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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阿席斯‧南地的因與緣──《貼身的損友》書序 文:丘延亮
2011/05/26 23:03:18瀏覽974|回應0|推薦53

左:丘延亮   右:胡德夫      地點:溪洲部落    攝影者:阿烈

■丘延亮

編按

【編按】阿席斯‧南地 (Ashis Nandy) , 1937 年生於印度,在政治心理學領域有相當崇隆的聲譽,曾任新德里「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仍是資深榮譽研究員,常被邀請到聯合國大學授課。南地關於殖民地社會心理的著作,於今已成為後殖民研究的經典。 2007 年,南地獲頒「福岡亞洲文化獎」,《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則於 2008 年將他列入全球百位頂尖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單。本期《新國際》有兩篇談論南地的重要文稿,一篇是南地在台灣的老友丘延亮迻譯其著作之後的感言,另外一篇則是南地到上海演講之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賀照田對其論述的回應。

■阿席斯‧南地。(圖片來源/世界社會高峰會網站:www.worldsocialsummit.org)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1994 年 5 月 26 日 ,香港大學英文系請了南地 (Ashis Nandy) 來講「多元文化主義的困局」 (Dilemmas of Multiculturalism) ;在一個不到 10 人的研究室中,我是唯一的「外人」,恐怕也是請他來的印籍女教授外,唯一讀了些南地著作的人。南地發言後的討論遂幾乎成了我們三人的對話。

國族的性別

會後,南地邀我喝咖啡;在當時還能吸煙的咖啡廳中,他氣定神閒地點燃了煙斗,不急不緩地繼續著國族主義「王天下」( Pax Nation-statism )的種種觀察與議論。

突然,他丟出了一個問題:「九七快到了,香港得回歸的那個國家( country )在中文裡是甚麼性別( gender )?」

我嚇了一跳;國族的性別?!趕忙打了一個問訊。

他解釋道:「過去在德國叫父國( fatherland ),其他地方叫母國( motherland ),像印度等地方,中國人對它是怎麼叫的呢?」

我頓時傻掉了,接不上話來,他繼續抽他的煙斗。

良久,我鼓起了勇氣,回應這個「考試」:我們通常把它叫做「已逝的父輩之國:祖國( land of the deaseased fathers – ancestor’s land )。」他聽了後,緩緩的吐了一口煙,哈哈大笑,點著頭。

從此,我們成了朋友,也成了彼此的 co-conspirator (共「謀」者、他題贈書予我時的稱呼)。

不知是惺惺相惜還是彼此陷害。 1995 年起南地多次邀我訪問印度,和他在「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 CSDS )和「人民對話團」《 Lokayan 》期刊的同事們相交共處,也和柯達黎 (Rajni Kothari) 等仰之彌高的師長請益。我們從泰戈爾、達賴一直談到 舊俄的民粹派 ( 納荷德尼基 Narodnikii) 人物,又回到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運動左派的洛亥爾 (Rammanohar Lohia ,著有《馬克斯、甘地與社會主義》一書 ) ,以及各時代的甘地從者 —— 那 些日子都是我有生增長見識、美好時光的珍貴記憶。他的多次到香港和台灣參加國際會議更給了我一種共同生活、認知實踐的啟迪。

記得在印度 CSDS 訪問的一個午後,南地邀我到新德里美國文化中心聽演講。當時他腳傷未癒,卻堅持在聽完演講後,撐著柺杖和我走到不遠的歷史遺址憑弔;在彩霞的餘光中,我忘情的在頹敗的古堡間遊盪。突然,我發現孑然一身,南地在我穿梭於廊間、門限之際,已不見踪影。我慌忙的從古堡竄出,到處尋找他;我突見他打著石膏的那隻腳,從他穿的白色褲管中平伸在灌木叢後的草地上。我一身冷汗、飛奔前去,真怕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奔到樹叢後,我見他緩緩坐起;眼神似乎怪我打攪了他的午覺:我無法解釋我的失態,只好若無其事的坐到他身邊,心神未定地聽他繼續講古堡的故事。

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回到文化中心晚餐,我提到我讀他文字的經驗;因按捺不住,我便問他說:「你曾經寫詩嗎?我覺得你的寫作是很有詩的意味 …… 」他猛吐了一口煙,冷冷的瞪著我,沒有吐一個字,明明說的是「不然你以為我是在幹甚麼!?」這個臭臉就是他的同理?!

另外一個類似的「同理」是發生在桃園機場的;因為我聽說他日前在光華商場混了大半天;也聽說他是個電腦迷;我問他:「你弄到了想要的軟體嗎?有中意喜歡的遊戲光碟麼?」他看了一眼我,轉過頭,好像聽不懂我講甚麼,或者壓根兒沒聽到我問的是甚麼。全世界都知道他打電玩成迷,他從來沒有承認或否認過!

訪印兩週後,他堅持送我搭 Doo-doo (電動三輪車)去趕車到機場;在路邊他竟和一列靠著牆邊的三輪車手大聊了起來,像是弟兄或老友;久久,他們才把我這個「外國人」趕上一輛 Doo-doo ;南地對我搖搖手表示再見,然後繼續聊他的。

一年後,他卻在一個月內把我上 5 百頁的英文書稿一口氣看完,寫了 3 大頁的介紹;(重要的幾句話,被出版社印在封底,作了推薦我書的「墨跡」 (Blur ) );不久,他又自作主張地把我邀去 Multiversity 的另翼教育論壇上講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2001 年,我的自身出了問題;為求脫困得藉助「工作治療」來對付自己;我開始翻譯南地的〈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從南地那兒幾乎是返祖地(或隔代遺傳地)回神到重溫一個愛上層樓,少年的我。當時我寫下了這些話:

「在五年代的台灣,荒蕪漸去悽麗盡失的灰沉下,我曾微醺於宋詞古畫的清遠,復沉迷在克羅齊的直覺感知與廚川白村的苦悶象徵中。也曾思習禪或自酖於佛洛依得的夢釋與禁忌之間。飄然於泰戈爾的愛貽與頌歌之上。」

稍長,由於多次伴隨友人出入精神病院,親嘗身存實亡的喪友失朋之痛。遂在防禦本能制約下,為自己建立了防禦的厚牆,幾十年來都在自我放逐的心境下將寄〈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一文譯畢,我感到意猶未竟,於是又著手譯了〈野蠻人的弗洛伊德〉:從南地的文本中,我再次自剖,寫道:

「有緣與知己重溫心理分析與日常生活之種種,在不放棄溝通可能的爭持下、頑固與堅持的拮抗中、我深深地體識到了分析/被分析、被分析/分析兩造間授受互通、相濡以沫的特質。也見到了面對自己孤然一身的 ego ,產造孤寂不免是填塞心闕的辛澀的酖汁。」

兩年後,為了給這些「走出來」的努力加上一些「社會性」的意涵;我確曾有過將此兩篇譯文在心理學有關刊物刊行的努力 —— 前篇題贈:「謹以本譯文獻予我們社會中認真創發女人性 —— 及女人主體性 —— 的姊妹」;後者題贈:「謹以本譯述獻予真誠踐行本土心理分析的師友」。

當時,為了較順利出刊,我確曾顧慮到南地對印度被西方殖民的心理學者們的種種批判、勢必會引起國內學界中人的「對號入座」,增加出版的困難;我竟不得不「自我審查(閹割)」;「敏感」的議題都「漏譯」了。(現在當然已全部補上了!)

儘管如此自我閹割,依然還是成不了刊行的事!

不成事也是好事!我遂一不作、二不休,陸續譯了:〈最終的邂逅〉;

《貼身的損友》之〈前言〉;《貼身的損友》之〈殖民主義的心理學 —— 不列顛印度中的性別、年齡和意識形態〉;《貼身的損友》之〈從殖民中解放的心智:對印度和「西方」的破殖民看法〉。

正當我開始著手譯《國族主義之違誤》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 之際、世事如麻,我也為了忙其他的事,沒有時間、也沒有力氣了。事情就這麼擱下;沒再顧譯稿出版的事了。

又是幾年過去,我在結束流放後回到台灣;突然多了一份責任感,牛勁也回來了;不出版不見得就是甘心了! —— 但我更意識到要在台灣的脈絡下出版,非得先要修改過我的語言不可,要修改我的語言、除了敦促自己日日重新學習台灣社會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怎麼樣在思考和閱讀的。

為了這個陽謀,我於 2007-08 年,在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開了一年「多重自身 — 後殖民觀點專題」的課,一整年在樂生院蓬萊社的大樹下上課。也曾多次在各種場合 —— 如民族所的人類學營、交大的文化研究系所 —— 就此一專題演講。接著、又在 2008 及 2009 年,在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基礎」、「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實踐」等課上,繼續地放蠱和試水溫;互動過程精彩、在在趣事橫生 …. 有同學讀了文章後以為南地是女的;等到一見到他的照片時,才發現南地的鬍子比我的還多;也有同學反映:只有在大風大雨中才能「安心」讀他,風和日麗之時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 ..... 不一而足!

這些「教訓」,當然都促使了我一再改稿:重譯、改寫,不亦樂乎!我甚至開始著手為我的譯辭編篡「辭典」!(其中有一小部份已收入本書的〈關鍵譯辭討論〉中)

2005 年南地受淡江大學邀請,再次和夫人 Uma 訪台;我邀了有意出版南地著作的出版社跟他們夫婦見面;大家相談甚歡。但等我稿成;社方卻久久未回應;待我多次詢問後,最終因我不肯為幾個關鍵譯詞從俗從眾;結果導致我撤稿破局。

上面的故事,交待了本書中南地幾篇重要論文的選譯與刊行、緣起緣滅、緣滅緣起; 10 年來已幾經輪迴的種種 。 人事滄桑、河東河西、我堅持至今游絲尚存;促我不肯放棄也者、作者南地長我多年猶迄今日日健步、書寫不停之激勵耳!

我從多次的試譯、更稿,到今日的試以「初譯本」應世;應是譯者能力有限的真實寫照,也是南地論詰飛身健步、不斷超前直行的事實使然;他的思想在華語世界應不止有幾個十年的落差;我跟蹤他的思想近 20 年也愈跟愈遠。

近 3 年來為了出刊準備給譯本撰寫引言,必須有系統地重讀南地的全部著作。但我日感力有不逮、屢試屢敗;自覺無法擔此重任。為此,也曾去信南地抱怨他書寫得比我讀得的更多、更快(他當然沒有理我!)。

同時、我更深切地體認到自己半路出家、學基有限;除語文能力只及英語外,更非印度文化的專攻。雖知迻譯之為事最忌不負責任、不顧理脈的「拿來主義」、硬生插枝 ( 我一向堅持三O年代的傳統,在譯書中必須有對作者與作品有足夠的理脈化,詳見我譯的《貧窮文化》及舒詩偉譯的《行動者的歸來》二書裡我的兩篇長篇導讀),但要寫一篇像樣的「作者論 + 作品論」前言,不下幾年功夫必定會是一篇非驢非馬的東西。既然如此,我的當下明顯無法交出這些應做的功課;為了實是求是,我的初譯當然只能以「試刊本」的形式出現了;除了譯文歡迎讀者不吝回饋外,介紹與導讀的功夫不得不有待他日 —— 或留待日後新一代遊學印度的年輕學者們 —— 一一予以補充和更正了。

多謝各位友好及學生們的一再敦促,也感激導航基金會同仁們的理解與耐心,使我提膽端出醜媳婦半熟的澀果,就教於大方;希望這個基本尚稱可靠的文本,可以為華語世界開始與南地對話提供起碼的工具和跳板。

( 本文作者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貼身的損友》一書即將於今年出版 )

資料來源: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7301

大風大雨中才能「安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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