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宋張商英註，明程天榮校，清王氏箋，民國陳伉ㄎˋㄤ釋評，譚威譯註（原文及註文），任法融釋義。

註者張商英〈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傳之者誤也。

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

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

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傅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

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

《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

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為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彿。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

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    宋　張商英天覺序

序文譯：

秦朝末年的隱士黃石公的《素書》共有六章。大多數人以為黃石公在圯橋傳授給張良的《素書》就是《三略》，這實在是以訛傳訛啊。

西晉時期，天下大亂。盜墓賊發掘了張良的墳墓，在頭底下的玉枕中發現了這本《素書》，共計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上面題有祕誡說：「不允許將此書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否則必遭禍殃；但是如果遇到合適的傳人而不傳授，也將遭殃。」可見像《素書》這樣一本關係到天下興亡、個人命運的「天書」，是否要傳世，是一件極其慎重的事情！

當年黃石公遇到張良這樣的豪傑，經過幾次無情的考較後，才慎重地傳給了他；張良因為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只好將它和自己一起帶進棺材。五百餘年後，因盜墓賊得到了它，才從而使這本「奇書」得以在人間流傳，然而公之於世的，也只不過是黃石公的極其簡略的言詞，至於其中的玄機深意，浮淺的言語怎麼能窮盡呢？

我與人議論到古人時曾經講過：天道和人道，何嘗不是相輔相成呢？對於天道和人道的關係，古代的聖人賢哲都能夠心領神會並盡心竭力地去順天而行。比如帝堯，恭敬地順應上天的法則就像敬畏上帝一樣；舜遵循天道建立建全七種治理國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據自然地理的實際情況把天下劃為九州；傅說向殷商中期的繼承人武丁講述天道的原則，才使商朝得以中興；文王「法天象地」，才推演發展了八卦；周公效法天地四時的規則建立了封建官吏組織，同時設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負責調和平衡陰陽；孔子覺得天人之道太奧妙了，常常不願意輕易談論；老子卻用「無」與「有」來概括天道運行的規律。托名黃帝的《陰符經》中說：「對於大自然的運行規律了然於心之後，思想才會處於一種自由狀態，於是就會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萬事萬物的變化都由我來主宰。」一個人的道行到了這種地步，神鬼變化都無法逃脫其謀術，更何況類似刑罰、名實、制度、相卜這些不足掛齒的小事呢！

黃石公是一位秦時的世外高人，他傳給張良的這本書，詞語雖然簡略，但含義卻很深邃，即使堯、舜、禹、文王、傅說、周公、孔子、老子也無法超過他。他知道秦朝就要滅亡，漢朝即將興起，因此把《素書》傳給了張良，讓他替天行道，幫助劉邦滅秦興漢。張良雖然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但他又怎麼能完全精通這本書的奧妙呢？張良之所以能成為千古流芳的張良，功成名遂，全身而退，也只不過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罷了。

當年韓信要求劉邦封他為齊王，劉邦很惱火，但又是用人之際，劉邦不能得罪韓信，張良正是運用《素書》上所說的「陰計外泄者敗」這一謀略的基本法則，暗示劉邦答應了韓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後打敗項羽。當天下初定，眾功臣因沒有得到封賞而策劃叛亂的時候，張良根據「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人情世故，勸漢高祖首先封賞了與他有隔閡的雍齒為什方侯，從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場宮廷內亂。

當劉邦被項羽圍困在滎陽的時候，劉邦一籌莫展，謀士酈食其建議劉邦重封六國的後代，以爭取各國君臣百姓的擁戴，張良知道這一決策不是出於真正的仁愛之心，根據「決策於不仁者險」的原則，說服了劉邦，把已經趕製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劉邦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

《素書》上說：「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張良採用了這一明哲保身的至理，拋棄功成名就後的榮華富貴，飄然出世，避開了政治鬥爭的漩渦，與清風明月為侶，逍遙自在地度過了一生。真神妙啊！

張良只用了《素書》中一些殘渣餘唾，就推翻了秦王朝，打敗了項羽，輔佐劉邦統一了天下，如果能領會其中的精華奧義，進而有所發揮，靈活運用，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景象呢？

自從漢劉氏一統天下、九合諸侯後，詩賦文章蔚然成風，蓬勃發展，但是真正認識、掌握宇宙大道的哲人卻寥寥無幾。諸如三國時的諸葛亮、十六國時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齡、唐憲宗時的裴度這些名臣，雖然被世人稱作冠絕一時的賢相，但他們對於道為何物，連其依稀彷彿的皮毛也並沒有領會多少，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還算不上是通曉「天道」的神異之才，造福蒼生的聖賢之士，所以沒有那個福氣得其真傳。

「天道」的真諦可以這樣理解：「道」的存在「離有離無」；「道」化為真氣後，就成了一種「非有非無」的物質，可以將其叫做「神」；如果誰能永遠持有這種「神」的狀態又不顯露出來，就是「聖人」；保持在這種無形無狀的境界中又能隨心所欲地將之生化為萬事萬物的人就是「賢人」。＃

《素書》註者張商英簡介：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北宋蜀州(四川崇慶)新津縣人。張商英擔任宰相，因得到「性與天道」的精髓，更能落實儒家修齊治平的事業。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間都在中央政府作官，後位至宰相。《宋史》說他「為政持平」，「立同異」，「寬民力」，能力諫徽宗禁絕豪華奢侈、大興土木的惡習，徽宗對他頗為敬畏。可惜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正是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反反覆覆鬥得不可開交的時期，加之他又是由神宗時的奸相章惇舉薦，兩派的人際關係極其複雜，連蘇軾這樣的人都無法擺脫黨爭的牽連，更不要說別人了。而且兩黨的宗派鬥爭到了十分愚蠢可笑的地步。比如，宋朝皇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由於趙匡胤之後即位的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他的弟弟趙光義，後來皇權的交替幾乎都是叔姪之間交叉傳遞。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做姪子的當了皇帝後，對上一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叔叔該如何稱呼的難題：是叫「父皇」呢？還是叫叔父？為此兩派在金鑾殿上吵得箭拔弩張，磕頭出血。王安石一派說，國之存亡就在這一叫上；司馬光一派說，不認生身之父，而將叔父叫「父皇」，這是大不孝，孔孟再世也不會答應的。這兩個人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可是一旦被偏見蒙了心後，竟會愚昧無聊到這種地步！張商英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中，能得善終，實為不易。

環境雖然烏煙瘴氣，但張商英學佛、為政又悟道，他臥病時，突然有一天對兒子和女婿說：「我告訴你們《法華經》上所說的地上湧出多寶如來寶塔，確有其事，不是比喻。我現在就要走了。」他說完此話，把枕頭隨手向窗戶扔去，只聽空中一聲雷響，再回頭看他，已闔然而逝。《素書》由這樣一位人物來注釋，必然融會了他對政界風浪、世態炎涼以及人生素養的深刻認識，自當不會辱沒那位世外奇人黃石公的一片苦心了。

張商英能言善辯，任通州主簿時曾勸降渝州少數民族首領。調任南川知縣時，改革派人物章惇在夔州平叛，欺侮地方官，盛氣凌人，致使人們避而遠之。張商英奉命去勸其改變作風。有理有節，隨機應變，不僅說服了章惇，章惇還推薦給王安石，作為監察御史。

哲宗初，張商英為開封府推官，屢指上司希望負以重任。王安石變法後，有人反對屢次要廢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他巧妙地利用「孝道」來維護變法。並且寫信給蘇軾，其中有「老僧欲往烏寺呵佛罵祖」的不滿言語。呂公著聽說之後，很不高興，把他調出京城，先任河東刑獄，後在江西、淮南任職。哲宗親政時，召張商英為右正言、左司諫。

崇寧初年，張商英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任宰相時，張商英開始與他相處很好。不久升尚書右丞，轉左丞。後來二人政見不同，張商英指責蔡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但受到御史的指責，因為張商英對司馬光的態度也是這樣。司馬光在任時，他曾寫過《元佑嘉禾頌》和《司馬光祭文》，後來他又攻擊司馬光，被人們稱為反複無常的人。被罷官，列入元佑黨人。

大觀元年以散官安置在歸州，次年移民峽州（今宜昌），被恩准回宜都別業居住，並到白洋古渡遊歷。曾上書皇帝要求官方加強對枝江、江陵一帶淘金業的管理。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蔡京被免職後，起用張商英。他堅信王安石變法的正確。向皇帝奏本說：「神宗修建法變（指王安石變法），務以滅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張商英升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不久任中書侍郎，再任尚書左僕射。張商英任相正值久握國家大權、積怨中外的蔡京下台，見他能立同異，眾人稱賢，徽宗把他當作「人望」。當時久旱，恰巧遇雨，徽宗非常高興，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張商英還多次勸徽宗節儉，不要大興土木。

後來，張商英遭陷害被免職，受審於開封府。蔡京複用，太學生為他鳴冤，從而得以復職。他去世後葬在白洋四陵坡南麓，愛國詩人陸游曾到陵前考察，遊歷經過寫入了《入蜀記》中。四川新津縣永興鎮九蓮山麓的觀音寺，以精妙絕倫的明代壁畫和雕塑聞名於世。這裡又是北宋名臣、大居士張商英的故里。張商英去世後，他的家人舍宅為寺。如今寺內碑亭還保存有「宋少保張商英故里」的古碑。

張商英雕像  擔任宰相，因得到「性與天道」的精髓，更能落實道、儒家修齊治平的事業

四川新津縣永興鎮九蓮山麓的觀音寺，是張商英去世後，他的家人舍宅為寺。寺內碑亭有「宋少保張商英故里」的古碑

留心佛道：商英早年並不喜佛，為人負氣倜儻，豪視一世。初任主簿（州縣典領文書的職務）時，因偶入僧寺，看見藏經梵夾，皆金字齊整莊嚴，臉上頓時色變，說：「我孔門聖賢之書，反而不如胡人之教受人仰重。」至晚回歸家中，夜不能眠，覺得輕重顛倒，有損孔教，遂起身欲著《無佛論》。夫人向氏知佛，得知此情，勸說道，「既然無佛，何論之有？」商英猶豫一會也便罷了。後至一同僚家，見桌上一本《維摩詰所說經》，信手一翻，便是一句「此病非地大，也不離地大。」商英吃驚地說：「胡人之語，亦能爾耶？」於是借回家中，靜心閱覽，妻子向氏也時時鼓勵，商英由此深信佛有，留心祖道。主張釋道儒三教合一，為臨濟正宗黃龍禪系南嶽下十四世兜率從悅真覺禪師（1044～1091）法嗣，研究《華嚴經》頗有心得。卒諡「文忠」。著有《無盡居士集》。

張商英沒有寫出《反佛論》，反而寫出一本《護法論》以捍衛佛教。在這篇文章中，他著就韓愈、歐陽修的排佛觀點進行了論戰，堅持了三教一致的觀點，他說，「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他還以藥石治病為喻，指出了三教的同中之異，「儒者使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出……以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說明了三教雖然都是治病之方，但佛教治病之根本，意謂比儒、道還要高出一籌。同時還著有《無盡居士集》。

張商英認為：老人傳授給張良的那本珍貴的書，是誤傳為《太公兵法》，其實就是《黃石公素書》。這位張商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早年氣度非凡，倜儻高傲，頗有不可一世的氣概，而後又歸心佛事，深研佛經，參悟佛法，與廬山東林覺總禪師成為默契知音。他曾寫過《護法論》，捍衛佛教，與韓愈、歐陽修等排佛名家激烈論爭，認為儒、道、佛三教是一致的，佛教治病於根本，比儒、道更高出一籌。當然，深諳佛道的張商英並不是靜心歸佛，他對政壇的熟知並不亞於對佛經的熟悉。他曾任通川縣衙主簿，管理文書處理雜務；任江西槽運使，負責水陸糧食運輸；任監察御使，負責糾察、彈劾官吏；任尚書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事務；任尚書左丞，掌管吏部、戶部、禮部三部事務；任宰相，周旋於宋朝當時極為複雜的政治漩渦之中。他支持變法，參與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激烈鬥爭，他大膽譴責當時守舊派的重權人物呂公著、蘇東坡、文彥博、范祖安等；他與三起三落的奸相蔡京屢次鬥法，屢敗屢勝，堅持變法的一貫主張，革弊興正。據說，徽宗任命張商英為宰相時，久旱不雨的老天爺竟然下起了瓢潑大雨，京城萬民歡呼，認為張商英被拜為相感動了上天，皇帝也大喜，親書「商霖」二字賞賜張商英。張商英歷經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有著地方官和中央政府官員的豐富政治經驗，而且，政壇的成功也表明了張商英的政治技巧成熟老到。正是這位曾經倜儻高傲又深諳佛理，堅持政治原則又能逢源應變的宋朝名相，對《素書》十分的興趣，寫了深刻的序言並對全書作了很十分出色的評注。

我們很難斷定上述關於黃石公把書傳授給張良的真實性，也很難確定《史記》所記載的老人所授的《太公兵法》真的就是《黃石公素書》，但是，張商英關於《素書》的序和注是確確實實流傳下來了。

張商英在序中首先確認了黃石公所授予張良的書就是《素書》，他說：黃石公的《素書》共有六篇，據《前漢列傳》、《史記‧留候世家》記載，黃石公於圯橋傳授給張良《素書》，世人多以為那就是坊間流傳的《黃石公三略》、《古兵書》，這實際上是傳播者誤傳了。（參看《素書‧張商英序》）張商英說得很神秘：西晉八王之亂時，有盜墓賊挖開了張良的墳墓，在古墓的玉枕中獲得此《素書》。（參看《素書‧張商英序》）如果這一說法是真實的，那至少表明，漢軍師張良確實把《素書》看得非常寶貴，將其放在玉枕中隨葬了。書中有上述所說的秘戒，更表明黃石公對該書是何等的慎重！黃公石遇到張良那樣的賢人豪傑，便將書傳授給他，而張良未能遇到合適的人，只好將書埋葬於墳墓中了。五百多年後的晉末，幸好有盜墓者得到了，《素書》才能重新流傳於世間。張商英感歎說：世間傳播的僅僅是黃石公的文字而已，至於黃石公那深邃精妙的涵義，那是語言文字所無法表達的！（參看《素書‧張商英序》）

這位宋朝的名相很有感慨，引申出一大通的歷史哲理，我們看看他的分析：天道與人事之間，未嘗不是互相作用的，古來聖賢均能盡心竭力地去順天而行：帝堯虔誠敬畏地尊循上天的旨意行事；虞舜將日、月、五行「天體七政」的運行道理運用於政治上；夏禹理順了《洪範九疇》所說的治理天下的九類大法；商朝宰相傅說向君王武丁講述自然天道；文王將《八卦》演為 卦；周公傚法天地四時建立官吏體制，設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以調和處理各種政事；孔子欲行無言之仁道政治；老子以「有」、「無」來概括天道運行規律。古書《陰符經》說：「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其哲理異常深遠，鬼神的變化莫測，尚且逃不出人間的學說，更何況是講述刑罰、名實、制度、相卜等的人間道理呢？黃石公是秦朝末期的隱士高人，他的《素書》文字雖然簡略，含意卻十分的精深廣博，上至帝堯、虞舜、夏禹、文王、傅說、周公，下至孔子、老子等，其學說思想，都在《素書》的範圍之內。黃石公知道秦國將亡，漢朝將興，因此把《素書》授予張良。張商英在序言的最後對「道」的真諦進行了哲理概括：「有」為萬物之母，「無」為天地之始。能超越「有」、「無」，「離有離無」，就是得道之人；能游離於「有」、「無」，「非有非無」，就是神異之人 。道無一定，貴在人之應變。能從「有」入而達到「無」的境界，即是聖明之人；能有「無」的理念又能覺察「有」的存在境界，即為賢能之人。「聖人之大而化，賢人之造其深」。有無之道，造化萬千，智者能瞭然於胸，運通於外，成就功業。也許，這就是張商英所理解的具備道、神、聖、賢境界的人，這是《素書》所要傳授的理想對象。

〈原始章〉第一

原文：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章旨：言道不可以無始（說的是道不可沒有它的源始）。是本書總綱，闡發世道盛衰之起因，治亂之原由。故以「原始」標作章名。全章分為兩節：

第一節：起首提示「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天下萬物皆由道而生，故天地萬物無一不體現道。即道的體用及表現形式萬物都具備。人為萬物之靈，所以，人身的作用及表現形式，更應合乎道。人類社會的盛衰興亡，治亂變遷，皆由人定。人若體之於道，用之於德，表現於仁義禮，則盛，則成，則治。如果背離了道，自然就失去人身的作用（德）。人失去人身應有的作用（德），則不會有仁義禮的表現形式。這正是導致世道衰敗的前因。因此說：「夫欲為人之本者，不可無一焉。」（道德仁義禮）

第二節：言明析事理的賢人君子，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的得失，作為審辯世道變遷的準則，故懷器在身，潛居待時。此五者昌行，是好時，是良機，趨而就之，必可大展雄才，輔國安民，成就偉大的業績。此五者若衰喪，則是失時，只可隱沒其身，保全性命而已。

原文1：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析譯：說起道德仁義禮，五者是一整體的（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把它們分開來區別對待就是五個不同部分，把它們合攏並混同起來則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個整體貫穿於五個不同的部分，而這五個不同部分又衍化歸合為一個整體。由于世風日下，人們距離天道本有的和諧、完美越來越遠，人心日益喪失先天的淳樸、自然，矯情、偽飾成了人們必備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倫理道德教育世人，當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時候，只好提倡仁愛。當人們的仁愛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時，就呼籲要用正義，在正義感也喪失殆盡後，就只能用法規性的禮制來約束民眾了。因此，道、德、仁、義、禮，這五個方面是天道因時因勢之不同而權變使用的結果，實際上是一而五、五而一的不同說法、解釋罷了。道德為根桿，仁義禮是枝葉。無論主桿與枝葉，總為一體）。所謂道，是人所遵循的自然法則，它支配著天地萬物的生成變化，使天地萬物對其所遵行的自然法則卻一點都不了解（蹈：踐行，實行。萬物皆在宇宙整體中生存，無論一言談、一動作，無不舉步踐行著「道」，實行著「道」。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方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道生養天地萬物，極其廣大。或動或靜，或言語或沉默，或行或止，或飲或食，大至八方極遠之地表，小至芒芥末尖之裡面，無處不有道。仁不足以指明道，所以仁者看見仁的方面就稱之為仁；智不足以探究道，所以智者看見智的方面就稱之為智；而普通人不足以覺察到，所以天天與道打交道卻毫無所知）。所謂德，就是指人順應自然的安排而各有所得，它支配萬物，使萬物各得其所而盡其所能（欲：物順理將要應該的意思。萬物非道不立，道非物無處體現。道生萬物之後，道又內涵於萬物之內，物得道者，方可成物。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為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為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蓋無所欲而不得也。有需求則稱之為欲，需求而無所得，那就達不到「德」的最高境界。借助圓規和曲尺可以求得方和圓；借助秤錘和秤桿可以求得輕和重。遵照具體事物的自然規律，所有的需求都可以獲得。君臣父子，是得之於君臣父子這一自然法則的安排；昆蟲草木，是得之於昆蟲草木這一自然法則的安排。天地萬物，有「大得」則能成其為大，有「小得」則能成其為小。近是自我，遠是萬事萬物，世上的事物沒有哪個不是在自然法則的安排下而求得其所的）。所謂仁，就是人與人的親情關係，它包含慈愛、聰慧和同情之心，人之親情順其產生和形成（「仁」的表現是慈愛憂惠、真誠自然、恭儉謙讓，應對事物則為寬宏忠恕、憐憫體恤、憂傷慈悲、遂物順理，無一物不獲其生，無一事不獲其成。仁之為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慧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鱉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夫。仁是主體，是根本。它猶如天，天無所不覆蓋；它猶如海，海無所不包容；它猶如雨露，雨露無所不滋潤。慈愛、聰慧和憐憫之心都是包涵在仁之中的，是仁的具體體現。按照仁的這種法則去做，不必孜孜以求於如何去親近天下之人，只要順應自然，天下之人自會去親近他。以這種方式使仁廣佈於天下、天下之人沒有誰不順乎各自的本性而生存和發展的。《書》說：「鳥獸魚鱉這些自然物都各順其性，各應其時，各處其所，這都是仁廣佈於天 下的結果。」《詩》說：「路旁的草蔥綠茂盛，牛羊可別把它踏壞。」這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呀）。所謂義，就是人所遵循的與事理相適宜的原則，根據這種原則，獎賞善者懲罰惡者，從而建立功德、成就事業（宜：適宜。天地萬物均在自然相合的適宜之中生生化化。現以朝政論之：君主心正意誠，臣子忠貞清廉，均應以此為宜。若此，國綱必振，萬民必理，百業興旺，四海必服。再以家道論之：父母應以慈愛撫育，子孫應以孝敬贍養，兄應以悌，弟應以敬，夫應以倡，婦應以隨。如此，則六親必合而家道齊。凡事皆然，理順則事宜，理不順則事逆，事逆則亂，亂則不安，不安則廢。順事物之理者為善，表彰而賞；逆事物之理者為惡，決斷而罰。故朝政有法，家庭有規，行軍有律，工匠自有規矩。欲使物物各得其宜，各順其理，建立功績，成就事業，必依「義」以處之。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合乎事理就稱之為義，依據事理進行裁決判斷什麼事該做和什麼事不該做，就是實行義。稱揚善人善事懲辦惡人惡事，是義的道理和法則的體現；而樹立功德成就事業，是依據義作出正確決斷結果的體現。如果說「仁」是指人與人的親和關係，那麼「義」則是指人們的行為規範——行事適宜，符合標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萬事要公正。只要衡量辦事是否公正，社會的目光自然會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當權者的身上，而有職有權的人公正與否，突出表現是否賞罰分明，是否使有功有過的各得其宜。只有賞罰得宜，才會發揮人民大眾的聰明才智，使大家爭相建功立業，使事業興旺發達。理和義是統一的。只有按照真理去判斷、處理事務，才會體現為仁義。賞善罰惡，是正義的基本原則；能否建功立業，則是檢驗正義是否得到落實的標準）。所謂禮，就是人日日身體力行，起早睡晚勤奮實踐，形成人與人之間序長幼、別尊卑的一種倫理綱常。（宇宙生成之後，就自然出現天尊地卑的高下之序，然則天地之間的萬物生成群體之後，亦會自然出現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自然之序。這些秩序是自然的、非人為的。故莊子曰：「宗廟尚親，朝庭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論語》亦說：「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匆視，非禮匆聽。」由此可證，「禮」是人倫的自然之序，無論清晨的起床，夜晚的寢寐，均須履踐遵循而不可失其常。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禮，是一種實踐。每日從早到晚身體力行，而不失其次序，這些就是「禮」。一言一行，一視一聽，有違反法則的必須以此來規範。如果是這樣，那些放肆、怪僻、邪惡、浮誇的壞毛病又從何而生呢？「禮」是規範全社會的道德行為之規儀和準則，無論在家在國，我們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涉及到它。大到國家、社團的集體活動，小到個人的飲食起居，都必須遵循一定的禮儀規範。這樣，社會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際關係才能和諧融洽，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一個國家，如果朝野上下，從國家的領導人，到基層的人民群眾，動靜視聽，進退休止，都能按照人倫道德規範去做，就可以從根本上杜絕產生放蕩怪癖、邪惡腐敗的不良現象）。

原文2：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析譯：人是要有根本和主體的，說起想要求得這個為人的根本和主體，道德仁義禮相互為用，是不可缺一的（從整體本質上講，只求內在的道與德就可代替外在的仁義禮之表現形式。從作用表現上講，道德仁義禮五者均須具備而不可缺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是萬民之首，故以王代人。人的本質及表現形式亦合於道。故《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既此，人應內心忠誠，體於道，懷於德，應之以仁，處之以禮。焉：表示肯定之語氣詞。老子曰：「夫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為德，德散而為仁，仁散而為義，義散而為禮。五者未嘗不相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老子說：「喪失了道而後才有德，喪失了德而後才有仁，喪失了仁而後才有義，喪失了義而後才有禮。」老子所說的失，就是散亡的意思。如果道已散失，得不到道，就只有求於德；如果德已散失，就只有求於仁；如果仁已散失，這是就只有求之於義；如果義也已散失，就只有求於禮。這五者交相為用，互相貫通，是一個整體。而要使這五者成一整體，各不散失，就只有掌握道的深微神妙之義，也就是得道。老子強調的是道德仁義禮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所以又說：「到了只依靠禮法來治世，已經是忠信衰微，社會秩序混亂的開始了。」而黃石公強調的是道德仁義禮的根本作用，所以他說：「五者不可缺一。」）。

原文3：賢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析譯：德才兼備的賢人君子，能洞察事物興盛衰微的規律，通曉成功失敗有其定數，詳悉天下安定與紛亂的變化趨勢，明達自己該仕該隱的道理（有形有象的事物，在自然之道的運化中，自有生殺之機。故盛衰循環，成敗交遞，治亂往復，其中有道、有數、有理。天理昭昭，不爽毫髮。體之以道德，行之以仁義，踐之以禮者，是盛之機、成之象、治之兆。離道德、背仁義、逆禮儀者，是衰之征、敗之因、亂之始。故明曉事理的賢人君子必依道德仁義禮五者的得失，作為明辨盛衰、通曉成敗、審察治亂的準則。若此五者失，則避而去之，五者備，則趨而就之。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興盛衰亡有規律，成功失敗有定數，太平動亂有它的內在原因，去留進退也有它的一定道理。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國昌盛，盡心而行；君若無道，不聽良言，其國衰敗，可以退隱閑居。若貪愛名祿，不知進退，必遭禍於身也。能審理、亂之勢，行藏必以其道，若達去、就之理，進退必有其時。大凡以高尚道德立身處世的偉大人物，在其走上社會，施展抱負之際，就已經對歷史的發展規律了然於胸，既能預測未來的趨勢，又能洞悉興亡成敗、治亂去留的玄機了。由於對主觀和客觀的規律，時事變幻的奧祕洞若觀火，所以天下的興亡彷彿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樣）。所以，如果時勢不宜，不能出仕，就守道隱居，靜觀其變，等待時機（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輯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治世的規則猶如船，有船才能渡河；實行這一規則的機遇猶如水，有水才能行船。只有船的便利，卻沒有江河使它成行，也發揮不了船渡河的作用。抱養道德，以待興盛之時。）。如果時機到來，乘勢而行，就能位極人臣；如果抓住機遇，乘勢而動，就能建立蓋世之功（是故賢人君子審時度世，不苟安，不妄為，懷器隱居，以待時機，猶如農夫耕作，伺節氣，不失時，逢時令，不失機。如此不但能盡其輔國安民的人臣職責，而且能成就絕代偉大之功績。故《周易‧下傳》中說：「公用射隼於高墉，獲之後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喻君子有利器藏之於身，等待有利的時機方才行動，出獵必定有獲。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這是說平常隱居養道，得到機會就立即行動。時機稍縱即逝，怎允許先細心揣度議論而後決呢？）。如果遭逢不到這樣的機會，就只有守其道而終身（賢人君子，懷器於身，若時不至，機不到，只能隱沒自身，只求保全生命而已。世道不可等待，已往的世道不可追回。天下有道的時候，聖人可以成就事業。天下無道的時候，聖人僅僅保全生命就行了。尤其在當今的世道，應求避免遭受刑罰。蓋謂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君不聖明，不能進諫、直言，其國衰敗。事不能行其政，隱身閑居，躲避衰亂之亡；不遇明君，隱跡埋名，守分閑居；若是強行諫諍，必傷其身。歷史上的成功者都不會違背時勢、率意妄動。倘若時機不成熟，便甘於寂寞，靜觀其變，如姜太公釣閒於渭水，諸葛亮抱膝於隆中；一旦風雲際會，時運驟至，就會奮然而起，當仁不讓，改變歷史，造福於民，如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時，先發制人，誅殺長兄建成；趙匡胤策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這就是儒家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可見機遇、局勢對於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所以有大智者不與天爭，不與勢抗。因為他們明白，真理有如舟船，時運有如江河。沒有可達彼岸的浩瀚之水，真理只不過是一個如如不動的客觀規律）。因此賢人君子掌握的道足夠高深，只要遭逢其時，就能功名顯赫並流傳後世（以此行於萬物，功績偉大，道德足高，隨之不但名顯當時，而且功垂後世，子孫祭祀不輟。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掌握了道的深微奧妙之義，就能建立蓋世之功並流傳後世。人生有限，時空無涯；勢有不至，運有窮通。所以歷史上不乏才德超群而終生懷才不遇的高士，如孔子厄於陳、蔡，發出「吾道非耶？吾為何如此？」的浩歎；陳搏高臥華山，只贏得一個「睡仙」的雅名。但其道愈高，其德愈遠，其行愈清，其英名也愈為後世所重。所以，只要道德高尚，無論窮與通，都會千古流芳，彪柄史冊）。

〈正道章〉第二

原文：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為儀表，智足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章旨：言道不可以非正（說的是道不可以不正）。不偏其中，謂之正；人行之履，謂之道。此章之內，顯明英俊、豪傑，明事順理，各盡其道，所行忠、孝、義的道理。天道之體用，既已心領神會，那麼為人處事就要順天道而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德君子如有凌雲之志，就應當德、才、學皆備。信義才智，胸襟氣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龍鳳，世間俊傑。這才是做人的正道。

「正」即證也。證自然之道的作用及功能，故以「正道」為章名。闡發自然之道的作用及功能。共分三段：第一段是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俊」的德行才質來證明大道的體性。第二段是以堅強剛毅，人中殊甚──「豪」的儀表、清廉來證實大道的作用。第三段是以特出卓越，剛毅堅貞──「傑」的浩然正氣來證明大道的功能。

原文1：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析譯：德行高尚就足以安撫遠方之人（德：能體現自然之道整體作用的謂之「德」。德行充實於內心的人，道的作用及人的精神似電波一樣，流露發射於宇宙之中，他的神氣力量在無形中吸引著萬物，故使人內懷喜悅之心，近者歸，遠者服。正如老子所說：「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就是使人打心眼裡真誠歸服。善政安民，四海無事；以德治國，遠近咸服。聖德明君，賢能良相，脩德行政，禮賢愛士，屈已於人，好名散於四方，豪傑若聞如此賢義，自然歸集。此是德行齊足，威聲伏遠道理）。誠實可信就足以使不同的人統歸於一（一：綜合，統一。異：不同。天地之間，品物萬類，各因所稟，各據特性，巧拙賢愚，強弱剛柔，飛潛動植，胎卵濕化，金木水火，男女雄雌，三教九流，士農工商，異類同載於統一的大化之中。因物物稟賦不同，所以趨去背向有異，愛惡取捨有殊，以致「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然則用何方法使這些千般異類達到綜合統一呢？以奸詐虛偽來籠絡，是為苟得，待識破之後，仍會分離。以詭怪奇計來詐騙，是為苟安，物必以此還報於我。既此，用奸詐詭計綜合異類，不可濟事。故必以誠實（信），可使群體統一，互為生息，相安協調。何以知其然也？金木水火四類物體，它們的性質與現象，不但截然不同，而且，各據特性而相剋。唯獨寬廣、忠厚、誠實、穩固的土（大地）能使四類綜合而統一。木非土不長，金無土不生，火離土不燃，水背土氾濫。因此，人應取法土的誠實穩固之德，對事物應以寬宏、忠厚對待之。表裡如一，言行一致，方可取信於民，統一異類。），裁斷事情合乎道理就足以獲得眾人的支持和擁護（處事接物，應無一事而不順其理，無一物而不得其宜。愈是如此，必愈足以服眾。所作所為，大家認為這是適宜的，就能得到眾人的贊同。有行有為，而眾人宜之，則得乎眾人矣。天無信，四時失序；人無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誠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君子寡言言必忠信，一言議定再不肯改議、失約。有得有為而眾人宜之，則得乎眾人心。一異者，言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不使人分門別戶。賞不先於身，利不厚於巳；喜樂共用，患難相卹。如漢先主結義於桃園，立功名於三國；唐太宗集義於太原，成事於隋末，此是義足以得眾道理），才識足以照鑒過去（鑒古：評定古人之所為。稟賦先天正氣之厚者，後天的才質肯定強足，智能敏捷。這種人能通曉事物之間的情理，更可識別往昔之所事，鑒定古人之所為。例如，文王能識辨八卦易象之數，故為卦爻作辭以告吉凶。孔子能理解先聖修齊治平之道，纂六經垂訓後世，蓋因稟賦之厚，才質充足所致），明達足以洞見未來（自然之道的體性是「湛然常寂」，清徹透明。泰山雖大，盡照其表。秋毫雖小，咸察其裡。人稟道的這種體性，則心境圓明，虛白朗曜，無處不照，無所不燭。常人因七情六慾、私心慮念過甚，障蔽了自性，致使空白的心地一團漆黑，不能自明。因此，人應遣除私慾，驅逐情妄。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如此，先天性體，自然充足，猶如日月高懸，萬國九州，盡照無遺，善惡是非，全覽無漏。君子如能體此性，則心正意誠，能明察下臣之忠奸；臣子如體此性，則心地清廉，可辨萬民之是非），這就是才智超群，出類拔萃的人中之「俊」了。（在人群中，德才兼備，信義充足，能出類拔萃的人，稱之為「俊」。因此，欲為人類之俊者，則必須具備德性純全、信義實足、才質超群等條件。品格才能在千人之上。嫌疑之際，非智不決。古之成敗，無才智，不能通曉今時得失；不聰明，難以分辨是非。才智齊足，必能通曉時務；聰明廣覽，可以詳辨興衰。若能參審古今成敗之事，便有鑒其得失。天運日月，照耀於晝夜之中，無所不明；人聰耳目，聽鑒於聲色之勢，無所不辨。居人之上，如鏡高懸，一般人之善惡，自然照見。在上之人，善能分辨善惡，別辨賢愚；在下之人，自然不敢為非。能行此五件，便是聰明俊毅之人。崇高品德的精神力量就在於他能使遠方的人心悅誠服地前來歸順。武力征服只能使人暫時屈從，道德感化卻使人永久心服。我澤如春，人應如草。道德的力量，有如春風春雨，萬物無不受其恩澤。凡事講信譽，可以消除猜忌，使萬眾一心，形成一種強大的凝聚力。辦事公道，勇於負責，就會給部屬帶來一種滿足感、信任感，這樣的領導，自然會得到大家的擁戴。博學多才，可以洞古徹今，通情達理，在實踐中善於以古今中外為人處事的成敗得失為借鑒，這樣的人，自然會無往而不勝。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練達，才能做到既知善任，又寬厚容人。在這樣的領導人面前，壞人壞事無法藏奸，難以避免的失誤又能得到諒解。這樣，手下的人才會充分發揮他自己的聰明才智，做出更大的成績。德行高尚，恪守信用，辦事公正，博學多才，明智通達──具備這五種品質的，就是人中之「俊」）

原文2：行足以為儀表，智足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析譯：品行高尚足以作為禮儀的表率（行為端莊、肅穆、威嚴，如此則能給人們在做人上作楷模與典範，在行事上作標準與師表。《詩》曰：「穆穆文王，於輯熙敬止。」又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論語》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母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以上均是描述道盛德善的君子，言行舉止的肅穆莊嚴，使人們慕悅而足可取法的「儀表」），足智多謀足以決斷疑惑難解的事理（心地迷惘，知見窄淺，遇事必然疑惑，心念踟躕，優柔不決。唯有天性敏捷，智見廣足者，逢事才能決然果斷，析疑解惑。孔子擔任委吏和乘田之類的小職時，就是這樣忠於職守而不懈的。在事情疑惑難解的時候，非足智多謀的人不能決斷）。講求信義可以使自己保持儉樸的品德（約：事先商定，共同遵守的盟約。內懷忠貞，誠實無妄，那麼在彼此交接事物的過程中，在遇到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可以堅守事先商定的盟約），廉潔可以分給別人錢財（清白廉潔，不沾不污，心地公平，無私無偏，如此則處事必公，分財必均），這就是人中之「豪」了。（才高智廣，人中殊甚者稱豪。「豪」的條件是：莊敬言行，有足以為人們取法的「儀表」，博學智廣，遇事而能明斷是非，誠實無妄，與物交接能堅守盟約，處事公正。品格才能在百人之上）（誠信，君子之本；守己，養德之源。若有關係機密重事，用人其間，選揀身能志誠，語能忠信，共與會約；至於患難之時，必不悔約、失信。掌法從其公正，不偏於事；主財守其廉潔，不私於利。肯立紀綱，遵行法度，財物不貪愛。惜行止，有志氣，必知羞恥；此等之人，掌管錢糧，豈有虛廢？若能行此四件，便是英豪賢人。行為能夠被人奉為楷模，起到表率作用；在功名利祿、是非恩怨的復雜矛盾面前，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識大體，顧大局，能以大智慧判斷，處理這些很容易使人身敗名裂的問題；說一不二，一諾千金，一旦首肯，即便吃虧受損，決不反悔；重義輕財，一心為公，能與下屬有福同享，同甘共苦。具備這些品質的，就是人中之「豪」。雖然美色、功利、私情……都有可能使人喪失理智，然而，真正的智慧是不會為其惑亂的，而且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在這些引誘面前可做出冷靜、正確的抉擇。）

原文3：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析譯：官職雖小卻能夠忠於職守而不停止（廢：背離，拋棄。身負關乎國家安危的職責，應當逢艱險而不逃離，臨大難能堅守。如守關將陸登，臨殺身之險而不離職，此之類也）；在當見義勇為之際身處正義而確然守義，不猶豫改變、回頭（內心忠貞，堅守理義，於生死關頭，確然不改初衷。桃園結義，關雲長寧死於土山而不肯投曹，此之類也），處在被嫌疑之際而能勇於承擔嫌疑，不求暫時避嫌（被人猜疑不急於為自己辯解避嫌。周公不避嫌，代成王處理國政。而召公就有些避嫌了。孔子不避嫌而見南子。若子路就有些避嫌了。處在容易被人誤解、猜疑的是非之地，但為了整體的利益，仍然犯嫌涉難，只因自信心底無私，背「黑鍋」也不怕，譬如周公為了江山社稷，被召公猜忌、誹謗，依然忠心輔佐成王；孔子不得已去見南子，引得子路不高興，孔子覺得自己問心無愧。不是明達之至的俊傑，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面對利與害發生衝突的時候，能舍利趨害而堅守正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道不德、不仁不義而得者，均為飲鴆止渴、割脯救饑，苟得一時片刻而已。故特出卓越的人，見利必察其可否，不會唯利是圖，見利忘義），這就是人中之「傑」了。（堅貞、剛毅、公正、浩然、不苟免、不苟得，以此超出眾人之上者為「傑」。其條件是，艱難確然而不廢其職，迫生死而能恪守其義，不苟且於非理，不苟得於非義。要而言之，凡是可稱之為英雄豪傑的，必須具備德、才、學三種素質。德才難全，古今蓋同。有大才能的人，長處是勇於進取，但往往華而不實，好高鶩遠；有大德行的人，優點是善於守業圖成，但往往失於優柔寡斷，貽誤良機。有德有才的人克服自己不足之處的唯一途徑是好學廣知，鑒古通今，善於把人類精神財富的全部精華變成自己建功立業的武器。只有這樣，才能：進則匡時濟世，名垂青史；退則安身立命，超凡入聖）

〈求人之志章〉第三

原文：

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過。貶酒闕色，所以無汙。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癉惡斥讒，所以止亂。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章旨：求者，是覓求、尋找之意。其主旨是說欲成大業，須得其人，要得其人，先知其志向。人的一生隨時在自覺不自覺的調整、加強著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建設。說明志不可以妄求，賢人必求其志，量材受職，立綱紀、法度、道理。欲成大業，須得其人，要得其人，先知其志向。

本章共列一十八條，總歸八個方面。也就是將這八個方面作為「求人之志」的標準。「求人之志」的八個標準是：一、清白無污、公正無私的廉潔。二、知多見廣、修身建德的博學。三、善於用人、任材使能的胸懷。四、通權達變、足智多謀的才質。五、藏器於身、謹言慎行的耐心。六、堅定不移、剛直宏大的魄力。七、自強不息、勤勞不倦的精神。八、溫柔謙和、恭儉退讓的品德。

貶酒闕色，所以無汙

原文1：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過。貶酒闕色，所以無汙。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析譯：杜絕不良嗜好，禁止非分慾望，這樣可以免除各種負擔牽累（嗜：過分的貪求與愛好。累：煩贅，苦惱。重於外者拙於內，本來的天性，自然圓明，無私無掛，何累之有？只因後天的情慾逞狂，佔據了先天性體的陣地，喧賓奪主，以致「煩勞妄想，憂苦神心」，勞勞碌碌，疲憊苦累。要得解脫此累，必須斷絕七情（喜、怒、哀、樂、悲、恐、驚），遣除六欲，讓本來圓明的性體，復返其真。人性清靜，本無煩憂和負累，只是由於貪慾的驅使，才捨棄純淨的自我而追財逐。遠聲色，無患於巳；縱驕奢，必傷其身。虛華所好，可以斷除；貪愛生欲，可以禁絕，若不斷除色慾，恐蔽塞自己。聰明人被虛名、慾色所染污，必不能正心、潔巳；若除所好，心清志廣；絕色慾，無污累。清心寡慾總還是能做到的。廣廈千間，居之不過七尺；山珍海味，食之無非一飽。人生一世，本自清淡，所需甚少。只是犯了一個「貪」字，便演出無窮無盡的悲劇）。抑制不合理行為，減少邪惡行徑，這樣可以避免過失（過：錯妄，罪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既知「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欲免自身罪咎，必壓抑往昔放僻邪侈的非理之為，減損當日妨國害民的不義之惡。如此，天將佑之，民將助之，罪過不禳而自消，禍患不禱而自免。當邪念到了無可抑制，惡念無法消除的時候，過失和錯誤也就無法推拒了。心欲安靜，當可戒其非為；身若無過，必以斷除其惡。非理不行，非善不為；不行非理，不為惡事，自然無過）。不貪酒不戀色，謝絕酒色侵擾，這樣才能潔身自守（貶：抑制。酒能亂人之心性，色能污人之身行。性亂神昏，則放蕩無羈；身染污垢，則眾人厭棄。故少喝酒，少刺激，心神才能清明無垢；減缺色慾，人的身行才能純潔無污。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貪戀色就會耗散精血，精血消耗就會損傷精神；貪戀酒杯也會損傷精神，精神損傷了精血也就不旺。酒能亂性，色能敗身。性亂，思慮不明；神損，行事不清。若能省酒、戒色，心神必然清爽、分明，然後無昏聾之過。自來酒以亂性誤事，色以敗德傷身；嗜慾對人的損傷，莫過於「酒色」）。與人處事，應當避免被人猜疑又不懷疑別人，這樣可以不出錯誤，事情才能做好（早離不正不當的嫌事，遠避不明不白的疑忌，在處事做人上，可免除差錯和謬誤。是非之地，避而不往，免人猜疑。如瓜田李下等處即是。當然，如果已經被人猜疑也應泰然處之，「見嫌而不苟免」。迴避嫌疑，遠離惑亂。行為光明磊落，才不被別人猜疑；心地寬厚坦蕩，才不會隨意懷疑別人。這樣，事情也才能成功。於跡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誤爾。知人所嫌，遠者無危，識人所疑，避者無害。「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日常行止尚且如此，更何況辦大事呢？所以要在行動上避嫌，在用心時去疑，一是為了不節外生枝，干擾謀事；二是為了遠禍消災，避免跳進黃河洗不清的冤枉）。

原文2：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析譯：廣泛學習接觸，勤於請教，這樣可以豐富增長自己的見識（博：多聞，豐富。切：貼近，切合。天地之間，有無窮無盡的事物，隨之各有無窮無盡的妙用。欲曉其精微，不離多聞、多見、多學、多問。以此才能擴大自己的知識面。有成為德才超人的聖人賢人的天賦，卻不能通過勤學多問來增長自己的見識，而最終未能成為聖賢，這就是由於他在學問上沒有盡心盡力的緣故。廣學多聞，不恥下問，是提高一個人素養的基本途徑）。品行高潔，言辭委婉，辭鋒不露，以此修養身心、陶冶性情（微言即低調、少語，不狂不妄，端方正直，清謙高潔，循密慎獨，不吹不擂。故老子曰：「尊行可以加人。」既此，言無狂妄，行貴真誠，以此嚴其操行，是為修身之要領。品行需要高尚而不鄙陋，言辭須要委婉而不鋒芒必露）。肅敬、節儉、謙遜、簡約，這樣可以守身不辱；周密謀劃、長遠考慮，這樣可以不至於困危（窮：竭盡。謀事要有方法和策略，但還要看用的方法和策略是全面，還是只顧一隅，是否能長期有效，還是僥倖一時。既此，謀事不但要有策略，而且還須深謀遠慮，如此才能使之周遍永恆，極無窮盡。管仲的計謀可以使齊桓公多次會盟諸候，卻不能實行仁義之道；商鞅的計謀可以使國家昌盛，卻未能實行仁義之道，寵羊的計謀可以廣聚天下之財，卻不能以財養民。由此看來，凡是謀慮有所不全的，都不能算作計謀。真正大智慧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虛懷若谷，清雅脫俗的。只有這樣，才能奠定堅實的道德根基，然後再深謀遠慮，運籌帷幄，退則自保，進則立功）。

原文3：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癉惡斥讒，所以止亂。

析譯：親近仁義之士，結交正直之人，這樣可以在逆境中得到幫助、扶持危局（顛：倒垮，敗，頹。常和仁義君子親近，再與正直賢良者交友。如此，不但能引導做人，亦可挽救以往的失敗。孟子能成聖者，與孟母擇鄰不無關係。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聽到對自己讚譽的言辭就高興者，不可能得到正直的朋友。父母生其身，師友長其智。有仁義、德行賢人，常要親近正直、忠誠，多行敬愛；若有差錯，必然勸諫、提說此；結交必擇良友，若遇患難，遞相扶持。朋友關係是人倫之一，一個人品德志向往往可以通過他的擇友、交友反映出來。命運、事業都與是否得益於朋友直接關係。友誼是人生最美好的感情，是高尚的道德力量。所以人們說：任何人的成功，無論是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意上，背後隱藏著的是人際關係的成功）。為人盡量寬容，行為敦厚，這是待人處世之道（恕：寬恕，以己推人。篤：厚實，真誠，純一。常以寬容饒人，再以己之心推人之心戴人，在行為上真誠不妄，寬實純樸。如此，則人人可以接近。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人之所獨；中庸者，眾人之所同也。親近忠正之人，學問忠正之道；恭敬德行之士，講明德行之理。此是接引後人，止惡行善之法。寬恕容人，忠厚誠懇，是一種高尚的修養，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現實意義上看，只有忠恕待人，方可息怒附眾，與各種各樣的人和睦共處，相安無事）。任才使能，使人人能盡其才，這是用人成事之要領（德才兼備的人，本來就有通權達變的本領，遇事能應變處理，所以只給他委任職責，不可隨意支使。如隨意支使，就失去了他本人的主體作用。有能力的人，有所長，也有所短，所以要根據他的所長，隨其支使。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量才用人，事無不辦；委使賢能，功無不成；若能任用才能之人，可以濟時利務。張注對「材」和「能」之确切含義給予了界定。明白了有的人才適合於策劃創意，有的人才卻適合於處理事務性的工作，方可做到人盡其才，各安其位。否則就會造成人才的浪費）；抑制邪惡，斥退讒佞之徒，這樣可以防止動亂（癉：憎恨。不道不德、不仁不義、妨國害民的行為，稱為惡。說人壞話、奸人之私、離人骨肉、撥弄是非、破人和氣的言論，屬「讒言」。天下的不寧，民間的混亂不安，多因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之所然。欲得天下太平，國家大治，人民安樂，就必須把惡人惡事當作病態一樣地憎恨和痛擊，還要驅除不務真誠、專尚讒言的人。讒言惡行，亂之根也。奸邪當道，逞兇惡而強為；讒佞居官，仗勢力以專權，逞兇惡而強為；不用忠良，其邦昏亂。仗勢力專權，輕滅賢士，家國危亡；若能絕邪惡之徒，遠去奸讒小輩，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讒言，或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或是捕風捉影，渲染誇張，或是利用矛盾，挑撥離間……進讒使詐的人不論採取什麼詭計，目的只是一個：打倒政敵，害人害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語道破了讒言之可畏）。

原文4：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析譯：推求往古，驗證當今，這樣可以不受迷惑（古往今來，時光有變，事理有異。古有成功者，亦有失敗者。堯舜以仁政理天下，以德感萬民，四海賓服，天下寧靜。桀紂貪淫無道，塗炭生靈，諸侯反叛，身喪國亡。既此，欲知成敗之果，推古人之變跡，可驗當今之存亡，知古以鑒今，這樣做人理事方可不惑而有方。因古人之跡，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始皇暴虐行無道而喪國，高祖寬宏，施仁德以興邦。古時聖君賢相，宜正心脩身，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時君臣，若學古人，肯正心脩身，也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若將眼前公事，比併古時之理，推求成敗之由，必無惑亂。讀史可以明志」因為經歷千秋萬代而不易的歷史經驗都是以無數苦難甚至生命為代價證明過來了的。社會的生活方式盡管日新月異，但客觀規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瞭解事態，心中有數，這樣可以應付倉卒事變（揆：揣測。度：尺碼，度量。首先揣測事物的深淺、輕重，然後度量事物的長短、遠近，揆其得失，度其可否，以此作為準則，以一事之長短，可以揆度萬事之得失。度時審勢，勝券在握。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料事於未行之先，應機於倉卒之際，先能料量眼前時務，後有定度所行事體。凡百事務，要先筭計，料量已定，然後卻行，臨時必無差錯。人心譎詐，世事幽暗。用在官場，謂之「官有十條路，九條人不知。」為了增強自身的應變能力，就得必須懂得揆情度理，也就是說，一要通達人情世故，二要明白事理常規，這樣才會減少盲目性，掌握主動權，從而使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採用靈活手法，施展權變之術，這樣可以解開糾結（變：反映事物的轉化、變化、變態等。權：是衡量、謀劃。事物有正常不可變的義理、法則和原則，但仍要設想到事物因時勢之變而偶然需要的變化，再加上權衡而謀劃。如此，則能釋解其事物的死板與糾結。如一年有寒熟冬夏的氣候變化，再以四時八節、二十四氣的節度權衡輕重，就不止於死結寒熱之中。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施設賞罰，在一時之權變；辨別善惡，出一時之聰明。有謀智、權變之人，必能體察善惡，別辨是非。從權行政，通機達變，便可解人所結冤讎。隨機應變，是智慧的表現，靈活通變不是犧牲原則，恰恰相反，是以機敏巧妙的迂回戰術解開死結，以免激化矛盾，同時誘導誤入岐途的人走上正道）；心中有數，閉口不言，凡事能順從時機，這樣可以遠怨無咎（括：收、扎。囊：口袋。在時勢危險，社風不正，民俗昏亂的情況下，應當謹言慎行，舉止順應著大局，這樣才能免罹禍殃。《周易·坤卦》云：「括囊，無咎，無譽。」意即：六四爻在上卦之下、下卦之上而不得中，象徵著正人君子雖然品行端正，但不得中，況且陰柔過甚，靠近君主的臣位是危險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只得將口袋紮緊，順從而已，如此方可免除禍患。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口招禍之門，舌乃斬身之刀；若能藏舌緘口，必無傷身之禍患。為官長之人，不合說的卻說，招惹怪責；合說不說，挫了機會。慎理而行，必無災咎。俗語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何為有道？《素書》的這句話就是揭示其奧祕的。當「獵物」已是你囊中之物，一切都水到渠成之際，你千萬不要得意忘形，到處誇耀，喜極失常。只有穩住陣腳，不露聲色，到手了的便宜才不會不翼而飛。生意場中是如此，政治鬥爭，軍事外交又何嘗不是這樣子呢）。堅定不移，正直剛強，這樣才能建功立業（撅撅：根深蒂固。梗梗：強硬，挺直。有了腳踏實地、撅然不動、富貴不能淫其志、貧賤不能移其志的氣概，有了梗然剛毅，逢難不能橈其心，遇險不能曲其志的魄力，必可成就事業，建立功勳）；勤勉惕勵；心地善良，這樣才能善始善終。（淑淑：溫雅善良。自強不息，勤懇不倦，溫雅善良，恭儉廉讓，可以善終如始。橛橛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君不行仁，當要直言、苦諫；國若昏亂，以道攝正、安民。未行法度，先立紀綱；紀綱既立，法度自行。上能匡君、正國，下能恤軍、愛民。心無私徇，事理分明，人若處心公正，能為敢做，便可立功成事。誠意正心，脩身之本；克己復禮，養德之先。為官掌法之時，慮國不能治，民不能安；常懷奉政謹慎之心，居安慮危，得寵思辱，便是保終無禍患。不隨波逐流，不朝三暮四，梗植如松竹，堅定如磐石，方為大丈夫之風範，成就事業的保障。創業不易，守業更難，唯有勤勉奮發，精益求精，才能善始善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原文：夫志，心篤行之術：「

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

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

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章旨：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說的是人的根本不可以偏離道德）。欲成就偉大的事業，就必須以德為根本，以道為宗旨。將「本德宗道」、志心篤行的妙術分為應當爭取和保持的技藝以及需要預防和戒備的方略兩大類，詳列了十五個條目。建功立業時應當保持：善優、安全、先前、愉樂、神妙、明辯、吉祥。欲保持應當爭取的篤行之術是：豐富謀略，忍受恥辱，修身建德，樂施好善，真誠無妄，躬身體物，知足知止。應當預防的是：苦累、悲傷、病患、短暫、幽暗、孤獨、危險、敗喪。欲防止上列各點，必要的戒備之處是：貪想多願、散失精誠、操持無常、不義苟得、貪鄙作偽、矜誇自特、不明任疑、偏袒多私。

君子以德為本，聖人以道為宗。此章之內，論說務本、脩德、守道、明宗道理。道之於物，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深切體味天道地道之真諦，才能出神入化地用之於人道──精神境界之提高。喜怒哀樂，禍福窮通，興衰榮辱，兇吉強弱.……人生漫漫，世路茫茫，哪一種境況你沒有遇到過？如何趨福避禍，逢兇化吉，盡在於此矣。

原文1：夫志，心篤行之術：

析譯：專心致志、真誠實行的技藝與妙道是：（篤：真誠，純一。術：技藝，妙道。道、德、仁、智存於心；禮、義、廉、恥用於外；人能志心篤行，乃立身成名之本）

原文2：「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析譯：人生中沒有比足智多謀更能保持長久的了（長：善，優，尊高，首位。淵博的知見，豐富、曠達的謀略，是為尊高的致善致優。例如姜尚胸懷「八韜」之謀略，故在群雄各顯神通中，能除暴安良，獨佔魁首，又能榮得天子稱相父之尊高，蓋因「博謀」而獲優。謀劃必須全面周密。如伊尹為殷朝大相，受先帝遺詔，輔佐幼主太甲為是。太甲不行仁政，伊尹臨朝攝政，將太甲放之桐宮三載，脩德行政，改悔舊過；伊尹集眾大臣，復立太甲為君，乃行仁道。以此盡忠行政賢明良相，古今少有人；若志誠正心，立國全身之良法。君不仁德、聖明，難以正國、安民。臣無善策、良謀，不能立功行政。齊家、治國無謀不成。攻城破敵，有謀必勝，必有機變。臨事謀設，若有機變、謀略，可以為師長。任何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古今中外的偉人，都不會將有口皆碑的名聲作為人生目的，將層出不窮的謀作為事業的宗旨。而是以此為憑借，宏廣其志向，充盈其仁德。這樣，名聲、計謀和事業才會相得益彰），人生的安全沒有比能忍受恥辱更安然無患的了（忍，心字上一刃字，是遏止、克制、降伏之意，又是忍耐、忍心的意思。在時機不順、運氣不佳、遭受恥辱的情況下，能忍耐恥辱，才能遠害安身。如越王勾踐能忍受吳國的恥辱，方免夫差之害，轉危為安。故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尤其在時機不順、運氣不佳、遭受恥辱的情況下，不可怒上心頭，而應退忍求安。至道曠夷，何辱之有。達到了道的高境界，心胸就曠達坦蕩，又有什麼恥辱不能忍受的呢？心量不寬，難容於眾；小事不忍，必生大患。凡人齊家，其間能忍、能耐，和美六親；治國時分，能忍、能耐，上下無怨相。如能忍廉頗之辱，得全賢義之名。呂布不捨侯成之怨，後有喪國亡身之危。心能忍辱，身必能安；若不忍耐，必有辱身之患。王安石說：「莫大的禍，起於須臾之不忍。」所以民間自來就有「和為貴，忍最高」這句俗語。人是感情動物，內心活動如潮起潮落，瞬息即變，如若自己善加克制，就可能轉禍為福，否則往往會因一把怒火而危及自身。尤其是身在高位的人，如果該忍處不忍，後果不堪設想。作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則必須具備三忍：「容忍，隱忍，不忍。」），人生沒有比修養德行更需先做的（修身之本是修德。士農工商，雖行業有所不同，不能濟其事。即使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缺德者仍難以常保。勇冠三軍的蓋世英雄，若無德者仍會遭敗亡。治人事天，無德者，則天不應，人不順。故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仍將修身列在首位。人無德猶如物體失去了作用，將必解體分身。因此，無論三界十方，品物萬類，咸以修德的自我建立，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外以成物，內以成己，此修德也。對外幫助他人，對內成就自己的事業，這就是修養德行。齊家治國，必先脩養德行。盡忠行孝，遵仁守義，擇善從公，此是德行賢人。道德是否高尚，既關係到自身的人品修養，也關係到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事業的成功。作為一個領導人，要想使各級臣民忠心擁戴，必須首先讓人心悅誠服，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非德莫屬），人生沒有什麼比好行善事更快樂的了（何為「善」？凡順天理，不背人倫，而能宜事物之情，順事物之理的行為，就稱為善。行善的具體表現是：救急難，恤孤貧，矜拔困，和解冤仇。一切利人利物的善事如一貫奉行，則老者愛，少者敬。事事無愧於心，則時時心安理得，不怕官府抓，不怕強人害，前無憂，後無患，心寬體胖，逍遙自在），沒有什麼比真誠更能達到神通的境界了（神：奇特功能，常人不能達到的奇異、玄妙效果。誠：萬緣俱消，心志專一，聚精會神，真誠無妄。人心達到專一、真誠的極點，就會出現不可思議、不可測度的奇功異能。常人稱此為「神」，又稱神妙、神效、神通、神術等。例如漢時有一位名叫李廣的將軍，夜晚行路時，路旁有一白石屹立，像似一隻白虎，於是他在緊急的生死開頭，心志專一，聚精會神，把白石當作猛虎射了一箭，箭頭入石三寸。事後才知是塊白石，他又射一箭，箭頭不但未入，而且碰石落地。這就是「李廣射虎」的傳說。又有周處因蛟龍在水中作怪，侵害生靈，周處為民除害心切，萬事俱忘，精誠專一，持劍躍入水中，降了蛟龍。離水上岸之後，才知在水中斬蛟，當時不知怎樣入水，未被江水淹死。再欲入水，心懼而不敢。由此，後來有「周處斬蛟」的傳說。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沒有什麼不通曉就稱為神。人的精神可以與天地並立，但如果不能與天地相通，就因為它還不是最真誠。疏遠奸邪，勿為惡事；親近忠良，擇善而行。子胥治國，惟善為寶；東平王治家，為善最樂。心若公正，身不行惡；人能去惡從善，永遠無害終身之樂。復次，志誠於天地，常行恭敬之心；志誠於君王，當以竭力盡忠。志誠於父母，朝暮謹身行孝；志誠於朋友，必須謙讓。如此志誠，自然心合神明。民諺有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只要行善積德，自然福壽平安，所以根本不必擔心前程的兇吉。修百善自能邀百福。多做好事對心理素質會漸漸造成一種良好的影響，那就是無時無處都能處在一種寧靜坦蕩的心境中。這當然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了。《易經》上說：誠能通天。心誠的含義不單是誠實無欺而已，更重要的是虛靈不昧。真能做到這一點，必然會有許多神奇不可言喻之處。宋、明諸儒終生所修，只此一字──「誠」）。

原文3：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

析譯：沒有誰比能體察萬物更明達的（能深入事物之中，親身體察事物之理，方能對事物的法則、規矩、總體、枝節以及前因後果和關係明鑒無遺。神農氏如不親口嘗百草，就不會知曉藥之性味能調理陰陽。馬丹陽因躬身修性命，方悟十二穴通十二經，可理百骸。《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身上充滿清靜明通之氣，意志和精神就如神靈一樣無所不知。行善、為惡在於心，意識是明，非出乎聰明。賢能之人，先可照鑑自己心上是非、善惡。若能分辨自己所行，善惡明白，然後可以體察、辨明世間成敗、興衰之道理。復次，謹身節用，常足有餘；所有衣、食，量家之有、無，隨豐儉用。若能守分，不貪、不奪，自然身清名潔。世間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善於體察人情世故者，必是聰明不惑之人。在心理學上，這種修養方法被稱作「進入他人思惟」。人只要能跳出自身的思惟定式，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處境中思考處理問題，事情既比較易解決，又會得到群眾的贊許），人生沒有比自知滿足更吉利無凶的了（孔子的學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常言道，「知足常樂」。老子曰：「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為何如此之樂呢？因為顏回自感無愧於人，不欺心於己，心安理得，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因此，只有在生活及應對事物上，適可而止，方可吉無不利。知足之吉，吉之又吉。知足所帶來的吉利，是吉利之中最吉利的。好狂圖者，必傷其身；能知足者，不遭禍患。死生由命，富貴在天。若知足，有吉慶之福，無凶憂之禍。廣廈千間，夜眠七尺；珍饈百味，不過一飽。人生所須，其實甚少。懂得個中道理——其實是常識，人才會知足，才會常樂）；人生沒有比多慾望更痛苦的了（願：貪圖，傾慕，心願，願望。因時順理，坦蕩平易，自然而然，應變無停，必可「不招而自來，嬋然而善謀」。如果私慾過甚，傾慕心切，貪求無度，願望無限，朝思暮想，以致心神疲睏，身形憔悴，憂苦纍纍，也難成功。聖人之道，泊然無慾，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系，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聖人的處世原則是恬淡自然，沒有什麼過分的需求，在物質方面，有就接受它，沒有就沒什麼牽掛，從來沒有太多的慾望。古代有過多願望的人，沒有誰能超過秦始皇和漢武帝的，他們希望國家富裕，希望武力強大，希望功德崇高，希望聲名顯赫，希望宮室華麗，希望嬪妃美艷，希望四方小國都歸順，甚至希望能招徠神仙。雖然這樣，國家卻更加貧困，兵力弱小，功德更加低微，聲名更加不顯著，最終什麼都沒有獲得，而留下終身悔恨，窘迫不堪，這就是欲求過多所造成的。治理國家的人固然不可有過多的願望，就是對於賢人修養身心，他所遵循的原則難道不是儉樸而沒有貪慾嗎？心所貪愛，不得其物；意在所謀，不遂其願。二件不能稱意，自苦於心。聖人之道，淡泊無慾。對於身外之物，來就來，去就去，無須牽掛。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財物的聚散多寡，不值得為之大喜大悲。佛教認為有求皆苦，人的生、老、病、死莫不因為人願望渴求太多而苦難纏身。禪宗譏諷：「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儒家以無欲則剛，恭謙儉讓，對人不求名，對物不求奢，是為君子。道家則根本以「無慾無求，一身傲骨，兩袖清風，遨遊人間」為美。只是，人心不足，慾海難填，然而，其結果只能有如秦皇、漢武。清心寡慾，治國如此，養生亦如此）；

原文4：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

析譯：人生沒有什麼比精氣耗散更悲哀的（精：純真，精誠。在圖謀功業上，如失去了精誠純一的精神，則事不濟且遭悲傷。在強健保身上，如離散了元陽之氣，則百病生而悲痛。道之所生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捨於形也，則為明為哲，為智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大自然變化發展，天地之間產生了一種混沌之氣，混沌中的純樸之氣就叫做精氣，精氣顯現出來就叫做精神。當它隱藏起來以致於看不到的時候，它就沒有生也沒有死，沒有先也沒有後，沒有陰也沒有陽，沒有動也沒有靜。當它停留在似乎有形的東西上，就表現為聰明、敏睿、智慧和才識。有血液和氣息的萬物，沒有不是稟承這種精純之氣而形成的。對這種精純之氣，如果用得正確，它就聚集而不消散；如果用得不正確，它就消散而不聚集。如果眼睛沉湎於美色，那麼精氣就消散在美色當中；如果耳朵沉戀於歌舞，那麼精氣就消散在歌舞當中，如果口貪戀於美味佳餚，那麼精氣就消散在美味佳餚當中；如果鼻子沉迷於香氣，那麼精氣就消散在香氣當中。如果像這樣消散不停，那麼生命怎能長久呢？心者，身之主；精者，人之本。心若昏亂，身不能安；精若耗散，神不能清。心若昏亂，身不能清爽；精神耗散，憂悲災患自然而生。世間萬物，凡有生命，皆因稟受這種元氣而成。正確地運用他。則精而不散；錯誤地運用它，則散而不聚。這是從哲學範疇對「精」所作的解釋。老子曾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無論用心於何物，中庸即美，千萬不能過多過甚，否則，沉溺於其中，欲自拔而不能，「精」、「神」散於其中，於人毀一生，於家毀一代，於國毀一世）。人生的病痛沒有比身心變化不定、機能紊亂無序更嚴重的（常：永恆，經常。治國如失去了法度，朝令夕改，臣職無常規，百姓必難遵從，國綱必亂，弊病必出。處事接物如無常性，喜怒無定，行無常操，情慾不正，飲食不定，饑飽不一，起居失常，必致百脈不調，病患侵臨。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天地萬物之所以能長久存在，就因為它按照自然界的規律有序不紊地變化發展。人的生長規律如果無序，怎能不疾病纏身呢？萬物有成敗之理，人生有興衰之數；若不隨時保養，必生患病。人之有生，必當有死。天理循環，世間萬物豈能免於無常？天地萬物之所以永恆，是因為它有自己的規律。如果強行打破它，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

人若無視自然規律，不正常生活，自然會久而生病。現代社會人類急劇向自然界擴張空間，掠奪資源，而不知順應自然規律，終將受到自然界加倍的報復）。

原文5：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析譯：人生中短暫的東西沒有比不當得而得到的更短暫了（凡屬不符於理，不合於義而得到的，偷、盜、搶、詐、明瞞、暗騙、貪贓、行賄等等，一均為苟得。不明而來者，必不明而去；不義而得者，必不義而失。猶如逆旅遇客，勉強逗留，不過暫短一時而已。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用不合道義的手段得來的東西，必定會通過不義的途徑失去，世上沒有不當得而得的東西能長久擁有的。貧賤人之所嫌，富貴人之所好。賢人君子不取非義之財，不為非理之事；強取不義之財，安身養命豈能長久？以不義的方法得來的東西，必將以不義的方法喪失。身處平安之地而不忘危難，現在擁有的東西能夠珍惜，這樣的人才無所短而有所進。孔子曾以「富貴無常」告誡王公，勉勵百姓。所以茍安現狀的人，即使不敗亡也不會有所前進）；人生沒有比貪婪卑鄙更昏庸的（幽：黑暗。鄙：鄙陋，卑賤。深夜不足以為暗，秉燈燭猶可照亮，唯獨行賄受賄，貪鄙作偽，內心昏暗，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難照明。以身徇物，閻莫甚焉。不珍愛自己的身體，卻為追財逐物而死，真是太愚蠢了。嗇于財曰貪鄙。如虞受晉璧，乘蜀納秦金牛是也，利令智昏。美玉、黃金，人之所重；世間萬物，各有其主，倚力、恃勢，心生貪愛，利己損人，巧計狂圖，是為幽暗。人生的悲劇大多起源於一個「貪」字。貪財、貪色、貪酒……貪的結果，輕則神志昏昏，重則無法無天，悖情悖理。如欲一生平安，首先必須從戒貪做起）；人生孤立沒有比自負更孤立無援的（自矜自誇，視人不如己者，賢者不能進其言，智者不得助其力。項羽自恃其強，終於孤身無援，獨死於烏江。因此，上無兄下無弟，不足為孤，唯有專橫獨裁，仗能恃強，驕傲自大的人才是孤。在親林友叢之中，亦可叛之，離之，孤掌難鳴，走向失敗。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桀王紂王自負有才能，智伯自負力量強大，項羽自負勇猛，王莽自負聰明，元載、盧杞自負狡猾。如果自負，那麼驕橫之氣定流露出來，有益的勸告就聽不進。聽不進有益的勸告，就一定孤立無助，而當他一旦失敗，天下人就會爭著跟從使他失敗的人加速他的滅亡。自逞已能，不為善政，良言傍若無知，所行恣情縱意，倚著些小聰明，終無德行，必是傲慢於人。人說好言，執蔽不肯聽從；好言語不聽，好事不為，雖有千金、萬眾，不能信用，則如獨行一般，智寡身孤，德殘自恃。有才華的人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恃才自傲。世人好驕傲的只有兩種人，一是真有才，因而目中無人，老子天下第一；另一種其實腹中空空，無德無能，只好以傲慢來維持其心理平衡。對於後一種人，無話可說；對于恃才自傲的人，只能說：「沒有了誰地球照樣轉，你看不起人家，擋得住人家不理你嗎？」這句古語應成為所有恃才自傲者的座右銘：「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人生中危險的事沒有比任用可疑之人更危險的（若對一個人的德性和才能，沒有充分的瞭解，尚在疑慮而任用時，將有不可設想的傾危之患。如諸葛亮任疑於馬謖，故有街亭失守之後果，此是任疑才能不足的人所致。又有宋高宗任疑於秦檜，秦裡通外國，陷害忠良，故有北蕃累犯中原之患。此為任疑德行不足之人所然。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漢代劉邦猜疑韓信謀反卻又任用他，以致韓信差點叛亂。唐德宗猜疑李懷光謀殺自己卻又任用他，以致李懷光叛逆。上疑於下，必無重用之心；下懼於上，事不能行其政；心既疑人，勾當休委。若是委用，心不相托；上下相疑，事業難成，猶有危亡之患。既要用人，又要懷疑，這對用人者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人常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方面是出於對事業成敗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自身安危的著想）；人生中沒有比私心太重更能招致失敗的（老子曰：「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私心愈重，德性愈薄。德性失，則眾心厭惡。眾心厭惡則處處失敗。如殷紂王沉於酒色，故朝政腐敗而國亡。凡事皆然，多私於親，則處事偏袒而不公，不公則眾人怨，眾人怨則敗亡。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疏，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敗也。不根據功勞高低進行獎賞，也不根據罪責輕重進行懲罰。喜歡奸巧諂媚的小人，而厭惡正直敢言的忠臣。偏袒親近自己的小人，疏遠不親近自己的賢人。如果是這樣，後果小就結個人怨仇，後果大就激起天下人的憤怒，這就是私心所招致的失敗。不行公正之事，貪愛不義之財；欺公枉法，私求財利。後有累巳、敗身之禍。私心是一種心理現象，表露於外，則化為利。世人沒有一個不求利的，只不過利的具體內容不同罷了。幾千年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中外文化的整個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的全部內容，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至乃藝術、生活……沒有一樣不求利的。《易經》六十四卦，談「利」與「不利」的就有兩百零二處。可以說，《易經》的中心思想就是探究怎樣做有利，怎樣做不利。但這裡所說的利，是大利，長遠的利，廣義的利，而不是小利，眼前的利，狹義的利。大利和小利所對應的心理活動就是大私和小私。小私的同義詞是自私自利，極端小人主義；大私的同義詞卻是天下為公。作為一國之君，如能以天下民眾之私為私，在己為大公無私，在國則為民富國強，方為有為之君；如以一己之私為私，那就是道道地地的獨夫、民賊。獨夫民賊而不亡敗的，未之有也）。」

〈遵義章〉第五

原文：以明示下者闇，過而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

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

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者浮，淩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

既用不任者疏，行賞吝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

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

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洩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章旨：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以上是第五章，說的是行事遵循的原則是義）。遵者，依奉也。義者，宜也。建功立業，須遵循事物的自然之理，明辨事由的起因，判斷事物的結局。全章共分五節。

第一節，是說欲立功立事，首先須明察自身的弊端，追本溯源。有過不知，迷而不返，以言取怨，政令不一，怒而無威，就是蒙蔽真象，惑亂真理，禍患來侵，毀墜背離的根由，對此不可不慎。再如，好直辱人，戮辱所任，慢其所敬，貌合心離，親讒遠忠，近色遠賢，又是災殃、危亡、凶敗、孤獨、死喪、昏暗的原由。

第二節，是暢述行事用人的弊病。女謁公行，私人以官，凌下取勝，名不勝實，略己責人，自厚薄人者，是事體混亂，淺浮不久，下者侵犯，主體耗散，亂而不治，棄廢不救的因由。

第三節，是講處事應酬，賞罰裁決的利害關係。如以過棄功，群下外異，既用不任，行賞吝嗇，多許少與，既迎而拒，薄施厚望，貴而忘賤，念舊惡，棄新功，用人不得正，強迫用人，正是損失、淹沒、疏散、阻止、生怨、背離、不報、不久、危殆、不畜、混亂、凶敗的前因。

第四節，是說謀事的策略。如失其所強，決策不仁，陰謀外洩，厚斂薄施，戰士貧，游士富，貨賂公行，聞善忽略，記過不忘，又是劣弱、險難、失敗、凋削、衰落、昏昧、殘暴的起因。

第五節，是說明斷是非，賞罰公平的道理。對賢者要用，不賢者不可用。以德化人，不可專尚刑法，小怨要赦，賞罰要合理，要知美讒仇諫，將有危亡之患。應得其所，禁忌貪人之有的殘暴。

原文1：以明示下者闇，過而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

析譯：顯示自己聰明智慧的人必定是昏庸不明的（老子曰：「自見者不明。」意即：顯示自己有知見的人，必有不明之處。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聖人賢人的處事原則是，內心明睿卻不顯露出來。只是那些還不夠明睿的人，喜歡炫耀自己的才智，從而導致自己昏庸不明。才學雖高，不能脩於德行；逞己聰明，恣意行於奸狡，能責人之小過，不改自己之狂為，豈不闇者哉？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當領導的，明於內而憨於外，則時時主動；否則，處處被動，事事受制。如此，這領導就不好當了）。有過失自己卻不知道的人必定是愚蔽的（蔽：遮蓋，掩蔽。常言道：「人不知己過，蛇不知自毒。」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了過錯不知道，必不改悔，不改悔則繼行，愈行愈錯，其理愈蔽，正道愈閉愈塞，使其心性昏荒，行事糊塗。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聖人沒有過失可知。賢人的過失，只要一出現就知道了。有過失卻不知道，那真是太愚蔽了。不行仁義，及為邪惡之非；身有大過，不能自知而不改。如隋煬帝不仁無道，殺壞忠良，苦害萬民為是，執迷心意不省，天下荒亂，身喪國亡之患。最聰明的人是看到別人的過失，引以為鑒，主動克服自身的類似不足；比較聰明的人是自己犯了錯誤能自覺反省改正；至于有了錯誤仍執迷不悟，一錯到底的，那只有「倒霉」二字了）。沉迷於某物卻不返回的人是糊塗不明的（失去了真常之性，恣情縱慾，迷於情妄，不自省悟，必愈迷愈深，以致心境昏冥，損伐性命，行事惑亂，傷害人倫。故張商英注曰：「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沉醉於酒的人，不知道酒是損害自己性命的東西。沉湎於女色的人，不知道女色是損害自己生命的東西。沉迷於利益的人，不知道利益是損害自己志氣的東西。這些東西本來不能使人沉迷，是糊塗不明的人自己沉迷於其中罷了。日月雖明，雲霧遮而不見；君子雖賢，物欲迷而所暗。君子之道，知而必改；小人之非，迷無所知。若不點檢自己所行之善惡，鑑察平日所行之是非，必然昏亂、迷惑。人常說：「酒不醉人人自醉。」人心本自清淨，無奈想法不對，意志不堅，經受不住身外之物的誘惑。一入迷途，九牛難拔，可不慎哉）。因言語結怨仇的人必定會遭到災禍（既出言於己，就應按出言而行事，若言行不兌現，人必致怨，人怨必生禍端。如晉文公在秦出言廣告割其地，歸晉未曾兌現，故有秦怨興兵之禍。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做了損害別人的事，然後你說了，由於你已經給別人造成了災禍，所以自己也有遭受災禍的危險；說了你要害人的話，但你沒有做，由於你給別人造成一種將要遭受災禍的危險，所以自己也將遭受災禍了。守法奉公，理合自宜；職居官位，名正言順。合諫不諫，合說不說，難以成功。若事不干己，別人善惡休議論；不合說，若強說，招惹怨怪，必傷其身。事情還沒有做，就開始滿天吹牛。口出狂言，那麼事情能不能辦成的主動權就在人而不在我了；相反，事情成功後，再相機設詞，主動權就在我不在人。這是就日常事理而言，如果事關重大，那就是禍福修關的問題了，此「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之謂也）。

原文2：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

析譯：號令與內心不一致的必定要失敗（乖：背離。頒布的政令與存心不一致，再與行為背離者夕其政令雖嚴，人民則廢棄而不用。故《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意即：文王、武王的心地仁慈，施以仁政，而萬民尊服。文王和武王死了，後輩仍講仁政。萬民則不從，蓋因出令人的心與政令不一之故。心以出令，令以心行。要根據內心的真實意圖發出號令，發出的號令要按照內心的真實意圖去執行。兵領眾，治國安民，施設威權，出一時之號令。口出之言，心不隨行，人不委信，難成大事，後必廢亡。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口是心非，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當領導的人這樣行事，沒有不失敗的）。發出的號令前後不一致的，事情必定會毀棄（存心與政令要一致。後令與前令相謬不一，民必難以遵從，必廢而毀。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如果號令不一致，內心不真實，那麼事情就不會成功了。號令行於威權，賞罰明於功罪，號令既定，眾皆信懼，賞罰從公，無不悅服。所行號令，前後不一，自相違毀，人不聽信，功業難成。朝令夕改，出爾反爾，下邊的人就無所適從，任何政令都無法得以執行）。只是發怒卻沒有威勢的人必定受人輕侮（威：莊嚴，盛容，威儀。無有偉大的功績輿貢獻，且存心無德，行事不仁，本無使人崇敬的德望和威信，如以強權、勢力加於人，不但人不尊服，反而設法來犯。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者鈇鉞。」文王雖不臉帶怒色大聲呵斥，但四方諸侯國都敬畏他。所以孔子曰：「雖不發怒卻比鈇鉞還威嚴。心若公正，其怒無私，事不輕為，其為難犯。為官之人，掌管法度、綱紀，不合喜休喜，不合怒休怒，喜怒不常，心無主宰；威權不立，人無懼怕之心，雖怒無威，終須違犯。領導者的威嚴不是裝出來故意給人看的，這是一種內在的素養。有的不怒而威，有的怒而有威，有的則雖怒不威，周文王雖從不聲色俱厲，但四鄰國家都怕他）。以端方正直處事用人卻讓別人受辱的人必要遭殃（以端方正直處事用人，是善，是佳。如以此打擊、欺辱於人，眾人必會厭惡，眾惡必招禍殃。故老子曰：「……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意即：雖直，不可以剛直而肆意衝撞於人，雖有光（聰明），不可以聰明而顯耀於人。己欲潔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自己想博取正直的名聲，卻使別人處於承擔過錯的地位，這是招致災殃的途徑。言雖忠直傷人主，怨事不干己，多管有怪；不干自己勾當，他人閒事休管。逞著聰明，口能舌辯，倫人善惡，說人過失，揭人短處，對眾羞辱；心生怪怨，人若怪怨，恐傷人之禍殃。自己想博取剛直的名聲，而把別人置於受冤枉，受侮辱的地步，這種人自身是要遭殃的）。

原文3：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析譯：人有大過，加以重刑；後若任用，必生危亡（殺戮和欺辱負有重任的功臣和所任用的賢才，必有危亡之患。紂王逼娘娘抱火鬥，梅柏抱柱，比干剖心，人心由此背叛，大臣由此離心，終致身喪國亡。有罪之人，責罰之後，若再委用，心生疑懼。如韓信有十件大功，漢王封為齊王，信懷憂懼，身不自安；心有異志，高祖生疑，不免未央之患；高祖先謀，危於信矣。迫害自己任用的人，別人倒霉了，自己也不會有好結果。歷代昏君大多如此）。怠慢他應該尊敬的人必定不吉（由尊敬中可以體現出對人的誠服與忠貞。聖君有誠化天下之德，父母有養育栽培之恩，長上有扶助愛悌之心，賢良有矜孤恤寡之善，豪傑有救急拔困之義，使人尊．敬理所當然，應該如此。賢良者為做人之楷模，更應以敬。如驕橫粗野，居傲強行，褻瀆所尊，輕慢所敬，是背理之舉，失義之為，不合天理，不順人情，在上者必加罪於身，在前者必厭棄於己，終會凶災加於自身。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從長幼來說，就應該尊敬年長的人；從在朝廷所處的地位來說，就應該尊敬爵位高的人；從賢愚來說，就應該尊敬有德的人。如果對這三種人有所怠慢，那就會招致不吉。尊敬年長的和爵位高的是禮儀性的尊敬，尊敬有德的是發自內心的尊敬。心生喜慶，常行敬重之禮；意若憎嫌，必有疏慢之情。常恭敬事上，怠慢之後，必有疑怪之心。聰明之人，見怠慢模樣，疑怪動靜，便可回避，免遭凶險之禍。對從前尊重有加的賢能，如今漸漸漫待了，說明這個領導人的雄心大志已經沒有了，意志衰退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無論對哪一方面，都有危險。領導人所敬重的人，從年齡上說，可能是其兄長；從職位上說，可能是權臣，從品德上說，可能是德高望重的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值得敬重。待之兄長，敬若上賓是尊敬的外在表現；出自內心的尊敬，是有道德的證明）。表面與人相合但內心不合的人必定會孤立無助（口蜜腹劍，面善心惡，是謂人面獸心。表裡不一，言行相違，始交為親友，逢患難必叛逆。開始以為然，久交必離散，以致孤單一世，獨立無援。貌合神離，其勢必孤，其力必散。這與「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的古訓正好成了一反一正的顯明對照）。親近諂媚的小人、疏遠忠誠的賢人必定要滅亡（親近那些內無真誠之心，出言揣意順情的人，疏遠為國民能效實力，以直言靜諫的忠臣，必有危亡之患。如齊恆公近易牙，離管仲，故有身喪於不測之禍。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花言巧語的人善於揣摩君主的意圖而投其所好，忠心耿耿的人總是指出君主的過失並勸他改過。合他心意的就高興，不合他心意的就發怒。伍子胥勸諫吳王而被殺，吳國也滅亡了；屈原勸諫楚王而遭放逐，不久楚國也滅亡了。這兩者就是這樣的例子。賞罰不分功罪，用人不擇賢愚；相會其間，雖有恭敬模樣，終無內敬之心。私意於人，必起離怨；身孤力寡，不相扶助，事難成就。親近奸邪，其國昏亂；遠離忠良，不能成事。如楚平王，聽信費無忌讒言，納子妻無祥公主為后，不聽上大夫伍奢苦諫，縱意狂為。親近奸邪，疏遠忠良，必有喪國、亡家之患。實際上卻沒有幾個能做得到的，為什麼？就因為小人善拍馬屁，賢臣好進忠言。馬屁於國於民有害，但聽了舒服；忠言於國於民有利，但聽了掃興。子胥、屈原的悲哀人人皆知。還是那句老話：「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原文4：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者浮，淩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析譯：親近美色疏遠賢臣的君主必定是昏庸無能的（醉入女群，玩弄美色，背離賢良仁人，必然存心邪僻，行事陰暗，神志不清，忠奸不辨，是非不分，昏暗迷糊）。宮中女子干預朝政必定引起大亂（謁：干求，請托。大凡因姿色得寵、親幸的女子，若她恃美仗權，借勢作威，存心邪僻，出言不正，而君王又遵從她的要求而施行於公事，必，弊端百出，禍亂橫生。紂王因聽從了妲己的要求和請托而誅殺忠臣，害國亂政。又如，韋皇后與太平公主亦然。如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像太平公主和韋庶人幹預朝政、製造動亂就是這樣的例子。重色輕賢，必有傷危之患；好奢縱慾，難免敗亡之亂。如紂王寵妲巳，不重忠良，苦虐萬民。賢臣比干、箕子、微子，數次苦諫不肯；聽信怪恨諫說，比干剖腹、剜心，箕子入官為奴，微子佯狂於市。損害忠良，疏遠賢相，為事昏迷不改，致使國亡。后妃之親，不可加於權勢；內外相連，不行公正。如漢平帝，權勢歸於王莽，國事不委大臣。王莽乃平帝之皇丈，倚勢挾權，謀害忠良，殺君篡位。侵奪天下、此為女謁公行者，招禍亂之患。讒言舒心，美色舒心且悅目，那些昏君耶能不近色遠賢？昏君近色，后妃必然干政。枕邊風起，天下寒流矣！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和唐中宗的皇后韋氏，一個想學他的母親，一個想學他的婆婆，結果把唐王朝搞了個一塌糊塗）。拿官職作為私人交易，為人謀私，那是很浮淺的（浮：輕躁，淺浮。一沒有真才實學，科舉不上，二非賢良大器，公議不得。以私人關係推薦提拔而得官者，猶如無根的草木，只能浮現一時，必不得其終而枯敗。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為宰相之類是也。淺浮的人，不足以擔當大任，像牛仙客做宰相之類就是這樣。心裡愛喜的人，多賞則物不可任；於官位委用之時，誤國廢事，虛浮不重，事業難成。官位是國之大寶，不可委之以缺德少才如唐玄宗的宰相牛仙客那樣的人，更不用說庸碌之輩了。封建社會自來有權錢交易的痼疾，這是歷代事浮政墮的原因之一）。欺淩弱小而獲勝的人必定會逐漸消亡（仗權欺人，恃強凌弱，以此取勝於人者，終不可久，必將被人算計。如項羽始恃強欺劉邦，而終被漢將韓信迫其自殺於烏江），名聲與實際不相符的人也必定會逐漸衰耗（耗：虧損，消耗。常言道：「名副其實。」任何事物均應實實在在。若在物如羊質虎皮，則為文不符質，必損其威；在人若外君子而內小人，為表不符裡，則必耗其德；在官若德薄而位尊，則必耗其明。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為重；利近於實，於義為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陸贄說：「名聲與實際不符，主要是由於教化不足；利益與實際相符，處處得利，則是由於輕視義。」這樣看來，有了實際，才有與它相符的名聲。名聲是用來反映實際的，只有名與實相互作用，才能不致於衰耗。恃己之勇，妄取強勝之名；輕欺於人，必受凶危之害。心量不寬，事業難成；功利自取，人心不伏。霸王不用賢能，倚自強能之勢，嬴了漢王七十二陣，後中韓信埋伏之計，敗於九里山前，喪於烏江岸上。此是強勢相爭，凌下取勝，返受侵奪之患。心實奸狡，假仁義而取虛名；內務貪饕，外恭勤而惑於眾。朦朧上下，釣譽沽名；雖有名、祿，不能久遠；名不勝實，後必敗亡。當領導的守之以禮，作下屬的盡之以忠，才能上下同心。相反，在上者如以勢壓人，以權欺人，必將離心離德，彼此傷害。唐德宗的宰相陸贄說：官名只是一個頭銜而已，重要的是為老百姓辦實事；利益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但比起仁義來是次要的。然而，有了真實可見的利益，才能有名聲，有了名聲，才會使權力成為實權。名與實互相促進，事情才會越辦越好，效果才會越來越顯著，業績也就愈益突出。假如名不符實，即使得到了顯赫的頭銜，也是不祥之兆）。

原文5：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

析譯：寬恕自己，對他人卻求全責備，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的（若對自己的言行與任事忽略輕視，反而去嚴格要求別人，眾人必不服，不服則亂，亂則不治）；自以為了不起而又看不起別人，這樣的人是不可能使用人才的（在待遇和享受上，宜給同夥與部下以重厚。倘若自厚而反與人薄，則必使人厭棄。人我同心，古今一理，皆願享厚，誰欲薄處？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才德極高的聖人常常善於使用人才，每個人都能各盡其才，而沒有一個被遺棄不用的人；聖人常常善於愛護萬物，每一物都能各盡其用，而沒有一物被棄置不用的。所謂自厚，就是自滿的意思，並不是孔子說的「躬自厚」的「厚」。治理天下的人如果自高自大卻又鄙視別人，那麼人才就會被廢棄埋沒了。功名自取，財利己用；疏慢賢能，不任忠良，事豈能行？如呂布受困於下邳，謀將陳宮諫曰︰『外有大兵，內無糧草；黃河泛漲，倘若城陷，如之奈何？』呂布言曰︰『吾馬力負千斤過水如過平地，與妻貂蟬同騎渡河有何憂哉？』側有手將侯成聽言之後，盜呂布馬投於關公軍士，皆散呂布被曹操所擒斬於白門。此是只顧自己，不顧眾人，不能成功，後有喪國，敗身之患。功歸自己，罪責他人；上無公正之明，下無信、懼之意。讚己不能為能，毀人之善為不善。功歸自己，眾不能治；罪責於人，事業難成。對己寬容，對人嚴厲，對自己的缺點過失千方百計找理由辯解，而對別人的失誤卻不加體諒，一味責備求全，這樣的領導人違背了一條重要的謀原則：「寬則得眾」，所以什麼事情也不會辦好的另一類領導人則是享受在前，吃苦在後，自己的薪水、待遇越高越好，官職越大越高興，而對部下的切身利益卻百般限制。否則就認為是鬧個人主義，這種領導終將被人唾棄）。如果只抓住他人的過失而抹煞其功勞，那麼自己也將衰亡（部下如犯過錯誤，但亦有功，應當輕罰過而重賞功勞。這樣，必有益於事業之長遠。如若因有過錯而否認他的功勞，必有害無益）；如果部眾心生異意並一致向外，那麼國家就要淪亡（淪：淹沒，陷入。若整個部下都起了異心，主人的主張和事業就要淪喪，必將陷入窘境，走向敗亡。措置失宜，群情隔息，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如果各種措施安排不當，部眾的意見又阻塞不通，在朝廷中只聽得進阿諛奉承的言辭，徇私舞弊公然進行，人人都各懷異心，到了這個時候，無論怎樣探求不淪亡的策略和徑，也是白費工夫。曾立功業，委之重權；勿以責於小過，恐有惟失；撫之以政，切莫棄於大功，以小棄大。否則，驗功恕過，則可求其小過而棄大功，人心不服，必損其身。君以名祿進其人，臣以忠正報其主。有才不加其官，能守誠者，不賜其祿；恩德愛於外權，怨結於內；群下心離，必然敗亂。對下屬的成績忽略不記，偏好盯著微小的過失不放，這是當領導的一大忌。上下離心，內外異志，群眾的意見反映不上來，採取的政令法規必然不會對癥下藥，結果沒有不淪亡的）。

原文6：既用不任者疏，行賞吝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

析譯：使用人卻不信任人，最終將失去人心（對人的才質德行有了瞭解，就得任用。在任用時如不委之以重任，被用者因不能發揮自己本身的才智作用，不但與用人者關係會疏遠，而且他的精力亦會隨之白白耗竭。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用了有才德的人卻不信任他，就人失去士人之心，這就是管仲所說的對成就霸業不利。用人輔國行政，必與賞罰、威權；有職無權，不能立功、行政。用而不任，難以掌法、施行；事不能行，言不能進，自然上下相疏。給了官位卻不放權，被任命的人便會寒心，對上司也將敬而遠之）。給有功將士行賞，卻臉帶吝惜之意，接受賞賜的人心裡就不痛快（應賞即賞，在賞時應慷慨大方，如面帶吝嗇之表情，那受賞者必不樂受，受獎者在任使上定有消極不願效力的可能。《黃石公三略·上略》曾說：「……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並，敵國削。」意即：用利祿招引賢人時，不必吝惜財貨，獎賞有功勞的人時，不可拖延時間。這樣，下邊的人就能與己同心協力，必可削弱敵國的勢力。色有靳吝，有功者沮，項羽之撫印是也。捨不得給有功將士封賞，立功者就心情沮喪，項羽摩挲侯印，不忍授人就是如此。嘉言美色，撫感其勞；高名重爵，勸賞其功。賞人其間，口無知感之言，面有怪恨之怒。然加以厚爵，終無喜樂之心，必起怨離之志。辦事前，慷慨許諾，一到論功行賞，卻一毛不拔，概不兌現；手下的功臣必然感到沮喪。項羽失敗的原因就在這裡，他的將領屢建戰功，可是他把刻好的印拿在手裡轉來轉去，磨得陵角都沒了，也捨不得給人；後來人才全傷心得跑到劉邦那裡去了，自己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許諾時多，可到給與時少，這樣就招致怨恨（首先給人許諾的多，就使人以思慕已許盼望。如給與時比許諾的少，這樣，人定生怨。失其本望。因為沒有得到他本來所希望得到的，所以必然心生怨恨之情。心不誠實，人無敬信之意；言語虛詐，必招怪恨之怨。歡喜其間，多許人之財物，後悔慳吝；卻行少與，返招怪恨；再後言語，人不聽信。答應的多，兌現的少，這是結恨記仇的一個重要原因）。既已迎人進入，卻又想將人拒之門外，將導致乖戾之事（與對方有約期的聘請，就無形中給對方在精神上留下了作客的準備，既此，如再拒絕不應，就是不義，在無意之中，給對方種下了疑惑，必使對方感到失落，致使關係疏遠。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劉璋迎劉備入蜀又欲將劉備趕出蜀郡就是這樣。招攬到人才又不用，就像請客而拒之門外一樣，只能招致怨恨，這是最蠢不過的舉動）。

原文7：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

析譯：給與的少卻希望得到的多，是不可能得到回報的（給人施與的薄少，反而謀取人的厚多，這樣人必不能厚報。因此，德厚的仁人君子，施恩不求報，輿人不追悔。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聽任萬物自生自滅；聖人是無所謂仁慈的，聽任百姓自生自滅。」正如天地之於萬物，只是覆蓋它，負載它，包含它，養育它，何嘗要求它回報呢。恩未結於人心，財利不散於眾。雖有所賜，微少、輕薄，不能厚恩、深惠，人無報效之心。老子說：「施恩不要心裡老想著讓人報答，接受了別人的恩惠卻要時時記在心上，這樣才會少煩惱，少恩怨。」許多人怨恨人情淡薄，好心不得好報，甚至做了好事反而成了怨家，原因就在於做了點好事，就天天盼望著人家報答，否則就怨恨不已，惡言惡語。他們不明白，施而不報是常情，薄施厚望則有失天理）。一旦富貴就忘了貧賤時的光景，這樣的人是不可能長久富貴的（老子說：「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就因為有了卑賤的勞苦大眾，方顯出高貴的少數人，如身得榮貴而忘掉了卑賤的大眾，猶如欲建高樓而又輕忽根基，根基毀而高樓必然倒垮。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熟知紛繁世事變化規律的人，不以富貴為榮，也不以貧賤為恥，因為人世本來就存在富貴，富貴也必然有貧賤，富貴與貧賤是相生相成的。只有小人突然富貴，就忘了他過去的貧賤，所以富貴也就不能長久。身居富貴之地，恣逞驕傲狂心；忘其貧賤之時，專享目前之貴。心生驕奢，忘於艱難，豈能長久！富貴了，有權了，就翻臉不認人，這樣的人是不會長久的，這是一種典型的小人得志心態。他們不明白，貴賤榮辱，是時運機遇造成的，並不是他們真得比別人高明多少。倘若因此而目空一切，即便榮華富貴，也轉眼成泡影。在這個問題上，要學習天地聖人的那種氣度；在天地聖人眼裡，萬物也好，人也好，都不過是來去匆匆的小草小狗，活著的時候，保護他們，承待他們，養育他們，至於他們如何對待自己，從不放在心上，茍如此，怨恨之情從何而來）。對過去的怨恨念念不忘，並以此否定他人今日的功勞，這是不吉祥的（對部下的舊怨如牢記不忘，對立的新功又不賞不彰，這樣必致眾叛親離，自拆台腳。切齒於睚眥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對早已過去的小怨恨還咬牙切齒，對往昔的小恩小惠念念不忘，這只是愚蠢小人的度量。而對有志於天下大事的人來說，即使是過去的仇人也加以重用，因為他有才幹；哪怕是怨恨很深也會棄置一邊，因為他有功勞。比如說，漢高祖封雍齒為侯，重用他是因他有功勞；唐太宗任魏鄭公為相，重用他是因為他有才幹。賞功行政，雖讎必用；罰罪施刑，雖親不赦。如齊桓公用管仲，棄舊讎，而重其才；唐太宗相魏徵，捨前恨，而用其能；舊有小過，新立大功。因恨不錄者凶。漢高祖不計較與雍齒有私仇，仍然封他為什方侯；唐太宗不在意魏徵曾是李建成的老師，仍然任命他為宰相，這都是成大事者的氣量和風度。那種念念不忘誰瞪了自己一眼，誰罵過自己一句，非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方解心頭之恨的作法，是十足的小人行徑）。任用的人不正直，就要造成危害（任用部下，應務正業。如動機不良，行事不正，必生危殆。）。強人所難，予以任用，是不可能把人留住的（「道不同，不相為謀。」不義從邪，賢人遠避。有德務正，志士投歸。如人不願，勉強留用，或以權勢強制，人在心離，終不會久留。如曹操強留關羽，而關羽最終還是出五關，去奔劉皇叔。曹操強留徐庶，而徐庶也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曹操強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曹操強迫關羽留下，加以重用，關羽卻最終投歸劉備，這就是強人不留。官選賢能之士，竭力治國安民；重委奸邪，不能奉公行政。中正者，無官其邦；昏亂、讒佞者當權，其國危亡。賢能不遇其時，豈就虛名？雖領其職位，不謀其政。如曹操愛關公之能，官封壽亭侯，賞以重祿；終心不服，後歸先主。當領導所重用的人如果不正派，那就危險了。人各有志，不可強求，即使用盡心機逼人就範，也會像關羽那樣，人在曹營心在漢）。

原文8：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洩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析譯：如果為他人挑選官職從中謀利，那麼大亂就要開始（大凡擇挑官職高低的人，往往不肯效實力，而會務虛名，圖享受，爭俸祿，爭必致亂）。任何事物失去支撐其強大的主要因素就會衰弱（渾厚之德，善施以仁，是謂最強者。如失去了德的作用，仁的功能必致一切懦弱無力。有以德強者，有以人強者，有以勢強者，有以兵強者。堯舜有德而強，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強，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強，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強，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於人也，善為強，惡為弱；其於身也，性為強，情為弱。對於國家來說有依恃帝王的人格力量而強盛的，有依恃形勢而強盛的，有依恃武力而強盛的。堯舜品格高尚，所以強盛；桀紂不講道德，所以衰弱。湯武得人心，所以強盛；幽厲失人心，所以衰亡。周朝得到諸侯各國的擁護，所以強盛；又因失去諸侯各國的支持，所以衰弱。唐朝因實行府兵制而強盛，又由於府兵制名存實亡而衰弱。對於個人來說，心地善良，廣行善事就強盛；內心險惡，盡做壞事就衰亡。對於身體來說，因有生命而顯示它的強壯，又由於喜、怒、哀、樂的情緒變化使它變得衰老。能清廉立紀綱者，不在官之大小，處事必行公道。如光武之任董宣為洛縣令，湖陽公主家奴，殺人不顧性命，苦諫君主，好名至今傳說。若是不問賢愚，專擇官大小，何以治亂、民安！輕欺賢人，必無重用之心；傲慢忠良，人豈盡其才智？漢王得張良陳平者強，霸王失良平者弱。官職的編制已滿，只因是自己的人，就巧立名目，授予權勢，這樣做，必將導致禍亂。強弱沒有固定不變的格局，因時而易，因勢而易，也因怎樣利用而易。唐代的府兵（類似民兵）分布在京城長安四周，戰時為軍，平時為農，以此來對付地方藩鎮，加強中央集權。貞觀年間，確實起到了這一作用。可是後來升平日久，府兵驕逸渙散，安祿山等地方武裝作亂，府兵一觸即潰。可見，是強是弱，關鍵看怎樣運用）。由缺乏仁愛之心的人決定計策是很危險的（雖有高超的策略，果斷決策，但用於與國不利、與民無益、殘傷生靈、苦害百姓之不仁上，仍有險惡之患。如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雖使國勢日強，但因法殘刑酷，商鞅終遭五馬分屍之殃。不仁之人，幸患樂禍。沒有仁慈，同情之心的人總是把別人遭受禍患看作是自己的幸運和快樂。不仁之人，智無遠見；高明若與共謀，必有危亡之險。如唐明皇不用張九齡為相，命楊國忠、李林甫當國。有賢良好人，不肯舉薦，恐攙了他權位；用奸讒歹人為心腹耳目，內外成黨，閉塞上下，以致祿山作亂，明皇失國，奔於西蜀，國忠死於馬嵬坡下。此是決策不仁者，必有凶險之禍。仁者必具惻隱之心，能施惠澤於萬物。天空包含著大海，大海容納著雨露，而雨露又滋潤萬物，故仁者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輝。不仁者，小人也。因此，親君子必遠小人，親小人必遠君子。如若小人擅權，政權就危在旦夕了）。計謀向外洩露就要失敗（陰謀：此處指機密。《三略·上略》曰：「將謀密，則奸心閉，……將謀洩，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此句講的是用兵之道。攻戰之事以奇計密謀為要，自己的計剝謀略，應當嚴守機密，若洩漏於外，被對方窺探所知，定有敗亡之患。機若不密，其禍先發；謀事不成，後生凶患。機密之事，不可教一切人知；恐走透消息，返受災殃，必有敗亡之患。所謂陰計，目的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其計既泄，故人即可知己知彼，明暗易形，強弱易勢，所以沒有不失敗的）。向百姓斂取的，給與的少，財富必然削減（剋扣索取得多，佈施發放的少，當時自為聰明，其結果必會失去人心，終將自我削弱。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凋，就是削減的意思。文中子說：「向百姓索取得多的國家，它的財力必然空虛。秋租、夏稅，自有定例；廢用浩大，常是不足。多歛民財，重徵賦稅；必損於民。民為國之根本，本若堅固，其國安寧；百姓失其種養，必有彫殘之禍。修禮者王，為政者強，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實府庫。厚斂則民窮，民窮則國凋。所以古語云：「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

原文9：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析譯：如果拚死戰鬥的士兵貧困，而遊說之士富有，那麼兵力必然衰微（如給出生入死、勞苦疆場、為國效力的將士待遇不高，相反，對遊說之士而盡與富厚，是理不當，義不通。不當不順，是敗之始，衰之征。遊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遊說之士鼓起口舌，只希望多遇上幾次戰爭，可是士兵們卻拼著死力戰鬥，他們捍衛疆場，擔驚受怕，但富有的是他人，貧困的是自己。如此下去，兵力必然削弱。游說之士，以喉舌而進其身，官高祿重，必富於家；征戰之人，捨性命而立其功，名微俸薄，祿難贍其親。若不存恤戰士，重賞三軍，軍勢必衰，後無死戰勇敢之士。遊士說客，搖唇鼓舌，朝為布衣，暮即卿相。所以凡說客，唯恐天下不亂。天下大亂，才有他們風光的機會。然而戰士浴血捐軀，渴望的是天下太平，合家團圓。如果流血犧牲的暴屍疆場，遊說四方的身掛相印，這肯定是一個戰亂流離的時代，像戰國年間就是這樣）。行賄受賄公開進行，必然導致昏暗不明（大凡以私下贈送財物，行於公事的，必有不明不白、不公不正的欺心昧理之處。私昧公，曲昧直。公私不分，是非不明。恩惠無施，仗威權侵吞民利；善政不行，倚勢力私事公為。欺詐百姓，變是為非；強取民財，返惡為善。若用貪饕掌國事，必然昏昧法度，廢亂紀綱。行賄受賄明目張膽，堂而皇之地進行，是政治黑暗的表現）。聽見善言善行卻從不在意，記著他人過錯永世不忘，這是一種兇惡不善的人（聞聽人做了善事而輕蔑不理，卻把人以往的過錯牢揪不放，這是心地狹窄，對下的暴虐。暴而生怨。為人兇惡必然生出怨仇。聞有賢善好人，略時間歡喜；若見忠正才能，暫時敬愛；其有受賢之虛名，而無用人之誠實。施謀善策，不肯依隨；忠直良言，不肯聽從。然有才能，如無一般；不用善人，必不能為善。齊之以德，廣施恩惠；能安其人，行之以政。心量寬大，必容於眾；少有過失，常記於心；逞一時之怒性，重責於人，必生怨恨之心。聽到正確的意見不採納，有了錯誤抓住不放，是殘暴的表現）。

原文10：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析譯：所任用的人不可信賴，所信賴的人又不能擔當重任，這樣必然引起混亂（若盡任用不可信的人，而對才智德行已經瞭解，而且確實可信的人卻沒有任用，這樣必然任疑致危，混濁不清。濁，溷也。疑而見用懷其懼，而失其善；用而不信竭其力，而盡其誠。既疑休用，既用休疑；疑而重用，必懷憂懼，事不能行。用而不疑，秉公從政，立事成功。德才兼備的能人畢竟是少數，所以有才的可用其才而不能信賴他的人品；相反，有的可以完全信賴，因為其德行高尚，但不能委以重任，因為才力不足。這與「用人不疑」的原則似乎矛盾，其實不然，不可將之混為一談）。如果用道德感化來治理人民，人心就能團結在一起（牧：放養，治民。本書第二章中說：「德足以懷遠。」第四章講：「先莫先於修德。」此處又講：「牧人以德者集。」由此可見，欲治理萬民，必須普施寬容好生之德，方能使民自然歸服而會集。例如：母雞叫幾聲，群小雞就自然的會集在母雞腹下，是因牧人以德之故。）；如果用刑罰來懲處人民，人心將會離散而去（繩：標準，糾正，衡量。對人犯的小過錯，應以感化誘導、說服教育的方法去糾正。若單靠繩之以法、處之以刑的嚴刑峻法，這樣做，不但不能使有過者改過，而且會令人因殘酷無情，導致反叛、離散。手持棍捧叫狗，蓋因繩之以法之故。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刑罰，最初起源於道德感化，它包含有寬恕的意思，正因如此，前代君王才用它作為道德感化的輔助手段，而不單用刑罰治天下，所以說：「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教以德義，能安於眾；齊以刑罰，必散其民。若將禮、義、廉、恥，化以孝、悌、忠、信，使民自然歸集。官無公正之心，吏行貪饕；僥倖戶役，頻繁聚歛百姓；不行仁道，專以嚴刑，必然逃散。刑法雖然是強制性的手段，但它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所以在實行法制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刑法內含的寬恕原則。聖明的君王不得已而用刑法，目的是為了輔助道德禮制的建設，并不單純是為了懲治人。孔子說：「居上位者自身有真正的道德，然後嚴格要求下屬，下屬犯了錯誤，自己就覺得很羞恥，會自覺約束自己；如居上位者自己不怎樣，全憑政治法令管理人，刑法威懾人，人們就會專找法律的漏洞，迴避了懲罰反而認為很高明，內心毫無愧意。」因此說，以德恕為歸宿的法制會使全國上下日益團結；相反，只能上下離心，全民離德）。

原文11：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析譯：如果功小而不予以獎賞，那麼便不會建立大功勞（「賞」是給人精神上的一種鼓勵，大則重賞，小則輕賞。使用部下，無論大小的功績，均應以賞。如嫌功績小，不予獎勵，必致人心淡漠，淡漠則消極，消極則大功不立）。如果小仇怨不能寬赦，那麼大仇怨必然產生。（老子曰：「報怨以德。」待部下要寬容大度。對細節小怨，應當赦除，既往不究。這樣，就會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一種親近的慕悅情感。如果見點小怨，揪住不放，就會念怨不休，其怨愈來愈大，愈結愈深）

原文12：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析譯：如果獎賞不能服眾，處罰又不能讓人甘心，就必然眾叛親離（不賞，就不能鼓勵部下的奮鬥之志。不罰，有過者就會不懼而重犯。既此，賞罰應該合情合理。如小功不賞，部下必不服，輕過重罰，受罰者則不甘心。若此，必致人心背叛，禍患滋生。人心不服，則叛也。人心如果不服，自然要叛離。功量大小，賞分輕重；事明理順，人無不伏。蓋功德乃人臣之善惡；賞罰，是國家之紀綱。若小功不賜賞，無人肯立大功。志高量廣，以禮寬恕於人；德尊仁厚，仗義施恩於眾人。有小怨不能忍，捨專欲報恨，返招其禍。如張飛心急性燥，人有小過，必以重罰，後被帳下所刺，便是小怨不捨，則大怨必生之患。賞輕生恨，罰重不共。有功之人，陞官不高，賞則輕微，人必生怨。罪輕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賞罰不明，國之大病；人離必叛，後必滅亡）。賞及無功之人，罰及無罪之人，就是所謂的殘酷（酷：殘暴，慘烈。獎賞無有一點功勞的人，這樣做，就是純粹的感情用事。以個人私見愛好賞罰，任所欲為，獨斷專行，是橫暴之行，如此酷害眾下，必無好結果。非所宜加者，酷也。不適於得賞，不適於受罰，就是「酷」。施恩以勸善人，設刑以禁惡黨。私賞無功，多人不忿；刑罰無罪，眾士離心。此乃不共之怨也。這節講的是賞罰的原則和道理，違背了這些準則，叛亂必生）。

原文13：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析譯：如果聽到小人讒佞之言就十分高興，稱揚他，而聽到賢人忠諫之言便心生怨恨，那麼離滅亡也就不遠了（順情說話，只圖上級心悅，這樣的人，居心叵測，必有外意。以正言規勸，直言進諫，往往難聽，這樣的人，其心忠貞，一心為公。故常言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聽見順耳的「讒言」，以為順耳而美；聞到進諫的「直言」，以為逆耳而仇，必遭危殆。君子忠而不佞，小人佞而不忠。聽讒言如美味，怒忠正如仇讎，不亡國者，鮮矣！當領導的最容易犯的過失有三：一是好諛，二是好貨，三是好色。英明的領導人可以避免珍寶美色的誘惑，但最難避免的是阿諛奉成。往往最初有所警覺，日久天長，慢慢就習慣了。最後聽不到唱讚歌，甚至唱得不中聽就開始生氣了。到了對歌功頌德者重用，犯顏直諫者仇恨的地步，倘不知悛改，那就要亡國了）。藏富於民，以百姓的富有作為本身的富有，這樣才會安定；慾壑難填，總是貪求別人所有的，必然殘民以逞（常言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夫粒米文錢，俱皆有所關係，乃世人之膏脂，農夫之血汗，非用心以難消，豈無功而可受？」因此，凡不合乎義理、偷盜、詐騙、竊搶、哄瞞、以計巧、詭秘而得的，是為貪人之有而有。這只有用惡劣殘忍的手段才能得到。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如果能做到不貪求他人的東西，就能安適無憂。如果貪求別人的東西，就必然走向毀滅。自己有，不貪求他人的；自己沒有，也不貪求他人的。這樣就能身心安逸而無憂患。若能謹守，必無疏失之患；巧計狂徒，後有敗壞之殃。如智伯不仁，內起貪饕、奪地之志生，奸絞侮韓魏之君，卻被韓魏與趙襄子暗合，返攻殺智伯，各分其地。此是貪人之有，返招敗亡之禍。能珍惜自己有的，則心安理得，朝夕泰然；貪求別人所有的，始而寢食不安，繼而不擇手段，最後就要鋌而走險。最終的結果輕則身心交瘁，眾叛親離；重則鋃鐺入獄，災禍相追）。

〈安禮章〉第六：安於禮儀

原文：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貧在棄時。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賢先避。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水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兇。吉者，百福所歸；兇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鐘。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國、理家，可也！

章旨：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以上是第六章，說的是安心履行就叫做禮）。安者，定也。禮者，人之大體也。」此章之內，所明承上接下，以顯尊卑之道理。順天而行也罷，招纜英雄也罷，加強道德修養、文明建設也罷，都要必須有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春秋無義戰」，「禮崩樂壞」，弒君殺父八十八起……此無他，皆因社會環境之動盪不安。於是政體之建設，君臣之大義，政策法規之完善，就成了一切的關鍵。

此章分為兩段。第一段：以排比的方法，對仗的文體，闡發了明辨盛衰、通曉成敗、審察治亂、追本溯源、揆度未來的「韜略」。第二段：總括了全書的中心思想和目的。

原文1：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析譯：怨恨來自於不原諒別人的小過錯（此句與上章說的「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雖然語言有些不同，但其大意，均指待部下不宜於念怨不休。若小過不赦，以致日積月累，必然愈結愈深，釀成深而不可解的大怨），禍患來自於不預先制定好應對的計謀（老子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大凡眼前遭受的禍患，都在事先沒有料到，沒有預見和預防）。幸福來自多積善，禍害來自多作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天理昭彰，毫髮不差。福不是憑空而來，禍豈是無因而至？常能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行利人利物的善事，必種下福因；若常行妨國害民的惡事，必種下禍根。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凶，則亦無禍無福矣。善事積聚起來必然要成為福，惡事積起來必然要變成禍。世上沒有善言善行，也就沒有惡言惡行，沒有禍害也就沒有幸福。君不念舊惡。人有小怨，不能忘捨，常懷恨心；人生疑懼，豈有報效之心？事不從寬，必招怪怨之過。人無遠見之明，必有近憂之事。凡事必先計較、謀筭必勝，然後可行。若不料量，臨時無備，倉卒難成。不見利害，事不先謀，返招禍患。人行善政，增長福德；若為惡事，必招禍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當領導的，對別人無關緊要的過失百般挑剔，吹毛求疵，擺出一副自己永遠正確的教師爺面孔，那麼，別人就會覺得理不公，氣不順，怨恨不滿的情緒也就會隨之而產生。所以，不計較部屬的小過，既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雅量，也會讓人覺得你通情達理，富於人情味，凝聚也就因此而產生。患禍的出現，在於沒有防患於未然并採取相應的對策。如果能在災禍未成規模的時候就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以疏導，化變故於無形，就可以達到「我無為而民自安」的祥和目的。恕小過，防未患，這是無為而治天下必須掌握的一個要則。一個人行善還是作惡，並非總是現眼熱報的，災禍或福壽都是由一件件一樁樁的惡行或善舉逐漸積累而成的。孔子說：「一個對別人有恩德的人，其福報是在三代人受到澤被之後才會消失。」周朝由於文王的先人和子孫累世積德，才會有八百多年的江山；秦始皇以霸道得天下，政權只維持十五年。國家大事是這樣，個人、家庭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所以講謀先要看其動機是為善還是為惡。這是從政、為人首先要明白的最高原則。至於自然法則，並無善惡之分，故爾大道、至德是無法分辨善惡、禍福的）。

原文2：饑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貧在棄時。

析譯：肚子吃不飽，那是因為不重視農耕；身上穿不暖，那是因為沒有織出布（常言道：「出門不彎腰，進門無柴燒。」惰於耕作，不盡力農桑，雖遇豐年，仍會無收，無收豈不挨餓？懶於紡織，即使有絲棉萬擔，仍會無衣遮體）。天下安定，那是由於獲得人心；天下危亡，那是由於處事失誤（懷德行仁，利天下之利，則得人。得人必眾人擁戴，眾人擁戴，則自然安泰。喪失了本身的事業，則無處依棲。無處依棲，則自然困危）；天下富足，那是由於能夠聚財。天下貧困，那是由於荒廢了耕種的時節。（人類的榮辱貧富，猶如草木逢四時之往復。時臨春夏，為得時，則有生長繁茂之榮富。逢秋冬，是失時，必遇凋零枯落之貧辱。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准，皆所以迎來之術也。唐堯節約儉樸，李悝讓農民充分利用耕地多產糧食，越王勾踐用十年時間生育人口並聚積財力，漢代平抑物價，這些都是聚積財富的好辦法。懶惰耕種之家，必受其飢；不勤養織之人，必有其寒。種田、養蠶，皆在於春；春不種養，秋無所收，必有飢寒之患。國有善人，則安；朝失賢士，則危。韓信、英布、彭越三人，皆有智謀，霸王不用，皆歸漢王；拜韓信為將，英布、彭越為王；運智施謀，滅強秦，而誅暴楚；討逆招降，以安天下。漢得人，成大功；楚失賢，而喪國。富起於勤儉，時未至，而可預辦。謹身節用，營運生財之道，其家必富，不失其所。貧生於怠惰，好奢縱慾，不務其本，家道必貧，失其時也。由于中華民族向來以農立國，所以農業狀況如何，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政權的鞏固。廣大民眾缺衣少食，不得溫飽，是由於當政者輕視農業生產，不關心農民疾苦的結果。國富民強，是由于各種人才都得到了合理利用。倘若出現危機，則因各方面的人才流失。經濟要想繁榮富強，在內政方面，全社會應形成勤儉節約的良好風尚；在外交方面，要與各國和平共處，營造一個安定和睦的國際環境。像堯舜那樣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合理使用自然資源；像李悝那樣充分開發地力；像越王那樣十年休養，十年生息；像漢文帝那樣採用晁錯的主張大力發展農業……逐末，就要出現國弱民窮的可悲局面。一個國家的方針政策，如果真能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必然會出現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興旺景象；在國際上也必然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此一來，就會成為萬國來朝，九洲同慶的強國。這是治國安邦須要留意的經要）

原文3：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析譯：做君主的，沒有穩定不變的操守，做臣子的，必然彼此猜疑（躁：浮躁，急躁。朝廷的政令法度，規章科條，宜於穩定，君主的態度、表情應鎮靜威嚴，不可朝令夕改，輕浮躁動，喜怒無常，這樣，在下的臣民才能不生疑心。民無疑心，自然親近。故老子曰：「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群情猜疑，莫能自安。君主情緒時而急躁時而安靜，沒有規律；時而高興時而發怒，毫無節度；臣下互相提防，彼此猜疑。如果這樣，那麼也不可能安然無患。喜怒不常，言無誠信；心不忠正，賞罰不明。所行無定准之法，語言無忠信之誠。人生疑怨，事業難成。權力之所以那樣具有魅力，是因為無論誰有了這根魔杖，都可以將主觀意志立即變成具體而有效的行動。所以，如果掌握權力的人主喜怒哀樂無常，昏亂荒唐，進退舉止沒有一個人君的樣子；或者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頻繁制定各種政策法規，而且各項政策互相抵觸，那麼，各級官吏就會無所適從，疑慮重重。一個國家的混亂往往由此而生）。對君主態度輕慢就會獲罪，對臣下態度輕侮就會缺乏可以親近的人（下級對上級傲慢輕視，必得加罪；上級對部下殘虐侮辱，是為侮下，侮下必眾叛親離。輕上無禮，侮下無恩。輕慢君主不合禮儀，侮辱臣下缺乏恩德。承應君王，當志誠恭敬；若生輕慢，必受其責。安撫士民，可施深恩、厚惠；侵慢於人，必招其怨。輕篾於上，自得其罪；欺罔於人，必不相親。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君臣之常道。如果為臣的對國君居功輕慢，作為權力化身的君王，即是軟弱無能，也會忍無可忍，做人臣的輕則削職，重則亡身。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國之君，如果喜怒無常，欺凌侮辱下臣，臣子就不會親近他，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政策法令就無法做到上下暢通。歷史上許多弒君犯上事件，多數因此而發生）。朝廷大臣如果權勢不穩固，就會遭到遠方侯國的輕視冒犯（君主若對靠近身邊的大臣輕蔑，在遠處的臣子自然灰心，不肯效力。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淮南王說：「除掉平津侯，就像揭掉蒙頭巾那樣輕而易舉。君不聖明，禮衰、法亂；臣不匡政，其國危亡。君王不能脩德行政，大臣無謹懼之心；公卿失尊敬之禮，邊起輕慢之心。近不奉王命，遠不尊朝廷；君上者，須要知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身邊的大臣如果得不到信任、重用，遠離中央的地方官吏也會看不起他們。這樣一來，中央的決策部署就要落空。齊桓公放權於管仲，稱霸一世；劉玄德委政於孔明，終成鼎立；唐太宗以魏徵為鑒，才有貞觀之治……這都是歷史的明證。漢武帝時，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因為後來沒有得到武帝的重用，所以淮南王劉長說：去掉平津侯主父偃（西漢時任齊國丞相）易如反掌）。

原文4：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析譯：懷疑自己的人不會相信別人（奸詐詭滑的人，以己推人，故不信人。暗也。那是因為他糊塗不明）。相信自己，也就不易胡亂猜疑別人（忠誠渾厚的人，以己推人，故不疑人。明也。那是因為他聰明。自起疑心，不信忠直良言，是為昏暗；己若誠信，必不疑於賢人，是為聰明。對自己都疑神疑鬼的人，絕不會相信別人；有自信的人，絕不會輕易懷疑別人。自疑疑人，是由於對局勢不清，情況不明；自信信人，是由於全局在胸，機先在手）。不正直的人必定沒有正直的朋友（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李逢吉的朋友，就是八關十六子之徒。諂曲、奸邪之人，必無志誠之友）。不正的上級沒有正直的下屬（枉：在此處應按不正、邪僻講。常言道：「欲知其人，先知其友。」《周易‧系辭上傳》中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放僻邪侈的小人與正人君子「不相為謀」，心地彎曲、處事不公的人與端方正直的賢人，其心不一，言行不同，難以共事。主上不正直，也就不可能有正直的臣下。元帝之臣，則宏恭、石顯是也。漢元帝的臣下宏恭、石顯就是如此。不仁無道之君，下無直諫之士。士無良友，不能立身；君無賢相，必遭危亡。常言道：「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人品、行為不端正的人，所結交的朋友大多也是不三不四之輩。又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居高位者品德不規，邪癖放浪，身邊總要聚集一幫子投其所好的奸猾小人或臭味相同的怪誕之徒。楚王好細腰，國中盡餓人；漢元帝庸弱無能，才導至弘恭、石顯這兩個奸宦專權誤國；宋徽宗愛踢球，因重用高俅而客死他鄉；唐敬宗的宰相李逢吉死黨有八人，另有八人為其附庸。凡有求於他的，必先通過這十六人，故被稱為「八關」、「十六子」。……一部《二十五吏》，此類事例，俯拾皆是）。危險的國家沒有賢人，混亂的政治沒有好人（君主昏暗則國危；輕信讒言、阻絕忠諫，則賢人自避；權奸橫行，則政亂；惡黨逞能，則善良自隱。《黃石公三略·下略》中說：「傷賢者，殃及後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這不是真的沒有賢人善人，是因為賢人善人沒被重用的緣故。讒人當權，恃奸邪害忠良，其國必危。君子在野，無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賢明之士，輔君行政，豈有危亡之患？縱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難以匡政、直言。君不聖明，其政必亂。在一個朝綱混亂、政乖民怨、危機四伏、民心浮動、朝野上下豺狼當道、邪惡橫行的國家，是不會找到德才兼備的賢人的，這倒不是真的沒有德行高邁、才情卓立的人，只不過這樣的人在當時不吃香，當權者不賞識、不重用罷了。在這種社會風氣下，老百姓更是好人受氣，善人含冤。魏晉南北朝的時候，許多才識之士或遁入空門，成了一代高僧，或隱逸山林，自甘清貧。諸葛亮說的「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句話充分表達了亂世時賢德之士的心態）。

原文5：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賢先避。

析譯：只有深切愛惜人才的人，才會急切地尋求賢人；只有求得賢人以後感到高興的人，才會給他以優厚的待遇（《黃石公三略·下略》云：「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真誠渾厚地愛才，是急於求賢的表現。喜愛樂得賢人者，必以寬仁厚德養人。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人不能只愛惜自己，應該等待賢人到來並愛惜他；人不能只供養自己，應該等待賢人到來並供養他。若要治國安民，必得賢臣良相。如周公攝政輔佐成王，或梳頭、喫飯其間，聞有賓至，三遍握髮，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國家大事，如周公憂國、愛賢，好名至今傳說。聚人必須恩義，養賢必以重祿；恩義聚人，遇危難捨命相報。重祿養賢，輒國事必行中正。如孟嘗君養三千客，內有雞鳴狗盜者，皆恭養、敬重。於他後遇患難，狗盜秦國孤裘，雞鳴函谷關下，身得免難，還於本國。孟嘗君能養賢，至今傳說。古人將賢才稱為「國之大寶」。真正有志於天下，誠心愛才的當權者，不但求賢若渴，而且一旦得到治世之才，就不惜錢財，給予豐厚的待遇。因為凡是明主，都知道人才是事業的第一要務）。如果國家將要稱霸，那麼天下有才德的人都會前往（「霸」在此處應按強大、興旺、繁榮昌盛、實力最強講。一個國家，如果顯示出即將稱雄四海的景象，有識之士就會爭先恐後，趨之如騖的前來歸順，為之效力）。國家將要滅亡，賢人會先避開他（國家將要強盛時，天下有才能的志士就主動來投歸。國邦將要敗亡時，賢人君子就提前逃走。志士賢人的歸避，是國邦興亡的先兆。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趙筒子殺死賢大夫竇鳴犢，所以孔子聽說後，到了河邊就折回來了。當年孔子想去晉國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和弟子們已經走到了晉國邊境的黃河之濱，聽到趙簡子殺了輔佐他的賢大夫鳴犢（人名），如是取消了投靠趙簡子的計劃。所以，從人才的流向，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興亡。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微子離開商王朝，孔子離開魯國就是這樣啊！就要滅亡的國家，賢明的人將紛紛逃離故園，避難他鄉。因為一介草民，即使他才德超群，也不能不顧身家性命，像喪家之犬一樣過日子，只有得到明君的取用，他才會實現自己濟世救民的心願，否則只好「擇木而棲」。孔子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動蕩不安的時代，其次要遠離禍亂危險的地域，再次是避開色情的誘惑，最後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場所。這確實是自我保護的經驗之談）。

原文6：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水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

析譯：土地貧瘠的地方，長不出粗大的植物；水淺的地方，看不到大魚的蹤跡；樹木光禿的，大的鳥類不棲息；林木稀疏的，大的野獸不居住（參天大樹，不可能在貧瘠的沙石灘上生長；未有知其修的北冥鯤魚，不會在沼澤灘中游泳；非梧桐不棲鳳凰，大鵬不會在蓬蒿之間翱翔；在深山密林中生活的虎豹，不能在樹木稀少的地方藏身。因此，欲成就功業，必須招賢納士；欲得賢人志士來歸，則必須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和生活、工作環境。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這四種現象說明：人如果言行膚淺，就沒有道德；國家如果貧弱，就養不住忠良。地不肥厚，不能生長萬物；溝渠淺窄，難以遊於鯨鰲。君王量窄，不容正直忠良；不遇明主，豈肯盡心於朝。高鳥相林而棲，避害求安；賢臣擇主而佐，立事成名。樹無枝葉，大鳥難巢；林若稀疏，虎狼不居。君王心志不寬，仁義不廣，智謀之人，必不相助。這裡用客觀的自然現象作進一步說明，假如上自朝廷下至地方有權勢者，不具備振興國家的品德和謀，就必然不會吸引、凝聚大批人才，正像貧瘠的土地不產瑰偉的寶物，一窪淺水養不住大魚，無枝之木大禽不依，疏落之林猛獸不棲一樣。法天象地的聖賢，自然不會流連於危亂之邦，淺薄無知的小人，當然不會有什麼品德而言）。山太高要崩塌，澤太滿水要外流（峭：陡直，嚴峻。山過分陡直嚴峻，則極易崩潰；澤過份盈滿，就會向外流溢。此句大意，是以「山峭」、「澤滿」為例比喻人自高、自滿必然自食其惡果。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這兩種現象說明：人不能貪高求滿。山峰高嶮，根不堅固，必然崩倒。君王身居高位，掌立天下，不能脩仁行政，無賢相助，後有敗國、亡身之患。池塘淺小，必無江海之量；溝渠窄狹，不能容於眾流。君王治國心量不寬，恩德不廣，難以成立大事。山峭崩，澤滿溢，是自然常理。以此來警戒為人切勿得意忘形，以免到手了的權勢、財富、功名轉眼成空。當人處在危難困苦之時，大多數人會警策奮發、勵精圖治；一旦如願，便放逸驕橫。因此古今英雄，善始者多，善終者少；創業者眾，守成者鮮。這也許是人性之常有的弱點吧。故爾古人提出「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多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作為矯正人性這一弱點之方法，不可不用心體味）。把玉丟掉卻撿取石頭，這等於瞎了眼睛（拋棄美玉而揀取賤石，是目盲看不清的原故。此以「棄玉取石」比喻拋棄忠貞直諫的賢人，反而重用花言巧語的小人，是盲目行為。有目與無目同。這種人有沒有眼睛都一樣。雖有重寶之心，不能分揀玉石；然有用人之志，無智別辨賢愚。商人探寶，棄美玉而取頑石，空廢其力，不富於家。君王求士，遠賢良而用讒佞；枉費其祿，不利於國。賢愚不辨，玉石不分；雖然有眼，則如盲暗。拋棄美玉，懷抱頑石的，實在是有眼無珠的盲人）。外表像老虎，本質卻像羊，這種人是軟弱無能的（羊的質體，披著虎的外皮，猶如一個無知的小人，穿著君主的衣裝。這種表裡不一的冒牌貨，非但不是榮耀，而且是莫大的恥辱。有表無裡與無表同。有外表無實質跟沒有外表一樣。羊披大虫之皮，假做虎的威勢，遇草卻食；然似虎之形，不改羊之性。人倚官府之勢，施威於民；見利卻貪，雖粧君子模樣，不改小人非為。羊食其草，忘披虎皮之威。人貪其利，廢亂官府之法，識破所行譎詐，返受其殃，必招損己、辱身之禍。羊披上一張虎皮就自以為是猛虎，人們立即就會發現這是偽裝。這個比喻似乎讓人覺得此類事實屬荒唐，然而，在歷史上和生活中這麼幹的人卻大有人在。戰國時的楚懷王放逐屈原，任用靳尚；宋高宗罷免李綱，重用秦檜；袁紹企圖假借陳琳的名望給自己貼金；徐敬業借重駱賓王的文章號召天下討伐武則天……諸如此類，都是同一性質的現象）。穿衣時不提著領子就要穿倒了（衣不提起領則襟袖倒置而無緒。當上而下。應當位於上的卻在下）。走路不看地面就要跌倒（行走只望天上，則不知地下之高低，必有失足之險。此句的含義是說：治國統軍，必須根據事體的輕重緩急，撮其要，抓其綱，挈其領。只有如此，方可免除本末倒置之弊。再如，只顧應對上層，不知下民百姓的實情，猶如走不視地，必有傾覆之危。當下而上。應當看下面卻看上面。舉步先觀其地，為事先詳其理。行走之時，不看田地高低，必然難行；處事不料理上順與不順，事之合與不合；逞自恃之性而為，必有差錯之過。穿上衣服的時候，無人不是將頭從衣領下伸上來。假如有誰倒過來，頭從領子上往下鑽，人人都會嘲笑他「顛倒妄為」；走路的時候，眼不看地，而是仰面望天，沒有不栽跟頭的。這一上一下，其實是在說治國方的兩個最基本的要則；政府的領導人倘若顛三倒四，章法混亂，整個國家也就亂了套；人民大眾如果不能安居樂業，各守本分，整個社會也就動蕩不安。事有千頭萬緒，然而只要提綱挈領，腳踏實地，朝野上下就會井然有序。正朝綱，卹萬民，這是理政決策的第一要務）。

原文7：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析譯：柱子太小，房屋就要塌壞；輔佐不力，國家就要危亡（宮殿屹立，全憑柱石的撐力。國邦興盛，全賴大臣的效力。因此，柱子蠱朽，屋自倒毀；大臣劣弱，國自傾覆。才不勝任謂之弱。才能勝任不了職務就稱為弱。屋無堅柱，房宇歪斜；朝無賢相，其國危亡。梁柱朽爛，房屋崩倒；賢臣疏遠，家國頃亂。以柱弱房倒來比喻輔佐朝政的大臣如果軟弱無能，國家必將傾覆。稱霸春秋的齊桓公其實並不是一個十分賢德的明君，只是由于管仲的才幹和謀才使他得以「射天下」。管仲一死，齊國大亂，桓公橫屍數月，蛆虫滿地，都無人安葬；伍子胥輔吳，吳國滅越敗楚，威震中原，子胥一死，吳國亦亡。這又從反面證明將相乃君王之左膀右臂，將相強則國亦強，將相無能，國家怎麼可能強大呢）。如果足有寒氣，就要傷及心臟；如果民有怨氣，就要傷及國家（足在人體的下部，但足下的湧泉穴可通四肢百脈，若一受寒，必傷元陽之氣。民雖處下，卻是國基，若怨聲載道，必挫國銳。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人的元氣從足下產生，然後流到四肢。然而心臟是四肢的主宰，元氣和順，心臟就舒暢；元氣紊亂，心臟就受損害。寒食之災皆起於下。若人足冷，必傷於心；心傷於寒，後有喪身之患。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百姓安樂，各居本業，國無危困之難。差役頻繁，民失其所；人生怨離之心，必傷其國）。山將要崩塌，山腰的泥土就已先墜落；國家將要衰亡，人民就已先疲憊困頓（隳：毀墜。山將要崩裂時，山腳下首先崩塌毀墜。國家將要衰亡時，百姓首先窮困破弊。所以，山下的毀墜是山崩的前兆，人民的破弊，是國衰的先征。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從古到今，不曾有過人口眾多、人民安康快樂但國家卻衰亡的。山將崩倒，根不堅固；國將衰敗，民必先弊，國隨以亡）。樹根乾枯，樹枝必然腐爛；人民貧困，國家必然衰敗（樹木的根腐爛了，枝葉就會枯朽；人民困苦了，國家就會衰敗。由上文「走不視地者顛」至此節的「人困國殘」為止，均指欲得治國統軍，必須重視大臣的素質，注重百姓生息。貧困是國衰的徵兆，因此必須把經濟搞上去。只有民富國強，才能長洽久安。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修築長城，人民服役，不久秦國衰亡；開鑿汴渠，人民股役，不久隋國滅亡。樹榮枝茂，其根必深。民安家業，其國必正。土淺根爛，枝葉必枯。民役頻繁，百姓生怨。種養失時，經營失利，不問收與不收，威勢相逼徵；要似如此行，必損百姓，定有彫殘之患。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人其實是宇宙的一個縮影。人感應天地之氣最直接的部位是腳，只有雙腳才天天與大地接觸。地氣是通過腳流注全身的，人體中氣充和，則身心安泰。心雖然是主宰。但如雙腳受寒，心臟就要受到傷害。腳之於人，猶民之於君。人無腳不立，國無民不成。足為人之根，民為國之本。可惜人們往往尊貴其頭面，輕慢其手足，就像昏君尊貴其權勢，輕漫其臣民一樣。鑒於此，才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古訓。用山陵崩塌是因根基毀壞進一步來曉喻國家衰亡是因民生凋蔽的道理。也如同根枯樹死一樣，廣大民眾如若困苦不堪，朝不保夕，國家這棵大樹也必將枝枯葉殘。秦、隋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只因築長城，開運河搾盡了全國的民力、財力。鑒古知今，人民生活富裕，康樂安居，國家自然繁榮富強）。

原文8：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析譯：與翻覆的車子行駛同一個軌道的，必定也要覆車；與滅亡的國家做著相同事情的，必定也將覆（常言道：「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前邊的車傾覆了，如再沿著前車的軌道走，仍會翻車。因此，走亡國君主的道路，仍會滅亡。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漢武帝倣傚秦始皇舊事，以致幾乎亡國，但能夠安然至終，是由於晚年能感到悲傷痛苦並悔責自己；桀王紂王由於貪戀女色而亡國，後來幽王寵幸褒姒以致亡國與此相同；漢朝由於宦官亂政專權滅亡，後來唐朝由宦官掌領禁兵以致滅亡與此相同。前車傾倒，後車改轍；若不擇路而行，亦有傾覆之患。如吳王夫差寵西施，子胥諫不聽，自刎於姑蘇臺下。子胥死後，越王興兵破了吳國，自平吳之後，迷於聲色，不治國事；范蠡歸湖，文種見殺。越國無賢，卻被齊國所滅。與覆車同往，與亡國同事，必有傾覆之患。跟隨前面翻了的車走同一條道，也要翻車；做與前代亡國之君同樣事的，也要亡國。漢武帝不記取秦始皇因求仙而死於途中的教訓，幾乎使國家遭殃，幸虧他在晚年有所悔悟；唐昭宗不以漢末宦官專權為鑒，同樣導致了唐王朝的滅亡和「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看到已生長或出現的物或事，就應慎重對待；將要生長或出現的物或事。路上腳印深淺不一，積有污水，怕踩上它，那就繞過去吧（已經生出的是禍患，應當慎其將來的再發生。厭惡現有腳跡，必須避免再重行。此句是說，凡事應溯本求源，防患於未然，慎審於未萌，應知錯必改，避免重犯錯誤。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足旁，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動而無為。如果已生長或出現的物或事是不善的，那麼一看見就把它去掉；如果將要生長或出現的物或事是不善的，那麼應該謹慎些，等弄清了確實是不善的，就把它消除在生長或出現之前。怕踩上那些污水腳印，卻又情不自禁地踩上去而不願步走過，還不如止步不前；盲目行動卻又不明智，還不如不動而無所作為。聖德明君，賢能之相，治國有道，天下安寧。昏亂之主，不脩王道，便可尋思平日所行之事，善惡誠恐敗了家國，速即宜先慎避。知道已經發過了的不幸事故，發現類似情況有重演的可能，就應當慎重地防止它，使之消滅在萌芽狀態；厭惡前人有過了的劣，就應當盡力避免重蹈覆轍。最澈底乾淨的辦法不是又要那樣做，又想不犯前人的過失，這是不可能的；而應該根本就不起心動念，根本就不去做）。

原文9：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兇。吉者，百福所歸；兇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析譯：平時對危險有所畏懼，時時警策自己，就能平安無事；平時對國破家亡有所畏懼，就會積善除惡，福壽常存（《周易‧系辭下傳》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怕危險，就有對危險的預防；怕喪亡，就有對喪亡的戒備。凡事有了預防和戒備，方可轉危亡為安存。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得寵思辱，必無傷身之患；居安慮危，豈有累巳之災。恐家國危亡，重用忠良之士；疏遠邪惡之徒，正法治亂，其國必存。行善者，無行於巳；為惡者，必傷其身。正心脩身，誠信養德，謂之有道，萬事吉昌。心無善政，身行其惡；不近忠良，親讒喜佞，謂之無道，必有凶危之患。為善從政，自然吉慶；為非行惡，必有危亡。禍福無門，人自所召；非為神聖所降，皆在人之善惡。總而言之，有危機感，時時警策自己的人，就平安無事；畏懼國破家亡的，就會積善除惡，福壽常存）。人的所作所為，只有合乎事物的規律，才有吉利；如果不符合事物的規律，那就不吉利。吉祥能帶來百福，不吉會招致百禍，這並不是有什麼神靈，而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按事物規律行事的人，並不是自己求得幸福，而是幸福自己歸聚到他那裡（鍾：聚集。人類雖有榮辱貴賤之分，吉凶禍福之別，成敗盛衰之殊，治亂存亡之異，但溯其本，求其源，皆因得道、失道所至。立身行事，順天理，合人情，尚自然，與蒼生同憂樂，是為有道。背理循私，橫暴強梁，放僻邪侈者，是不道。大寰宇內，萬物皆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叛之。」順之則吉，叛之則凶。順者，萬姓共戴，自然福祿所至；叛者，生靈共怨，自然災禍所歸。吉凶的來臨，禍福的侵擾，並非神聖有意的降使，而是自然之勢的集會。但是，不按事物規律行事的人，越是擔心遭受災禍，災禍越是往他那兒彙集。哪裡是有什麼神靈主宰呢，這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罷了。一個人的行為只要合乎道義，就會吉祥喜慶；失去道義，則兇險莫測。有道德的人，無心求福，福報自來，自然百福眷顧，吉祥長隨；多行不義的人，有心避禍，卻禍從天降百禍齊攻，百兇繞身。這裡並沒有神靈主宰，實為自然之理，因果之律。所以說，成敗在謀，安危在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只有居安思危，處逸思勞，心存善念，行遠惡源，便見大道如砥，無往而不適）。致力於行善（出好謀略、做好事）的人不會遭遇惡事，沒有遠慮的人會有近憂；沒有長遠打算的人，必定常常有眼前的憂慮（操持四書、六藝，必有仁義的情懷；修悟南華、道德，必有清靜自然的心境；久玩文墨，則長於文章；常操牌棋，則可精於博奕。謀慮不遠，必常有眼前的憂患。朱柏廬曰：「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行善從政，必無惡事所侵；遠慮深謀，豈有憂心之患。為善之人，肯行公正，不遭凶險之患。凡百事務思慮、遠行，無惡親近於身。心意契合，然與共謀；志氣相同，方能成名立事。如劉先主與關羽、張飛；心契相同，拒吳、敵魏，有定天下之心；漢滅三分，後為蜀川之主。人生在世，立身為本，處世為用。立身要以仁德為根基，處事要以謀為手段。以仁德為出發點，同時又善用權謀，有了機遇，可保成功；如若時運不至，亦可謀身自保，不至於有什麼險惡的事發生。只圖眼前利益，沒有長遠謀慮的人，就連眼前的憂患也無法避免。俗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說的也正是這個意思）。

原文10：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

析譯：理想志趣相同，自然會覺得情投意合，如魚得水，就會互相促進並有所裨益（蘇秦張儀抱同一志向，求學於鬼谷子，故相得合縱、連橫之策）。都有仁善情懷、俠義心腸的人，必定能患難與共，肝膽相照。（大舜與禹王因同樣對生靈有仁慈之心，故能教民耕作，治洪水而歸東流，相憂於萬民生息。舜有八元八，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舜有八元八的幫助，湯有伊尹的輔佐，孔子有顏回的忠心追隨，就是這樣的。文王與閎散，微子與箕子和比干，周公和召公，管仲與鮑叔就是這樣。君子未進賢相懷憂，讒佞當權，忠臣死諫。如衛靈公失政，其國昏亂，不納蘧伯玉苦諫，聽信彌子瑕讒言，伯玉退隱閑居。子瑕得寵於朝上大夫，史魚見子瑕讒佞而不能退，知伯玉忠良而不能進。君不從其諫，事不行其政，氣病歸家，遺子有言：『吾死之後，可將屍於偏舍，靈公若至，必問其故，你可拜奏其言。』靈公果至，問何故停屍於此？其子奏曰：『先人遺言：見賢而不能進，知讒而不能退，何為人臣？生不能正其君，死不成其喪禮！』靈公聞言悔省，退子瑕，而用伯玉。此是同仁相憂，舉善薦賢，匡君正國之道。都有仁善情懷、俠義心腸的人，必定能患難與共，肝膽相照。歷史上不乏此類美談；唐堯虞舜時（應分別為高辛氏和高陽氏）有號稱「八元」「八凱」之臣，個個都忠肅賢惠，明正篤誠；成湯見伊尹而拜之為相；顏回仁而固窮，孔子引為得意門生；文王因有閎夭、散宣生，才日見強盛；當紂王的太師與少師見紂王無道，國將滅亡時，微子便與之結伴而去；周公、召公同心同德輔佐周室，才使周王朝得享八百年天下；管仲、鮑叔牙都是大仁大義的君子，所以才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這都是「同志相得，同仁相憂」的生動證明）。同是為非作歹、陰謀不軌的惡人，肯定要勾結在一起，就會互相結成朋黨（同為強盜，皆有惡行，同有殺人劫舍的強盜之志，必相互結伙為匪徒。在朝庭常有奸臣貪官臭味相投，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結黨營私，禍國殃民。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商朝紂王有臣屬成億上萬，盜蹠有同夥九千人，就是這樣的。如漢獻帝昏懦，十常侍弄權，閉塞上下，以奸邪為心腹，用凶惡為朋黨。不用賢臣，謀害良相；天下凶荒，英雄並起。曹操奸雄董卓謀亂，後終敗亡。此是同惡為黨，昏亂家國，喪亡天下。為非作歹，陰謀不軌的黨徒肯定要勾結在一起；有相同愛好的人，自然會互相訪求。據說商紂王的奸臣惡黨數以萬計。春秋時期黑社會的頭子盜蹠（現代有人認為是奴隸起義的首領）聚眾九千）。有相同愛好的人，就會互相訪求，聚在一起（同愛於文者，必在文科上相探求；同愛於武者，定在武場上相切磋。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君主如果貪，那麼跟隨他的也是貪利之臣；如果崇尚武力，那麼跟隨他的也是談兵論戰之臣；如果推崇勇猛，那麼跟隨他的也是兇猛好鬥之徒；如果崇拜神仙，那麼跟隨他的也是神仙方術之士；如果喜歡觀察受命的徵兆，那麼跟隨他的必定是虛妄欺詐之人。由此看來，大凡有癖好的人，都是性情乖僻、愚蔽不明的人。如燕王好賢，築黃金臺，招聚英豪，用樂毅保全其國；隋煬帝愛色，建摘星樓寵蕭妃，而喪其身。上有所好，下必從之；信用忠良，國必有治；親近讒佞，敗國亡身。此是同愛相求，行善為惡，成敗必然之道。晉惠帝愛財，身邊的宦官全是一幫巧取豪奪的貪官汙吏。秦武王好武，大力士任鄙、孟賁個個加官進爵……大凡有所癡愛的人，性情一般來說都比較偏激怪誕，這種人往往會情被物牽，智為欲迷）。美貌相匹或才能相當的人，彼此總要爭風吃醋，互相妒忌（無論男與女，若同愛一個人，必有相互嫉妒之心。美人之間也互相嫉妒。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女的如武則天、韋庶人、蕭良娣，男的如趙高、李斯就是這樣。同為傾城傾國之貌的佳麗，彼此總要爭風吃醋）。智慧相當的人互相一定會施展計謀，一比高下，進而互相殘殺（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劉備與曹操、翟讓與李密就是這樣。才智同樣卓絕的人，雙方一定會先是一比高下，進而互相殘殺。各朝各代，粉陣廝殺，智者火拼的悲劇實在是太多了。註中提到的數人，只不過是順手牽來的罷了）。具有同等權勢地位的人，互相排擠，彼此傾軋，甚至不擇手段地以死相拼（處於同一個榮貴的位職，唯恐自己失權失勢，必互相暗設機關，相為謀害。勢相軋也。那是由於各據勢力，互相傾軋的因。同居官位，其掌朝綱，心志不和，遞相謀害）。如果都想獲得某種利益，就會互相忌恨（同做一行生意，必暗中競爭而企圖擠掉對方。害相刑也。如果都想避免某種損害，就會互相殘殺。具有同等權勢地位的人，互相排擠，彼此傾軋，甚至不擇手段地以死相拼。在艱難困苦的時候，還可相安無事，扶持協作，一旦發了財、得了勢，就開始中傷誹謗，雙方變成了眼紅心黑的對頭冤家。難道權力、財富真的是人性的腐蝕劑？）。

原文11：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析譯：聲音相類、氣息相同，就互相感應（同頻電波互相感應。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五行、五氣、五聲散存在自然萬物之中，自然要依照各自的特性相互感應。有共同語言的自然易於溝通，願意彼此唱和。氣韻之旋律相同的就會相互感應，發生共鳴。金、木、水、火、土五種自然元素和宮、商、角、徵、羽五種韻律，融合在自然界的各種物質中，有相同屬性的則相互感應。人情世故，治國經要，當然也背離不了這些自然規律）。世事萬物如果同一類屬，就互相依聚（境遇相同的人，必相互依靠，相依為命；如果道義一致，就相互親近（伯夷與叔齊因同講義氣，故能相親至死而已。劉關張桃園結義，親如兄弟，至死不變）；如果面臨同樣的困難，就互相幫助（隋末李世民與縣令劉文靜，因同受暴君楊廣迫害，故能相互救助，揭竿而起，滅隋興唐。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時同難爾。六國聯合抗拒秦國，諸葛亮輔助劉備與吳國結交通好，共同抗擊魏國。六國之間、吳蜀之間並不存在什麼仁義，只不過在當時面臨同樣的困難罷了。聖德明君，必用賢能良相；無道之主，親近諂佞讒臣；楚平王無道，信聽費無忌，家國危亂。唐太宗聖明，喜聞魏徵直諫，國治民安，君臣相和，其國無危，上下同心，其邦必正。強秦恃其威勇，而吞六國；六國合兵，以拒強秦；暴魏仗其奸雄，而併吳蜀，吳蜀同謀，以敵暴魏。此是同難相濟，遞互相應之道）。國與國之間或同僚之間，如果體制相同或政見一致就會互相成全，結為同盟（具有共同信仰、共同目標的人，能相互幫助，相輔相成。漢承秦後，海內凋敝，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君臣一志行王道以安天下，上下同心施仁政以保其國。蕭何相漢鎮國，家給饋餉，使糧道不絕，漢之傑也。臥病將亡，漢帝親至病所，問卿亡之後誰可為相？蕭何曰：『諸將喜功好勳俱不可，惟曹參一人而可。』蕭何死後，惠皇拜曹參為相，大治天下。此是同道相成，輔君行政之道。類型相同的互相依存，利益共同體中的各個方面，容易結為親密的團體。處在困難中的人們，很容易和舟共濟，互相援救，以期共度難關。國與國之間或同僚之間如果體制相同或政見一致就會互相成全，結為同盟。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是因為都感覺到了同一敵人的威脅，劉備和孫權聯手抗曹，并不是吳蜀兩國真的那麼友好。真正的原因是同樣的利害和命運迫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根本不是什麼出於仁義。屈從危難的局勢結成的聯盟不會長久。但基於志同道合的真誠團結則必定成功。上面的蕭何薦相一事，即可生動地証明這一道理）。技藝相當，就會互相窺視、嫉妒（木匠同藝，故同用一種角尺；瓦工同藝，故相用一種繞錐。李鎰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同於藝業者，相觀其好歹；共於巧工者，以爭其高低。巧業相同，彼我不伏，以相爭勝）。才能和技藝不相上下就不能相讓相容（同會一種技巧，必相互爭勝。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上古時代，后羿善射，逢蒙把他的技藝學到手後就殺了他；秦國的太醫令李醯雖然沒本事，卻對扁鵲高明的醫道非常嫉妒，在扁鵲巡診到秦國時，他派人刺殺了扁鵲。自古文人相輕，武夫相譏，這都是因為才能和技藝不相上下就不能相容，且不說墨子用九種守城的方法挫敗了魯班（即公輸子）的九種新式攻城武器的進攻，就連西晉時的王愷和石崇，為了炫耀自家的奇珍異寶，也曾發生過一場令人咋舌的鬥富好戲）。以上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凡人類有所舉措，均應遵守這些規律，不可與理相抗（萬事萬物，無論大小、多少，各因稟賦，而成性體，各因稟賦的氣質不同，隨著不同的氣質各有所事，各有所從。但皆有數有理，隨著各自的理數，只可順而不可違。自「志同」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志同」以下各條都是處事所遵的則，並依據這些則可以預知事物的發展結果。有足夠智慧的人之所以懂得這些則，那就是他們懂得：合乎事理就行得通，違背事理就受阻。齊家治國之理，綱常禮樂之道，可於賢明之前請問其禮；聽問之後，常記於心，思慮而行。離道者非聖，違理者不賢。上述種種，也不是人們百無聊賴才這樣做，實乃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或因形勢所逼，或因人性使然，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然而，有智慧的人不應藉口是客觀存在而隨波逐流，與世沉浮，而應遵循真理的標準，凡符合人道的，就順而擴之，宏而廣之；凡逆天道民心的，就教而化之，疏而導之；倘若都做不到，則應全身而退，待時而動；如果連這也做不到，則不妨像〈原始章第一〉中所說的那樣，寂寞田園，自甘清貧，立德立言，名垂千古）

原文12：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析譯：把自己放在一邊，放縱自己，卻單純去教育別人，這就違反事理，別人就不接受他的大道理（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化之順者也。心量不寬，見責人之小過；身不能脩，不知己之非為，自己不能脩政，教人行政，人心不伏，誠心養道，正己脩德。然後可以教人為善，自然理順事明，必能成名立事）；只有先端正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然後進而去感化別人，這才合乎事理，別人就會順服（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慾而民自樸」，化之順者也。教育依靠的是言，感化所用的是順乎自然規律的道理。老子說：「法令越分明，劫掠和偷竊的人反而越多。」這就是由於教育違反了事物規律的緣故。「我無所作為，只是依從規律而行，人民自然感化而順從」，「我對萬事無所企望，人民自然淳樸。」這就是由於感化遵循了事物的規律）。政策如果與事理相反，部屬則難以順從，就難以施行；如果與事理相符，就容易施行（合乎常理，則辦事容易）。部屬難以順從，難以施行，則容易產生動亂，天下大亂；容易施行，辦事容易，則天下能得到暢通的治理（釋：寬容，赦免。自己存心邪僻，處事橫暴，有過錯輕忽，不加自責，或文過飾非，反而對別人尚言教，施法令，予以苛責。這樣在事理上是逆而不通。逆而不通則難教，難教則亂。如果自己持身正大，處事端方，必可理直氣壯，事事順利，不必多尚言教。少施法令，而民可在德馨中自然潛移默化。張商英注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慾而民自樸，化之順者也。」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絢系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天地運行所遵的規則並不煩難，順其自然而已；聖人治理天下所遵的規則簡便易行，無所作為而已。日月依據其自身的運行規則便有了白天和黑夜，陰陽二氣依據其自身調和和沖斥的規則便有了生化和摧殘萬物的功能，山河依據其自身居高和就低的規則便有了高下之分，這就是天地運行的「簡易」則。依據夷狄以外就是外國的?則稱為外，依據華夏以內就是中國的則而稱為內，依據尊卑的則，君子可以有爵位，但小人只可用來役使。依據善惡標準，善人善事受到稱揚，惡人惡事受到懲罰。依據各種地形、土質的好差和類別，決定稅收的多少和貢物的類屬。依據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規定等級和層次，這就是聖人治理天下的「簡易」則。再譬如，烏獲並不是力氣不大，可是他著牛尾，使牛往後走，一天下來也只走八至十尺而已。如果是用環形的桑枝拴住牛的鼻子，再用幾尺繩子繫在牛的頸子上，就是幾歲兒童也能使它馴服。風起於大澤之中，但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達，就是由於風勢順暢，無所阻擋而已）。

原文13：如此理身、理國、理家，可也！

析譯：依據這些則，無論修養身心、管理家庭，還是治理國家，都可以。（本書六章所包羅的條目和法則，總括了修身、齊家、治國之道的方方面面。正如張商英贊曰：「則鬼神變化，皆不能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

結語：

本書六章所包羅的條目和法則，總括了修身、齊家、治國之道的方方面面。正如張商英贊曰：「則鬼神變化，皆不能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小大不同，其理則一。詳明時務得失，當隱則隱；體察事理逆順，可行則行；理明得失，必知去就之道。數審成敗，能識進退之機；從理為政，身無禍患。體學賢明，保終吉矣。上述這些道理，雖然體現於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事物中，但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只要用心體會並能身體力行，無論是修身、齊家、治國，還是平天下，用到哪裡都沒有不成功的）。（治國安民，理順則易行；掌法從權，事逆則難就。理事順便，處事易行；法度相逆，不能成就。無職無權的賢明之士，應如上節所說的那樣去立身行事，可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國家領導人應該怎樣去做呢？權力和財富一樣，是一柄雙刃劍，既可為善，亦可為惡，而且一旦揮之舞之，必是大善大惡。居高位者，如欲造福蒼生，流芳千古，本身就應當是至善至真的化身，並能嚴己以寬人，正己以化人。因為身正則不令而行，身不正雖令不從。以德懷人則順，以力取人則逆。能把握這一治國之大要的，就會德流四海，恩澤九洲。倘若為一己私利，視天下為己有，視百姓為僕役，那麼他必將放縱自己，苛虐臣民，這就叫逆天而行。如此者，古往今來，沒有不亡國喪身，遺臭萬年的。老子說：「一個國家的法令愈是苛暴煩雜，強盜奸賊也越多。」這就是因為逆天道而教導民眾，就要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老子還說：「作人主的清靜無為，老百姓自然而然會走上文明的軌道。作人主的清心寡慾，老百姓自然而然會馴順安分。」這就是因順天道而以德化人，國力、民風必將日益改觀，天下大治，富強繁榮的局面也會不求而至）（張商英依據《易經》的原理，對本章的中心思想作了這樣的歸納總結：天道、地道的生成發展和變化，其實是非常簡單易知的。聖人推崇的人道也是一樣。順從太陽的晨起暮落，月亮的盈虧圓缺，才有晝夜四時的循環不已的規律；順應宇宙陰陽反正的法則，萬物生死相替，自然界才會有永不止息的無限生機；效法山川的高下人類就應有等級秩序。這都是大自然的客觀規律。按照國家的地理版圖，劃分出中國和鄰國的疆域；根據人的德才，授予相應的官職；依照無德無才者的實際情況，讓他們去做各種服務性的工作；根據業績和功勞的大小給予合理的獎賞；按照各地不同的情況徵收稅賦；根據親親血緣關係來製定輩份長幼的倫理秩序。這就是聖人法天象地而推崇的社會的客觀規律。上古有名的大力士烏獲力大無窮，拉住牛尾，一頭牛一天都走不出一丈遠，可是如果讓一個孩童用桑木做的圓環穿在他的鼻子上，用三尺長的繩子繫在烏穫的脖子上，大力士也只好乖乖任人擺布。這時候小孩子指揮大力士，就有如風行大澤一樣隨心所欲。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局勢順利，所向無阻啊！

如果說唐代隱士趙蕤（瑞陽平）所著的《反經》是講治國之道的話，那麼黃石公的《素書》完全可以說是講修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歷來被當作有為者必須遵循的人生正道。不注重修身，連自己的家庭都治理不好，談何治國平天下？《素書》六章，正是總結、歸納了有關修身的根本原則和在現實生活中運用時的經驗與規律。《素書》所講的修身總則，假如用高度精練的語言概括之，只有一句話：天地之道，簡易而已。怎樣理解這句話呢？簡易的道理是從中國哲學的源頭——《易經》而來。《易經》把宇宙萬物的規律用「三易」來概括。要了解宇宙、人生，必須明白這三處基本原則。

第一、變易：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萬物，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比如此刻我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瞬息之間就過去了，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它留住，即使用最高級的科技手段，譬如錄像，攝下來的也不過是一種當備忘的檔案材料而已，絕對不是絲毫不爽的已經過去的那個場景了。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情感和精神也不會相同，就是重覆的、一字不差的一句話，前一秒鐘說和後一秒鐘說，其意味、效果和對象等等都絕不會相同。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動不息有如流水，所以高智慧的人，不但知變而且能適應這個變，這就叫合乎天道。

第二、簡易：宇宙萬事萬物，有許多是我們的智慧知識沒有辦法了解的。天地間存在著「有其理無其事」的現象，那是我們的經驗還不夠，科學的實驗還沒有出現，所以我們做不來；也存在「有其事不知其理」的現象，那是我們的智慧不夠，還認識不到。也就是說，宇宙間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這樣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們的智慧不夠、經驗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罷了。《易經》「簡易」之理是一個非常智慧的概念，它告訴我們，宇宙間無論如何奧妙的事物，當我們的智慧夠了，認識了它以後，就覺得原來如此簡單。在科學史上，有許多偉大得足以改變世界面貌的發明，在研究過程中，雖然特別艱辛、複雜，有的科學家甚至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一個科研項目，也未必能攻克。然而一旦破譯了其中的奧祕，回頭一看，卻非常簡單。人們至今不是還在說，開闢了大工業生產時代的蒸汽機的發明，其原理不就是蒸汽衝擊茶壺蓋嗎？萬有引力不就是牛頓由蘋果落地而豁然頓悟的嗎？現代最先進的科技成果電腦，不就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因受到《周易》的啟發，提出二進位製——1+1=10的原理而產生的嗎？這就叫「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以真正的真理其實非常簡易。推理、闡述得越複雜、難解的理論，恐怕離真理越遠。

第三、不易：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可是卻有一種永遠不變的東西存在，它能變出萬事萬物來，但自身卻是永遠不變的，是永恆存在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薩」；哲學家叫它是「本體」；科學家叫它是「能」。一個人要想加強自己的修養，怎樣才能找到自己本來有的那個「不易」，在與時「變易」之際，求得真正的「簡易」──真理呢？

諸葛亮的《誡子篇》為我們披露了這一祕密：

他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後人著書立說，教子家訓，說都沒有超出諸葛亮的這幾句話。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要想成為一個有教養、有道德的人，就必須以「靜」來做學問，以「儉」來修身。儉不只是節省用錢，而且自己的身體、精神也要保養，簡單明了，一切乾淨利落，這就是「儉」的意思。

「非澹泊無以明志」，是講養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是講修心。「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是講求學的道理：心境要寧靜才能求學，才華要靠學培養，有天才而沒有學問修養，才情就會枯竭。正如孔子所說：「學而不思，讀書再多也是白搭；思而不學，有才能也是很危險的事情。」縱然是天才，如沒有學問，也不能成為偉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還要有廣博的學問。學問從何而來？從刻苦的學習中來，然而心思不寧靜，則無法成就其學業。

「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慆慢也就是「驕傲」一詞之「驕」。沒有真本事而自以為了不起是驕，有本事而看不起人為傲，慢就是自以為對。主觀太強，那麼求學問就不能研精。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和歷史經驗都在說，一個人不管有多大學問、多大權威，一驕傲就失敗。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學，有周公的美德，可是假如他驕傲自大，又慳吝不仁，這種人就不值得一提了。

「險躁」是什麼意思？人做事情，都喜歡佔便宜、走捷徑，想走捷徑的人大多會心存僥倖，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其結果是逐漸養成盲目暴躁、急於求成的習性，遇事自然就要喪失理智，冒險蠻幹。這種人，沒有不失敗的。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如果人到臨死時才明白人生是怎麼回事，就一切都晚了！至於有的人到死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那就更不用說了。清末著名學者王國維用這樣三句宋詞來描述為學的三種遞進的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銷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思想道德修養又何嘗不是這樣呢！＃