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王如玄主委辭職一事，聯合報連寫兩篇大小社論予以批判，貭疑她沒有團隊精神，只顧“個人形象，卻把不顧勞工的汙名留給內閣，這其實是有負身為團隊一員的正義。” 與此同時，行政院長陳沖也表示: 內閣團隊就像打壘球一樣，不要因為一個人的漂亮姿式，造成團隊的損失。

這些話，講白了，就是在指責王如玄不是一個好的team player，聯合報的黑白集更直接把先後因理念不合而辭官的王如玄、王清峰、劉憶如歸為一類，責問“三人都將個人的旗幟看得比內閣的整合目標重要，誰來為國家忍辱負重？”

眾所皆知，王如玄是因為基本薪資調漲與否、本外勞薪資是否脫鉤、外勞雇用上限是否鬆綁等重大政策問題與執政團隊發生嚴重歧異而掛冠求去，而這些政策背後，牽扯到一個基本執政理念的差異，也就是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是否因當犧牲一些勞工權益，以換取經濟更好發展的機會。很顯然地，行政院的主流看法 (而這其實也是台灣長期經濟發展的主流看法)，是認為應該要先把餅做大，才能夠把餅分好；只要整體經濟好轉了，經濟發展的福利，將會自然而然地滲透到社會上的各個階層。反之，反對的力量顯然認為，在一塊不斷縮小的餅中，把基層分到的那一塊原本就已經很小的餅，再往下壓縮，顯然是一件痛苦而不可接受的事情；犧牲勞工利益未必就能夠發展經濟，反而會讓日漸貧富懸殊的社會，更加M型化。

誠實地說，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王如玄的立場，但我也承認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看，陳冲和管中閔的看法有可能是正確的。無論如何，這篇文章的主題，不在於分析經濟與勞工政策的是非對錯，而是想要探討當一個政務官，發現自己在重大政策立場上，與執政團隊出現嚴重分歧的時候，究竟該如何自處? 社會大眾又因該對他有何種期待? 一個有擔當的政務官是否因當如聯合報社論所期望的那樣，「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了國家、為了執政團隊，而繼續忍辱負重下去呢?

這其實牽涉東西方政治文化一個很大的差別，在傳統中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人們對一個從政者最高的期許。在這種思想下，如果君臣發生了意見分歧，做臣子的，必須要一諫、二諫、三諫，而就算是君上屢諫不聽，臣下也必須要留下來努力的把事情做好；假如臣屬因為意見不合，而棄君而去，一走了之，會被認為是很不負責任、很不道德的行為。西方的政治文化，強調的則是個人的政治責任，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對他自己的良心負責。在西方的責任政治中，內閣是一體的，執政團隊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要為政府的每一個政策，負起共同的責任，假如決策出了錯，沒有哪一個政務官可以說:「 那不關我的事，那不是我的主張，也不是我拍板定案的。」 因此，當一個政務官無法認同政府未來施政的方向，並認為該政策與其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則有所牴觸時，在力爭無效之後，離開這個行政團隊，便成為他個人為其良心負責的唯一選擇。

以死刑這個最極端的例子來講，至今，社會上大多數的人，仍然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政府依法執行死刑，乃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必要手段，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是反對死刑的，他們將死刑視作國家殺人，而他們主張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包括人所創造出來的國家，有權力去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就算那個人是有罪的，也不能夠如此。所以，當反對死刑的王清峰當上法務部長，遇到要求依法執行死刑的強烈民意，問題就來了。對強烈反對死刑的王清峰而言，要她簽署執刑令，就宛如要她去殺人一樣，辦不到就是辦不到；所以當政府在民間輿論強大的壓力之下，做出重新依法執行死刑的決策之後，王清峰就決定辭去法務部長一職。這是負責任的行為，既對得起自己的良知，也對要求依法行刑的社會大眾作出了交代；沒有人有權力要求她做得更多，為了國家、為了執政團隊，而「忍辱負重」，做出她的良心所不容許她做出的事情。

這樣講並不是指王清峰、王如玄等人的政治道德標準，高於其他仍留在執政團隊裡服務的成員們。很多事情每一個人的價值判斷都不一樣，有的人認為依法執行死刑是符合正義的，也有人堅信無論如何政府不應該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權，儘管那是依法而為；這不一定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政務官都有權利與義務，依照自己的良知與理念，為自己的去留做出判斷。社會大眾有權利要求的是，政務官必須要真誠的相信其所屬執政團隊所推行的政策，雖然那肯定是經過多方折衝妥協過後的產物；而一旦無法做到這點的時候，離開便是唯一負責任的作法，並且在離職之後，應該要把政策的分歧點公諸於世；這不是意氣用事，更沒有誰對不起誰的問題，而是在民主責任政治的制度下，人民有權利知道，在重大政策上，政府的立場與其內部歧異在哪，以作為日後選舉投票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王如玄辭去勞委會主委的這件事情中，很明顯地，主政者與王如玄在維護經濟發展與保障勞工權益的政策優先順序上，出現了嚴重分歧。王如玄主張，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而主政者在景氣低迷的情況下，顯然認為保障經濟發展為施政第一要務，如果沒有了工作，談何工作福利，管中閔講的最白，也最直接，強調「不當」調漲基本工資，「這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而陳冲在王如玄辭職之後，甚至在立法院公開表示，廢除基本工資是一件可以研究的事情；雙方立場差距如此之大，又怎能要求王如玄為「大局」著眼，在內閣裡繼續奮鬥呢?  難不成，王如玄應該「忍辱負重」地留下來，為行政院為何認為廢除基本工資是一件可研究的事情，進行政策辯護嗎? 顯然地，主政者已經下了決心，為了拼經濟，必要時，不惜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王如玄勉強留下來，對內，她只會被視為是一塊阻礙政府團隊施政目標的頑石；對外，她將被迫為一個她由衷不認同的政策，來進行違心的背書與辯護，這將是何其的殘忍。說穿了，那些希望王如玄留下來的聲音，泰半想留下的，不是王如玄的政策與理念，而是「王如玄」這個招牌，這又是何苦呢? 對一個因政策分歧而離開的政務官來講，既然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堅持，那麼我們在此別過，就沒有什麼好遺憾和怨嘆的；而在彼此為各自的政治理念，努力爭取人民支持的同時，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是一個成熟政治家應有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