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為什麼要修訂所謂的「逃犯條例」？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非常複雜的問題。之所以說簡單，是港府表面上的修例原因，源自於一個香港青年在台灣殺害了一名女子後潛逃回香港，由於犯罪現場在台灣，法律審判權自然也在台灣；但是由於港台沒有引渡協議，香港無法將該青年遞解至台灣，僅能以其在港所犯之竊盜、贓物罪論處。此次港府欲修訂「逃犯條例」，就是為了彌補這個漏洞。

        如果只是如此，那似乎也言之成理，但為什麼搞到香港百萬人上街頭？

        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我們抽絲剝繭細細來看，就會知道沒有那麼單純。如果只是「為了彌補這個漏洞」，那麼只要建立港台（或港澳、港中）的司法互助（即港府與許多國家簽訂之「逃犯移交」）即可，根本不用大動干戈的修「逃犯條例」。那麼，問題在哪裡？

        我們可以用最源頭的那個例子（香港青年殺害台灣女子）來開始推想，不管是哪一國的人，「犯罪現場在台灣，法律審判權自然也在台灣」，那麼同樣的，「犯罪現場在香港，法律審判權自然也在香港」。這時候問題就來了，如果「逃犯條例」通過，那麼在港犯罪（共有三十七項罪名）的中國（大陸）人，只要特首和法庭同意，即可在北京的要求之下，被遞解至大陸，同時香港亦可協助大陸，凍結或沒收該犯罪嫌疑人在港的資產。

        這麼看，似乎還沒有很嚴重，但是這卻是問題的開始。我們可以用舉例的方式，看看「魔鬼」藏在哪裡。比如說，一個大陸人在港犯了殺人罪，為什麼要被遞解到大陸？（前面說過的，「犯罪現場在香港，法律審判權自然也在香港」），別忘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有終審權的！顯然北京的想法是：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所以只要此例一過，香港人在香港犯下殺人罪，只要北京覺得有必要，還是可以要求港府將犯罪嫌疑人遞解至大陸，這就不太像話了吧？

        我們再試想，如果不是「殺人罪」，而是發表，或出版一些「反政府」的言論或刊物呢？香港是有言論出版自由的，因此沒有觸犯什麼香港法條；但是大陸沒有，眾所周知。一個香港人在香港發表言論、出版刊物，港府找不到法條辦人，可是大陸可不這麼認為！要安上一個「顛覆政府」的「反革命」罪名，輕而易舉，屆時要港府移送，誰曰不宜？

        可千萬不要以為這危言聳聽，請看看銅鑼灣書店事件吧！其中有人沒有踏入大陸一步，就在香港「被失蹤」了，等到在大陸電視上露面，居然聲稱自己是「主動偷渡回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一個人，會為了「配合調查」而「主動偷渡」，這簡直是道德高尚遠邁聖人了！由此可知，當大陸要找你麻煩，管你香港有沒有法條辦你，老子就安個罪名，然後把你綁架回內地；今天還讓你香港修「逃犯條例」當個文明遮羞布，算是對你客氣的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那麼多香港人要上街頭，反對這個修例，其癥結點就在，他們對港府不信任。只要修例一過，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終審權」將形同具文；綁架到底講起來不大好聽，以後只要北京看你不順眼，要安你個罪名輕而易舉，要製造一堆證據也不難；香港特首唯北京之命是從，佐以北京提供羅織罪證予香港法庭，「送中」有了法條依據，不成為「送終」也難！

        或許有人會說，那是香港人倒楣，跟我們台灣人有啥關係？錯了，在北京的腦袋裡，港澳台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這就是另一個癥結點：我們對北京不信任。北京大概沒辦法把人從台灣綁走，但是閣下就千萬不要去香港，只要覺得你這人不老實，按照「送中條例」請港府將之送交「祖國內地」「配合調查」，何愁沒有罪名？然而，無辜的你，認為在「祖國內地」可以得到什麼公平審判？

        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上，曾經教會我們兩個名詞：領事裁判權(consular jurisdiction)和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在我們中國人的眼中，這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施以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但是在西方國家的眼中，並不完全如此。一百五十幾年前，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審判，辦案不講證據，收賄貪污橫行，任意羅織罪名，嫌疑人遭刑求而屈打成招者比比皆是，囚犯在獄中生活條件極差，行刑殘忍不講人權…..這都是西方國家不願意本國人接受中國法條審判的原因。如今百餘年走過，如此類似（雖然有點不倫不類）的陰影，居然還在二十一世紀港台華人的心中留下痕跡，為什麼？請北京當局深思。

田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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