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生活在明治時代的倖存者們（前篇）
作者: 加州清光
　　松平容保

　　會津開城投降後，針對前藩主松平容保及其養子松平喜德的處分便成了新政府探討的課題。戰爭雖已結束，但新政府為了展示其權威，不允許埋葬“反賊”會津藩士以及城中百姓的屍體，任由風吹雨淋、烏鴉啄食，其狀慘不忍睹。開城後近五個月迎來了萬象復蘇、春暖花開，城中卻因腐壞的屍體堆得漫山遍野而發出陣陣可怕的臭氣，新政府終於下達了清理會津藩士的屍體的命令。當然，這道命令並不是出於人道上的憐憫及同情，而是擔心大量屍體腐壞引發瘟疫，造成波及全國的傳染病蔓延而已。
　　與仙台、米澤、莊內等藩不同，會津藩遭受了最為嚴重的打擊報復，在所有反抗新政府的藩中處罰最為嚴重。因會津戰爭中死傷最多的便是長州藩士，憤怒的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甚至產生過將會津上下趕盡殺絕的想法。會津家老們切腹的切腹、戰死的戰死、失蹤的失蹤，萱野權兵衛便挺身而出，拼盡全力四處奔走為松平容保及全體藩士請命，並於明治二年獨自來到江戶城，以赦免藩主、藩士之罪、允許松平家名延續為條件，自己以切腹的代價承擔了戰爭的全部罪責。
　　明治三年五月二日，新政府正式下達了會津藩士移住斗南藩的通知，並於當月十四日任命松平容保的嫡子松平容大為斗南藩知事，會津上下共14080（也有17327人一說）人被流放至青森縣以北的斗南藩居住。斗南這個地方可以說是個不毛之地，幾乎收穫不到什麼食物，武士們從來沒有在田地裡做過農活，自然也不懂耕耘、不會開拓。很多人就因得不到食物、長期營養不均衡而死去。在投降的眾藩中，唯獨針對會津而下達的處罰是最嚴重的。
　　被幽禁在妙國寺的松平容保、松平喜德兩父子不久後便被召回東京，分別交由鳥取藩主、久留米藩主管理。明治十三年二月，松平容保被任命為日光東照宮宮司（掌管祭祀等活動的神官），同年兼任祭祀會津初代藩主保科正之的土津神社的祠官。為紀念戊辰戰爭中死去的會津藩士，阿彌陀寺定期舉行了會津藩士招魂祭祀，容保公聞訊也特意趕來參加，並與眾多舊藩士一同出席了祭祀。照例，法事結束後大家聚在一起會餐，主辦者町野主水等人事前並不知道容保公出席，因此食譜上只有紅豆飯、煮鯡魚、山芋、醬菜類。町野等人心想，容保公是舊藩主，身份高貴，怎麼可以給他吃這種寒酸的料理呢？於是町野與舊家老諏訪伊助幾人想方設法找了個擅長料理的手藝人，專門給容保公弄了一桌美味佳餚。
　　然而用餐之際，大家都推杯換盞，連吃帶喝的時候，上座的容保公卻連筷子都不動一下，就那樣呆坐著盯著面前的飯菜。町野、諏訪幾人一看，心想大事不妙，這飯菜果然還是太寒酸，容保公吃不慣！於是幾人連滾帶爬地爬到容保公面前，惶恐地說道：
　　“匆忙之中並未準備山珍海味，望請恕罪。但因今日是祭祀亡故戰友的日子，所以無論如何請您紆尊降貴，多少吃上一口吧……”
　　一看容保公根本不動筷子，其他舊藩士也都不敢再吃了，紛紛放下了筷子，一齊望向上座的容保公。
　　容保公卻望著町野的眼睛，問道：
　　“這飯菜與眾藩士的是相同的麼？”
　　町野愣了一下，但又不敢撒謊，便坦白了只有容保公的飯菜是請了專人特別料理。
　　容保公歎了一口氣，說道：
　　“我是來與大家一同緬懷過去、憑弔戰友，並不是為了享用佳餚美酒而來的。你還是替我換成跟大家一樣的飯菜吧。”
　　話音剛落，町野、諏訪等人伏在榻榻米上，額頭貼著地放聲大哭、淚如雨下。在座的藩士被眼淚感染，皆一同默默低頭落淚。

　　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容保公獲正三位的擢升，同年十月病重，十二月午前10時于東京小石川結束了悲涼的一生，享年59歲。後被轉葬在會津松平家廟所，諡號忠誠靈神。
　　容保公死後，家人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印有松平家定紋的小錦囊。這個小錦囊容保公寶貝得很，平時從來不給人看，也不讓人碰，大家打開一看，裡面居然是孝明天皇在八月十八日的政變之後，特意秘密寫給容保公的一封宸翰（類似表揚信），因孝明天皇生前曾經再三叮囑，為防止他人嫉妒而引起無謂紛爭，這表揚信的內容你知我知便可，絕不可以外泄。容保公將孝明天皇的命令謹記在心，將這件代表孝明天皇對自己深厚信任的信物貼身而藏，連家人都沒有告訴。就連會津被誣衊為“反賊”、若松城落城之際，他都沒有拿這封宸翰出來替自己脫罪、證明自己並非奸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薩、長掌權的新政府之所以要對會津藩趕盡殺絕，是否因為知道這封孝明天皇親筆宸翰的存在呢？但容保公信守與孝明天皇的承諾，對此事守口如瓶，終生沒有洩露半句。

　　市村鐵之助

　　箱館總攻擊的前一個月，土方將自己的頭髮、兩把刀、辭世和歌及照片交給小姓市村，命他帶回老家武州多摩郡日野村交給姐夫佐藤彥五郎。市村潛入外國商船，卻在青森被新政府軍截獲、關押了起來。好不容易脫了身，抵達日野的時候已是七月上旬的事了。為躲避官軍追捕，市村化裝成乞丐，沿途乞討來到了佐藤家的後門。佐藤家人一看門外有個衣衫襤褸的小廝朝裡面探頭探腦的張望，行跡甚是可疑，便大聲喝斥，要他速速離開。沒想到這小廝不但沒走，反而直接走了進來，並從自己懷裡摸索了半天，取出一封信件、一張照片交給佐藤的二女，提出想要求見佐藤家的當家。東西到了佐藤彥五郎及阿信（土方的姐姐）的手裡，二人一看照片，驚訝得“啊！”的一聲，然後再看信件，彥五郎失聲叫道：“是義豐（土方諱名）親筆！”阿信立刻命人帶市村到浴室沐浴，又給他換上一身新衣，安定下來之後，三人找了一個隱蔽房間坐在一起，市村流著眼淚向二人敘述了土方轉交遺物的過程。
　　之後，果然如土方所言，佐藤家將市村藏匿了三年之久。但土方“既不切腹、也不投降、唯有戰鬥到底”的信念深深感染了市村，他沒有選擇苟延殘喘地活下去講述新撰組的故事，而是像土方一樣選擇了將戰鬥進行到底。明治十年的西南戰爭時，他投身西鄉隆盛軍參戰並戰死，享年23歲。（也有19歲時病死一說）
　　↑土方歲三

齋藤一

　　從如來堂逃脫的齋藤一順利與城外朱雀隊會合，會津落城之時仍在繼續頑強戰鬥，松平容保不忍讓其白白送命，便向城外派了使者勸其投降。經過了白河城攻防戰、如來堂的死鬥、城外遊擊戰等大小戰役，齋藤竟然毫髮無傷地迎來了開城，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
　　與朱雀隊一同被幽禁的齋藤，此時又在獄中化名為“一瀨傳八”，並在幽禁地高田得到了明治政府分配的米五合、二人扶持的生活費，待遇還算不錯。明治三年會津藩士集體移居斗南藩，此時剛剛更名“一瀨傳八”不久的齋藤，又在出發之際再度更名“藤田五郎”，這是齋藤最後一次變名，“藤田五郎”這個名字被他一直用進了棺材。明治三年隨著廢藩置縣，容保公父子上京之時，五郎便作為護衛跟隨在容保公左右，還得到了容保公賜下的羽織一件。明治四年二月左右，五郎與比自己大四歲的筱田やそ結婚，三年後五郎上京，やそ獨自留在斗南，之後生死、行蹤皆不明。同年，前藩主松平容保、前家老格佐川官兵衛、山川浩聯合給五郎保了大媒，與石高三百的高木家的女兒時尾再婚。兩年後長男藤田勉出生，翌年便爆發了著名的西南戰爭。已秘密進入警視局任見習警部的五郎立刻加入“拔刀隊”參戰，在西南戰爭中表現活躍，被授予勳七等青色桐葉章、金100元的獎賞。明治二十一年榮升警部，三年後卻因政府財政吃緊，減少了警視廳經費而退職。就在同一天，五郎剛剛從警視廳退職，立刻就接到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聘用書，任其附屬東京教育博物館的“看守”一職。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其實就是五郎的媒人之一，原會津家老格山川浩。這一年，五郎48歲。
　　大正四年（1915）年9月28日，東京市本鄉區的自宅中，五郎正坐在地板中間，以一個標準武士的形象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據說死因是因飲酒過量而引起的胃潰瘍。家人按照其生前遺言，將他改葬在會津若松市阿彌陀寺。這一年，五郎72歲。
　　巧合的是，另一位倖存者永倉新八也是在同年病逝。

　　山口一→齋藤一→山口二郎→一瀨傳八→藤田五郎，齋藤的人生從“一”至“五”，最後一個名字便以“五郎”收尾。有意思的是，齋藤明明是弘化元年（1844）一月一日出生，但在給最後一個職場——東京教育博物館的個人簡歷中，卻將自己的生日寫成弘化元年“一月二日”。這也許是因為齋藤人生的前半段是在動亂的幕末、無休止的殺戳中度過，他將自己的半生都獻給了新撰組、會津藩；而平定了日本內亂之後則是真正為了自己而活，也就是說，新時代是他人生的第二個階段，所以才會將自己的生日由“一日”改為“二日”，代表自己重獲新生的意思吧。

生活在明治時代的倖存者們（後篇）

　　立川主稅
　　土方戰死的次日（五月十二日）立川便接受了陸軍奉行添役——安富才輔的委託脫離了戰線，拿著安富的一行悼詩前往土方老家日野去傳達其死訊。但是新政府軍在箱館港設下了重重包圍，未能成功衝破包圍圈的立川與箱館軍一同被捕，隨後被關押了起來。
　　立川得到赦免後第一時間趕往日野的時候已經是明治五年的事了。安富才輔的土方死亡報告書簡和悼詩被平安送到了佐藤彥五郎的手中，立川還把自己創作的《立川主稅戰爭日記》也一同帶到了日野，這份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土方敬愛、崇拜的日記，便成了可以使後人深入瞭解新撰組的、極其寶貴的研究史料。
　　“土方氏無時無刻不體恤萬民，行軍時總是主動打頭陣，一馬當先衝在最前方激勵士卒奮勇前進，因此歷經大小戰役所向披靡、攻無不勝、戰無不克。”
　　歷史上對於土方歲三的評價一貫是褒貶摻半，尤其是京都時代，被冠以“不擇手段”、“心狠手辣”等惡名，但到了戊辰戰爭之時無論是敵人還是同伴、上司還是下屬，對其予以正面評價的大有人在，立川主稅就是其中之一。
　　東軍北上蝦夷之前曾遣散過一批士兵，新撰組的齋藤一諾齋就是其中之一，而他此時竟然也在日野，而且與前來送信的立川見了一面。“看破紅塵”的立川進入齋藤曾任住持的全福寺出家當起了和尚，現任住持臨峰與齋藤是舊識，二話不說便收留了立川。立川做為新撰組中正式離隊的隊士中唯一一位出家人，後來在東山梨郡的地藏院任住持，其後半生一直在為土方等戰死的同伴祈冥福，明治三十六年病逝，享年69歲。

　　相馬主計

　　戰後，相馬作為新撰組最後一任局長，與榎本武揚、大鳥圭介、荒井鬱之助、松平太郎等人被當作箱館戰爭的首謀者送往東京，其他幾名由於“認罪態度較好”，後來作為維新後的人材投身新政府重新當起了公務員，只有相馬一人未能免罪，被流放到新島。
　　相馬被捕後，來自明治新政府嚴酷的拷問、收監整整持續了一年。明治三年十月，相馬在新島度過了兩年的流放生活，期間還在島上結了婚，看起來即將迎來前景美好的新生活一般，但明治五年十月被赦免後回到東京後，相馬竟然神秘切腹自盡，任何人都不清楚他自盡的理由究竟為何。
　　沒有介錯者，相馬獨自剖開了自己的腹部，家人發現的是倒在一片血海之中的屍體。或許是因為相馬覺得自己已經不能適應明治新時代，又為自己沒能像土方一樣威風凜凜地握著劍在戰場上戰死而感到後悔。既然自己不能以新撰組一員的身份戰死，那麼只能以一名武士的死法結束自己的一生。也許，相馬從做出自殺決定到真正動手實施，經歷了相當痛苦、矛盾的煎熬，最終還是以悲劇的結局給自己的人生劃上了句點。

　　島田魁

　　土方歲三戰死的四日後，新撰組殘餘隊士與箱館軍在箱館戰爭的激戰地——弁天臺場投降。此時的新撰組隊士基本上都是會津戰爭前後入隊，京都時代的資深成員寥寥無幾，島田魁就是其中之一。與其餘隊士一樣，島田被送往市內的稱名寺暫行收押，之後被轉送到青森一帶。
　　雖然對局長近藤勇進行過批判，但島田對於這新撰組的“兩雄”——近藤、土方是發自內心的景仰和敬愛。島田一生中最悔恨、最遺憾的事情就是土方戰死時沒能跟隨在他身邊，沒能與他一同犧牲在戰場上。因此島田將土方的戒名“歲進院誠義豐大居士”寫在一塊小布片上貼身收藏，片刻未曾離身，直到他死的那一刻為止。
　　投降之後，島田被先後轉送到津輕藩、名古屋，直到明治五年才得到赦免，正式結束了為期三年的幽禁生活。幽禁期間留下了寶貴的新撰組研究史料《島田魁日記》。重獲自由後，島田返回京都找到以前同居過的遊女，二人正式結了婚，開始了新的生活。加上之前京都時代的私生子，島田和夫人一生共得了五子一女，家庭也算美滿和睦。
　　比起新撰組時代，島田的後半生相對坎坷，先後經營雜貨店、劍術道場，換了幾種職業，收入卻不甚理想。然而島田卻一刻都未曾忘記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友，手頭雖不寬裕，但他與另一位倖存者永倉新八多次前往新撰組相關墓地進行拜祭，一生都在為死去的戰友默默祈冥福。
　　晚年，島田托熟人幫自己在新撰組曾經的屯所——西本願寺謀了個警衛員的差事，明治三十三年在值夜勤的時候病發倒在西本願寺的境內，享年七十三歲。能夠死在這個充滿新撰組回憶的地方，島田也算是得償所願了吧。
　　

原田左之助

　　慶應三年十二月，鳥羽伏見戰役爆發的前一個月。原田拿著剛剛分到的軍用資金200兩回到家中交給妻子阿正，並對她說：
　　“如果我有什麼不測，你一定要將茂（原田長子）撫養成人，然後替我將他培養成為一名出色的武士。你自己也要多保重身體，記住我的話，拜託了！”
　　然而這一別便成了夫妻二人今生的永別。此時阿正懷著第二胎即將臨盆，原田走後的第六天，阿正產下了一名男嬰，但這名男嬰體質屭弱，一個星期後便夭折。原田的次子從出生到夭折前後才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當然，已離開妻、子趕赴戰場的原田未能知曉這件事情的經過。
　　在下總流山與近藤勇分道揚鑣之後，原田與好友永倉新八成立“靖共隊”繼續戰鬥，在二人決意趕往會津與東軍大部隊會合的時候，原田卻突然提出要返回江戶。憤憤不平的永倉新八認為原田背叛了自己，他一定是放心不下待產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但是明治元年五月正在爆發上野戰爭，江戶整體化為戰場，戰亂之中原田無法潛入尋找妻子，無奈之下只好加入彰義隊繼續戰鬥，並於五月十五日在戰場上受了重傷，二日後傷重不治身亡，享年29歲。
　　本來原田的故事到這裡就應該結束了，可是有趣傳聞的卻還在後頭。

　　根據記載，原田5月15日被新政府軍包圍身受槍傷，17日不治身亡，戒名正譽元入居士。不過人雖已死，在江戶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埋葬原田的墓地，而向阿正報喪的兩名彰義隊成員也只帶來了原田的戒名，並未言及其他。人死了，墓卻不在。值得一提的是，之後查詢了彰義隊的隊員名冊，並沒有發現原田的名字。到底是原田入隊時間較晚所以未來得及記錄，還是他根本未加入彰義隊；他到底是回了江戶還是沒回，是死了還是沒死，便成了新撰組中“七大不可思議”事件，被眾多學者研究至今。

　　原田的故事到這裡仍然沒有結束。

　　在20世紀初的日清戰爭中，佔領偽滿州的日本兵曾經發現一個老軍人，他自稱自己是新撰組的原田左之助，在滿州作為馬賊頭目到處引起騷動。當時滿州（現東北三省一帶）曾經被日軍佔領，有日本人馬賊出現倒也合情合理。這件事情在昭和40年的時候還曾經登上過愛媛新聞，甚至有傳言說有人親眼見過原田重返家鄉，和親人見面之後又匆匆離去。但那個老軍人到底是不是新撰組的原田左之助，現在已經無從考證。

永倉新八

　　與近藤勇分道揚鑣後，永倉與舊幕臣芳賀宜道組成靖共隊，並與原田二人任副長職。隨著關東各地的轉戰，明治元年四月與秋月、大鳥等舊幕軍會合並參與了宇都宮城攻防戰。永倉發揮了在鳥羽伏見戰役中翻過後牆、揮刀衝入敵軍陣營的勇猛氣勢，闖入城中將城兵砍得人仰馬翻，抱頭逃竄。土方歲三雖也以參謀身份參與了宇都宮城的攻擊，但二人在這小小的攻城戰中竟然一次都沒能見面。
　　由於宇都宮城攻防戰之際所受的槍傷影響，連日來的奔波疲勞，敗戰帶來的心理壓力，再加上轉戰會津之時好友原田左之助臨時脫離戰線，永倉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都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隨著靖共隊的全面敗潰，永倉本打算逃到米澤藩繼續戰鬥，但此刻的他已失去了高揮舞長刀衝入敵營的新撰組二番組頭昔日的威猛，留在心裡的只有無數的疑問：我們為什麼淪為了“賊軍”？這場仗真的能勝嗎？到底還應該繼續戰鬥下去嗎？結果，自己將自己逼到絕境的永倉，帶著滿身的傷痕逃離了戰場，回到了江戶。
　　德川幕府結束了二百六十五年的統治，日本進入了明治維新時代。永倉在松前藩家老下國東七郎的周旋下成功歸藩，每日跟隨法式的傳習隊進行軍事演習。然而冤家路窄，永倉竟然在非番日閒逛的時候遇見了當年油小路事件的倖存者——伊東甲子太郎的弟弟鈴木三樹三郎。三樹三郎雖有心替哥哥報仇，但對手畢竟是新撰組中數一數二的大劍豪，因此未敢輕舉妄動，只是上前跟永倉打了聲招呼，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客套話。回到藩邸後永倉越想越不對，於是便跟家老下國說明了詳情，下國擔心永倉安危，便讓永倉住進自己家中加以保護，後來又將永倉介紹到藩醫杉村松柏家入贅上了上門女婿，從此永倉便改名“杉村治備”，在北海道開創了自己人生的新天地。明治八年，“杉村新八”繼承了家業，正式更名“杉村義衛”，七年後在樺戶監獄裡擔任劍術師範，辭職後再度返回東京自己開起了劍術道場。
　　杉村義衛——永倉新八實際上比較喜歡自吹自擂，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但在他的餘生裡卻極少向家人尤其是孫子孫女們提及新撰組的往事。像是在維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池田屋騷動之類的事件，從來都沒有給他們講述過。用他本人的話來說，“跟七八歲的孩子講這些做什麼，池田屋之類的是不會講的。”永倉一生敢做敢為，但他卻不願家人過多瞭解他的過去，曾經看得比生命還重的“新撰組”相關的話題在杉村家反倒成了一種忌諱。然而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自己，永倉一輩子都沒能從近藤、土方等人的死亡陰影中走出，下總流山時與近藤的不歡而散，在他心裡留下了深深的悔恨和遺憾。明治九年，在東京板橋刑場的附近，永倉和松本良順一同給近藤，土方為首的一百一十二名舊新撰隊友建立起了一座高達三米的慰靈碑，正面寫著近藤勇宜昌，土方歲三義豐墓，（吐槽無力，永倉這貨忒不靠譜，近藤的偏諱是“昌宜”，碑上卻刻成了“宜昌”，夜深人靜的時候近藤還得手持小錘子爬出來，邊鑿邊罵：“特麼的把我名字刻錯了，我得出來改改。”）
　　永倉到了晚年的時候一改以往的想法，開始想要在自己有限的時間中盡可能的將新撰組的故事流傳到後世，於是在大正二年三月，永倉接受了小樽新聞社會部記者加藤眠柳，吉島力的取材，開始在報紙上連載自己的故事。這一年永倉七十五歲，他終於認識到這是自己最後的機會，於是閉門不出，開始專心致志地進行自傳的創作。自從第一本新撰組通史《浪士文久報國記事》丟失以後，這本後來被改名為《新撰組顛末記》的實戰談是永倉一生所著的第二部回憶錄。握了一輩子刀柄子，現在開始改握筆桿子，對他來說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情。要將近半個世紀前所發生的事件一一回憶起來更是難上加難，這部連載在《小樽新聞》上的故事的創作過程可以說是永倉新八人生中最後的戰鬥。連載結束一年半後永倉病逝，享年七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