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覺知的人，在思考公共政策議題的時候，反而不會流於「闡釋個人信念」，拿個人堅持的信念，當做社會都該遵從的指標。譬如前面在談的同性戀結婚議題，重點不是「同性戀正常或不正常」，重點該放在，什麼樣的家庭或整個成長環境，會使一個人寧願跟同性生活（包括產生性關係），而如果這種問題涉及童年的經驗，我們需要強行「矯正」這個人嗎？在人類生活的軌道上，究竟有哪種生活模型，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如果幸福的感覺會因人而異，我們需要把自認會幸福的關係，不管他人的意願，強行加諸至他人的身上實踐嗎？更何況，絕大多數的「異性戀」婚姻，都不見得會過得「幸福」。在覺知的狀態裡，思考這些社會議題，都會發現沒有一套標準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生活現象的紛紜，如何過出有「秩序」的人生，每個人都得替自己負責，不能假於政府制訂具有強制性的公共政策。因此，當政府制訂關於婚姻的公共政策，就該採取「最低限度」的標準，不論同性戀、異性戀或不同人數組合的兩性婚姻，只要透過法律「確認出」人與人的親密關係（這裡「親密」意味著有同居的事實），這個關係被合法化，就該被政府視作「婚姻」。

    上面這個看法是否具有能被某個社會的公民普遍同意的「客觀性」，暫時無法置論，如果觀點有歧異，不該採取「辯論」的型態來取得交集，因為根據我們長期的觀察，辯論從來都不會有交集，就只是各說各話。如果不同的政黨要藉由共同舉辦「辯論」來訴諸輿論的認同，其結果只有繼續釀就兩極化的看法，這對整合社會的共識毫無裨益，甚至會製造社會的對立。社會的對立通常只有對「私心自用」的政客有利，他們可藉由擴大社會的「失和」來牟取利益，如果我們不想「辯論」，而人與人的確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該如何「溝通」呢？這就需要出自中國書院傳統的「講會」。出自古希臘雅典社會的「辯論」與「講會」有什麼差異呢？辯論常意味著說話的人已經有某種理路很清晰的「成見」，人與人各自帶著這個「成見」去對話，如果各自邏輯不發生基本謬誤，加上人生議題常有邏輯無法判斷對錯的情境，就會使得對話的兩人越說就因為觀點的越來越清晰，使得彼此的「差異性」越來越大！西洋有個諺語說：「真理越辯越明。」其實，這是個反話。幾乎沒有哪個公開性的辯論，能化解人與人的歧見，因為人都會顧慮自己的見解背後的「利益」，深怕更改見解，則利益受損。

    對利益的不肯放棄，則辯論只是兩人心照不宣的「表演」而已，或者彼此藉由交鋒的過程伺機打擊對手弱點，擴大自己利益。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需要辯論呢？因為傳播媒體的發達，使得觀眾喜歡看人「失和」，或「出糗」？如果人的思維已經「定型化」，則辯論毫無意義，如果人與人願意透過細緻的對話來溝通歧見，則辯論同樣無益，這就需要「講會」了。講會意味著人願意帶著「生命感」，去觀照他人與自己的想法背後的真情實意，而這個真情實意究竟能不能通過宇宙實相的考驗，這個對話過程，人人都自有心性在觀看著。講會同樣能拿來處理公共議題，或者說，把公共議題心性化，當人在講會裡討論同性戀的議題的時候，我不該「計算著」我採取什麼觀點會有利，我應該思考哪個觀點真能促進社會邁往具有覺知的祥和路向，人與人在這個「共識」裡議論著觀點，則觀點自己會彼此「融合」，產生出一個嶄新的觀點，使得本來的歧見因此而消化了。如果任何政策的提出，都能先經由各種組織（譬如政黨）的講會來凝聚共識，組織間（政黨與政黨）再透過講會來化解各自具有社會代表性的歧見，則整個社會當能避免花費龐大的公共資源，經年累月消耗在與利益糾纏不清的觀點爭執裡，這對於社會往覺知路徑的演化，具有莫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