸」是不可能了；但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在「文革」剛結束時的那副一窮二白的慘樣，卻又使得在台灣的中國人深信自己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認定台灣作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可以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起到一個引領作用；至此台灣方面所認知到的兩岸關係，已從1950年代的兩個政權在內戰中的對抗，轉化為兩種不同制度的競爭，並且相信在台灣的「民主中國」(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以「民主」自稱著實有不實廣告之嫌)終將在與「共產中國」的制度競賽中勝出而更能代表中國的未來；回想起來，這種想法或可被視為一種在「軍事上反攻大陸」的希望幻滅之後，用之替代藉以安慰人心的「政治上光復大陸」狂想，但至少在那個時候，很多在台灣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在今日被歸類為「深藍」的民眾，當時是真心如此期盼著的。 1989年，兩岸關係發展關鍵的一年。蔣經國總統於前一年的一月在任內病逝，至少對於一般在局外的台灣人民而言，他走得很突然；隨後李登輝副總統於蔣經國逝世的當天下午宣示繼任，台灣就這樣一下子從過去四十年其所熟悉的兩蔣威權時代，進到了後兩蔣時代。從現在看起來，在外省籍的政治強人(同時也是老人)逐漸凋零之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從李登輝總統就任以來，逐步走向民主化、本土化、台獨化與去中國化的道路上，竟是如此的順其自然、水到渠成，而又勢不可擋，但其實在1989年的當下，台灣的未來該怎麼走? 往何處去? 這一切都還很混沌；經國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疏離了王昇，解除了台灣的戒嚴，而又默許了民進黨的成立，變相的打破了黨禁，這些重大作為等同是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化打開了大門，但跨過這道門檻之後，接下來該如何，卻又充滿了無盡的未知數。1989年四月，鄭南榕先生為了捍衛自己對於言論自由以及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信仰，在其將被中華民國政府以「涉嫌叛亂」罪名拘捕的那一刻，自焚身亡了，事情因而有了不好的兆頭，見血了，台灣此時似乎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於同年的春夏之交出了大事，發生了大規模的學潮。對於那一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不幸事件的是非曲直，在這裡不作評論，但中共藉由解放軍的坦克將挑戰其統治的民運輾平，卻不可能沒有副作用，台灣人民的民心向背的改變就是其中一個不好的後果。在國民黨的威權時代，政府的宣傳本就長期將中共描述為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本來很多人還對這種八股教條半信半疑，結果在學運中被逼到牆角的中共不顧形象，表演起吃人特技，這讓在電視機前面的台灣人民看得是目瞪口呆，以前在課堂上讀到的那頭會吃人的怪獸，從課本裡面跑出來到電視上演出真人實境秀，在震驚之餘，人們赫然發覺原來教科書裡面的東西不全都是騙人的；從此之後，「恐共拒統」至今仍是橫跨藍綠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主流共識；對於相當一部分在台灣的中國人而言，聽中共談「和平統一」的願景，就如同黃花大閨女遇到有嚴重家暴前科的藍鬍子上門提親，又豈有不驚聲尖叫、拔腿就跑的道理?
一些大陸網友似乎覺得很多台灣人民有夜郎自大的傾向，無視於中國近十幾年的驚人發展，看不起中國大陸，瞧不起甚至是鄙視大陸的人民，但其實有相當多的台灣人民是打從骨子裡非常懼怕中共的；他們因為恐懼而生厭惡，因為害怕而搞歧視。前一陣子，YST市長在文章裡主張中共必須要准許國民黨回大陸發展，這讓部分的大陸網友誤以為在台灣的「深藍」們仍然在作著逐鹿中原的美夢；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們真是如此的有志氣，那倒也好，可惜事實並不是如此，現在還主張國民黨重返大陸，做個貨真價實「中國國民黨」的聲音，不但在台灣是絕對的少數，在國民黨是絕對的少數，恐怕在深藍裡面也是絕對的少數，可謂是真正的少數中的少數。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及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其實是無心、無意、更無膽去挑戰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威的；舉個1989年的小插曲做為例子，在天安門事件的隔年，有民運人士買了艘船，改裝成為海上廣播平台，並命名為「民主女神號」，打算以台灣為基地，在公海對大陸沿岸進行廣播，此舉引來中共的強烈反應，指控台北當局在背後支持此一敵對行為，並揚言要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予以對付，造成台灣的一陣恐慌，計畫在台灣政府的壓力之下被迫流產，美其名是因為尊重國際法因而不能支持「海盜行為」(不知為何，在台灣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很喜歡把這若有似無的國際法抬出來當聖旨)，說穿了就是屈服於中共的淫威之下，不敢拂其虎鬚罷了；而「民主女神號」就如此被擱置在台灣的港口十餘年，最後被當成廢鐵拆掉了；至此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徹底被人看破手腳，其喊了幾十年的「光復大陸」也不過就是一句為了維持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宣傳口號而已，從這個事情就可明白，台灣的政府與人民並沒有什麼多偉大的雄心壯志，一心一意只想關起門來過著自己「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小日子；這就如同岳飛之後，南宋已不可能伐金，其理甚明，也就只有類似於辛棄疾這般愛國的傻子，才看不明白這道理。 回過頭來，前面提到台灣社會在1980年代末期處於一個抉擇的十字路口。很多「深藍」的朋友至今談起李登輝都還是恨得牙癢癢的，覺得在蔣經國面前「椅子只坐三分之一」的李登輝欺騙了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把台灣帶往錯誤的方向；比如說，聯合報前幾天寫了篇追思林洋港先生的社論，還是在感嘆蔣經國選錯了接班人，若當初是由林洋港來接蔣經國的班，一切有可能就都不一樣了；對此，容我有點不同的意見。很明顯地，在1980年代末，憑藉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維持了台灣社會幾十年安定的威權體制，已經顯露出了疲態，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台北當局當時似乎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與台灣內部的反對力量達成妥協，在社會矛盾未激化之前，主動進行政治改革，這也是蔣經國總統最後選擇的路線；其二是YST市長所主張的與對岸談判，爭取在最好的條件下接受中共的「和平招安」，也就是說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是選擇對內妥協，就是必須要對外妥協。當然他們也可以選擇賭賭看，認定只要把帶頭的搗蛋分子抓起來殺雞儆猴，安居樂業的小老百姓們一定沒有膽量再去挑戰政府，威權體制也可以因此而再維持下去一段很長的時間，這也正是中共在1989年之後所作出的決定，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南海是成功的；但是這個賭注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很危險，一但賭輸了，後果恐怕不是其所能承受得住的，台灣不是中國大陸，承受不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嚴重激化之後爆發的大規模流血衝突；說句不好聽的話，就算當時台灣政府有決心必要時以鐵腕鎮壓「暴民」，可雖然部隊裡面的軍官很多都是忠黨愛國的外省眷村子弟，阿兵哥卻又都是徵兵來的，在1989年的時候，中共可以調幾百里、甚至上千里外的部隊入京「勤王」，但台灣就這麼小，大家都認識，真要開裝甲上街輾人，找誰來開坦克可能都會成問題；退一萬步講，就算真的可行，這樣幹恐怕會更激化了矛盾，把台灣帶到如同現在敘利亞般的慘境裡，有意思嗎? 終歸一句話，當時除非接受中共的「和平招安」，有北京在背後的支持(這也不一定，假如中共在國民黨接受「和平招安」之後轉而支持台灣內部的反對力量，也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否則面對有一個有相當社會基礎與國際聲援的反對運動，台北當局很難有強硬的本錢。 說了這麼多，只為證明一個道理，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選擇與島內的反對力量妥協，相繼終止戒嚴令與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逐步的走上民主憲政道路，這對國民黨統治精英來說，可能算是在當時所有可能的選擇中，最好的一步棋；更何況，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與中共談和，接受「和平招安」的路已被台灣政府與人民排除在可能的選項之外，也因此推動政治改革，化解社會矛盾，幾乎就成為那時後台灣政治的唯一出路。從蔣經國總統任內最後幾年的作為來看，他在生前最後的執政方針或可被形容為「民主保台，拒統待變」，而李登輝總統作為他的繼任者，大致上來說是此戰略的忠實執行者，「深藍」的朋友們可能不容易接受這個觀點，但我越來越覺得「獨台」這個國策是蔣經國定下的，而他之後的歷任總統，就算還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在發現其他的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之後，終究都回過頭來奉行這個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深藍」對李登輝的路線可謂是深惡痛絕，可是這個所謂在「一個中國」的屋頂下，民主的中華民國與施行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兩個平起並立主權獨立國家的「珍珠項鍊」理論，與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究竟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但與其在此挖苦說「深藍」現在所主張的是一個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倒不如說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深藍的「一中屋頂」其實都是從蔣經國的「獨台」路線一脈相承而來的產物。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總統在4月16日與美國史丹佛大學所舉行視訊會議中表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一種特殊關係；這不但明白否定了「兩國論」，也間接排除在他任內推行「一中兩國」的可能性，應該可被解釋為向對岸釋出了相當的善意，至少台北方面會這麼認為的；由此卻也可以看出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對台北而言，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對北京的善意，承認了反而是一種不友善的行為，事是這麼一回事，這道理卻著實需要奧林匹克級的腦力體操才能明白其中的邏輯。 假設我的推論是對的，「民主保台，拒統待變」就是經國先生執政後期的中心思想，那麼為什麼他會選擇帶領台灣走上一條在可預見的未來，長期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獨台」道路上呢? 這樣形容著實很封建，但我一直覺得一定要去揣摩一個自知天年將屆，開始擔憂起女兒在自己身後幸福的老父親心態，才能夠理解蔣經國總統在其生命最後幾年的所作所為。台灣是蔣經國的寶貝，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就如同一個父親般，他最害怕的莫過於在其身後他的女兒嫁錯人、被欺負、受糟蹋，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蔣經國應該會問自己兩個問題: 其一，誰最能夠抵抗威脅利誘，堅拒中共的「和平招安」；其二，誰最能夠抗拒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撲，堅定執行「民主保台」政策，不走回頭路，以避免台灣最終因無可化解的社會矛盾而自毀於內鬥之中。僅就這兩個條件而言，事實證明挑選李登輝是正確的決定；至於摩西後來想帶領人民出埃及，造成中華民國的台獨化與去中國化，以及台灣現在所面臨到的總總內外政經困境，經國先生在天之靈若有知，會不會後悔自己當初的抉擇，就非旁人所能妄加揣測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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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兩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